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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哭，只是呼吸，使劲儿地，故意地。然后，忘记了呼吸。我3岁的时候曾经昏厥过一次，当时我不想从浴缸里出来，所以在水里憋着气耍性子。那时我太小不记事。“你当时怎么办的？你当时怎么办的？”童年时我总爱缠着母亲，让她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讲这个故事。这股刨根问底的劲儿，让我乐在其中。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当时她伸出双手，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脸变成了铁青色，直到我的脑袋栽进她的手中，然后呼了一口气，就这么活过来了。
我对母亲说：“我明天早上就回来。”而后我看了看半躺在塑胶沙发上的艾迪，对他说，“我会把利夫带回来的。”
然而医生只是忧郁地摇了摇头，然后便继续进行下面的步骤，他毕竟是有工作在身的。他告诉我们，医院可以通过放射疗法来减轻母亲后背的疼痛，通过这种方式，沿着她整条脊椎生长的肿瘤也许会有变小的可能。
母亲听到利夫的名字，睁开了双眼。那湛蓝而闪光的双眼，与从前别无二致。经历了如此的病痛折磨，那双眼睛却始终没有改变。
“但她不吸烟啊！”我反驳道，仿佛这能让医生推翻他的诊断结果，仿佛癌症是按常理出牌的好好先生，可以与之讨价还价一样，“她只在年轻的时候沾过烟，况且她已经成功戒烟好多年了。”
我不平地诘问道：“你怎么能不生他的气呢？”这个问题，我可能已经问了十遍了吧。
我们被领到一间做检查的病房里，按护士的指示，母亲脱去上衣，穿上一件棉制的罩衫，罩衫上的带子在她的身侧松散地垂下。然后，母亲爬上了一张带软垫的台子，垫子上铺着白纸。她每动一下，身下的白纸就会发出哗哗啦啦的声音，听起来仿佛整间屋子都在炼狱之火中熊熊燃烧。我的目光落到了她裸露的背部，她腰间那微微凹进去的曲线依然散发着生命活力。她不会就这么离开的，她的背部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明。我正盯着母亲的背发愣，我们的“正牌医生”走进了房门。他告诉我们，母亲若是能够再活一年，就是天大的奇迹了。他解释说，母亲的病已无药可救，医院已经回天乏术，决定放弃对她的治疗。之后他安慰我们说，肺癌拖到这么晚才诊断出来的例子，并不算少数。
“强扭的瓜不甜啊。”以前母亲老是这么回答我，或者，“谢莉尔，他才18岁啊。”但这次，母亲只是凝视着我，说了一句：“亲爱的。”当我被她的袜子搞得火冒三丈时，当她眼见我竭力改变现状却徒劳无功时，她说的都是这个词。她用这唯一的词语，试图给我安慰，让我逼着自己接受眼前的现实。
可是事实并非如我所想。
我对母亲说：“我明天会和他一起回来。我们会一起回来陪你的，好吗？我们都不会离开你的。”我将手伸过她四周垂下的一根根导管，轻轻地抚摩着她的肩膀。“我爱你。”我一边说，一边俯身下去亲吻她的面颊，但她却避开了我，因为她身上的剧痛让她连一个吻也无力承受了。
当时我22岁，母亲怀我的时候也是22岁。她22岁有了我，我22岁时她却要离开我……不知为何，这个句子就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一时间盖过了那句“见鬼去吧”的祷告。我差点痛苦地怒吼出来。余生母亲就要离我而去了，这种对未知的已知让我快要不能呼吸。我竭尽全力将这个残酷的事实挤出脑海。在那一刻，在那个电梯里，我不能让自己那么想，并且尽力继续呼吸。我安慰自己说，如果医生带来的是坏消息，他肯定会把我们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面会放着一张锃亮的木制办公桌，医生会在那里通知我们。
“……爱……”她太过虚弱，已无力说出“你”和“我”，只是低声说了一个“爱”字。我走出病房时，她又重复了一遍。
“这样就好啦。”她对我说。
我乘电梯下楼，来到寒冷的街上，沿着人行道往前走。我路过一家酒吧，透过平板玻璃窗，看到酒吧里座无虚席，每个人都戴着亮闪闪的绿色纸帽子，身穿绿色衬衣和绿色背带裤，喝着绿色的啤酒。一个男人与我目光相会，他醉醺醺地指点着我，隔着窗户大笑起来。
我跟在后面，不让自己胡思乱想。终于，我们乘上了电梯，准备去见宣判命运的医生。我们总是叫他“正牌医生”，一个已经把母亲所有的检查结果汇总，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相的人。电梯徐徐上升，母亲伸出手来，一边帮我把裤子整理好，一边用手指摩挲着裤子的棉质布料。
我开车回家，喂了马和母鸡，然后拿起了电话。两只狗感激地舔着我的手，家里的猫也拱着趴在我的大腿上。我给每一个有可能知道弟弟下落的人打了电话。有人告诉我，他酗酒很严重；有人告诉我，没错，他的确和一个来自圣克劳德的叫作苏的女孩在一起。午夜时分，电话铃声响起，是弟弟，我告诉他，这是他和母亲的最后一面了。
“就坐一下。”母亲说着，几乎瘫软在了轮椅上。她与我四目相视了一瞬，然后就被艾迪推往电梯间。
半小时过后，弟弟走进门来。我真想冲着他大吼，真想用我的满心恼怒和责难把他震得浑身战栗。但当我看到他时，我所能做的只是抱着他号啕大哭。那一夜，他看上去是那样苍老，又是那样稚嫩。我生平第一次发现，弟弟已经长成了一个男人，但我也能感到，骨子里的他还只是个孩子。我的小男孩，一直以来被我如母亲般呵护的那个男孩，在母亲因工作不能在家的时候，是我别无选择地担负起了妈妈一半的责任，照顾他、呵护他。卡伦和我虽然相差三岁，但我们的成长环境让我俩和双胞胎姐妹无异。在利夫的成长过程中，我俩付出了同等的心血。
“她才不需要那东西呢。”我说。
“我受不了，”他泪流满面，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我不能没有妈妈，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
“要不要坐轮椅？”我们在一个铺有地毯的长廊见到一排轮椅时，艾迪问她。
“我们只能去面对。”虽然我自己也不知所措，但我还是这样回答弟弟。我们仰卧在他的双人床上，一边哭一边聊到了凌晨时分。我俩就这么依偎着，慢慢地进入睡梦之中。
可是，身在梅奥医院里的母亲，只要站着超过三分钟就会疲乏得支撑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