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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屋脊步道之旅是我人生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想到这里，我在步道上停下了脚步。但我马上转了念：眼见着母亲一天天走向死亡和面对失去她的生活，这才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挑战。离开保罗，亲手摧毁了我俩的婚姻和共筑的生活，只是因为那股非做不可的莫名其妙的冲动，这也是个巨大的挑战。但这次徒步旅行的挑战与那些挑战有所不同，旅途中的艰辛，让我人生中的其他艰辛显得轻了那么一丁点儿。虽然说来奇怪，但事实的确如此。这一点，或许我在上路之初就有所察觉了吧。或许，几个月前买下《太平洋屋脊步道旅行手册》的一时念起，其实就是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因为我的人生之线已被剪断了。
巴德从柜台的另一边伸出手握住我的手腕，把我的手腕翻转过来，读着手镯上的文字：“威廉·J.克罗基特”。读完后，他松开了我的手腕。艾梅事先做过一些调查，向我讲述了威廉·J.克罗基特的身世：他是一位空军飞行员，离26岁生日还有两个月时，他驾驶的飞机在越南被击落。这只手镯在艾梅手上已经戴了几年，从未摘下来过。自从从她手中接过这只手镯，我也一直没有摘下过。巴德告诉我：“我是个越战老兵，所以对这种和越战有关的东西特别敏感。我把旅店里唯一一间带浴缸的房间给你，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是1963年去的越南，那时候我还不到18岁呢。现在我是反战的，所有的战争都一律反对，百分之百地反对，除非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旁边的烟灰缸里有一支未熄灭的烟，巴德拿起烟，却没有往嘴里送，“今年内华达山脉上有积雪，你应该知道吧？”
那天早晨，在前行的途中，塞拉高地那白皑皑的山尖不时地跃入我的视线中。我感到，那剪断的人生之线正在从我的线轴上脱落，而我新获得的丝线却在渐渐地往上缠绕。在路上，我并没有让那些积雪的山峰占据我的思想，而是一心计划着到了肯尼迪草原百货商店后的情景，极尽细致地勾画着我将要在那儿购买的令人垂涎的食物：沁凉的柠檬汁、糖果棒以及我平常几乎不碰的各种垃圾食品。我想象着双手放在装备补给箱上时的感受，这箱子就像一块里程碑一样，这是实实在在的明证，见证着我已经走过的路程。我预演着走进商店里的开场白：“你好！我是太平洋屋脊步道的徒步旅行者，来这里取我的装备补给箱。我的名字叫谢莉尔·斯特雷德。”
巴德说：“我喜欢你的手镯，所以才愿意帮你洗衣服的。”我把雨衣的衣袖卷高，和他一起看了看我的手镯。手镯已经褪色，活像一只银质的手铐。几周前，我的朋友艾梅和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条街道上分别时，她把这只刻着“POW/MIA”<a id="jzyy_1_109" href="#jz_1_109"><sup>(1)</sup></a>的手镯戴在了我的手上。
谢莉尔·斯特雷德，谢莉尔·斯特雷德，谢莉尔·斯特雷德：这姓名至今还让我说得有些别别扭扭的。“谢莉尔”这名字跟随了我一辈子，但“斯特雷德”这个姓却算是个新成员：我和保罗在4月申请了离婚，这个姓是在那之后才换的。保罗和我结婚时，把双方的姓并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四个音节、中间得用连字符连接的姓。我对这个姓一直不大喜欢，觉得它太复杂、太冗长了。很少有人能叫对我的姓，即使是我自己也常常被搞得晕头转向。和我短暂共事过的一个性情乖戾的老人曾经叫我“谢莉尔·连字符–连字符”，因为他被我的姓弄得颠三倒四的，而我也感同身受。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把身上的衣服脱掉。虽然正值炎炎6月，但我并没多想，套上我的雨衣和防雨裤，走回了服务台。我有些歉意地把一堆脏衣服交给巴德，再次向他表示了感谢。
和保罗分居几个月后，我俩经历了一段不知是否要离婚的摇摆期。我俩一起坐下来，研究我们的离婚文件，仿佛搞定这些文件未来就能豁然开朗似的。我们翻阅着这些文件，发现其中有一个问题是：离婚后双方各用什么姓氏？问题下方的横线上什么都没有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横线上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姓什么就姓什么，这真是让我们吃了一惊。刚刚看到这个问题时，我俩觉得特别好玩，于是便给自己取了不少荒诞不经的姓氏，什么电影明星的姓氏啊、卡通人物的姓氏啊，还把完全构不成姓氏的单词胡乱拼凑在一起。
我问柜台后的男人有没有空房间。他对我说：“我叫巴德。”他愁容满面，从咳嗽声不难判断是个烟鬼，面庞布满皱纹，耷拉着黑褐肤色的双下巴。我告诉他我正在徒步旅行，他听闻后，非要帮我洗脏衣服。我百般推托，而他却说：“亲爱的，我在洗床单和毛巾的时候把你的衣服顺带着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了。举手之劳嘛！”
我孤身一人回到自己的住所，却对那条空白的横线念念不忘。如果和保罗离了婚，我肯定要给自己重新取一个姓氏。我不要再当谢莉尔·连字符–连字符了，我也不想再使用高中时用的姓氏，不想重新变回曾经的那个我了。因而，在我和保罗为婚姻的前途踟蹰茫然的几个月里，我为改姓问题绞尽脑汁，一遍遍筛选着和谢莉尔听起来相配的姓氏，还列出我喜爱的小说主人公的姓氏，从中找灵感，却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一天，“斯特雷德”这个词蹦了出来，我立即去查字典：非此词莫属了！“斯特雷德”（strayed）这个词条下条目繁多，释义富有诗意，简直就是我人生的真实写照：“从正确的道路上迷失，偏离直达的航线，放荡狂野，失去父母，居无定所，为追求某物而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偏离主题或走岔路。”
我走到一家食品杂货店，在货架前转来转去，面对小山似的食物，犹豫着该买些什么才好。我挑了几样食品，来填补我没法做饭时吃掉的食物的空缺。然后，我沿着一条车辆繁多的快速路走了一段，找到一间看上去像是镇上最便宜的旅店。
我曾误入歧途，浪迹天涯，变得放荡狂野。对这个姓氏，我并没有欣然接纳，不是因为这个词让我的人生和所处环境中的污点暴露无遗，而是因为即便是在那段为自己改姓的人生最黑暗的低谷期，我仍然能够感受到这股消极的黑暗的威力。我明白，我的确偏离了正道，的确是在居无定所地流浪，而我的流浪让我四处奔波，也让我从中得到了对自己未曾有过的崭新认识。
他骑车离开了。“祝你好运。”我对他说。
我将“谢莉尔·斯特雷德”这个名字在日记本上写了满满一整页，就像一个待嫁的少女重复书写着梦中情人的名字似的。只是，这所谓的梦中情人并不存在，我就是我自己的“情人”，在我那无根无基、无本无源的漂泊中，亲手栽下一份依靠。即便如此，我仍然心有疑虑。从字典里随意挑一个词语作为自己的姓氏，在我看来总有点儿自欺欺人、幼稚无知之嫌，还有点儿矫揉造作的感觉。几年以来，我一直在私下里讥讽我的同龄人中那些假装很懂艺术的左派嬉皮士们，觉得他们为自己杜撰出来的名字很是可笑。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我向几个好友透露了我的决定，让他们用新姓氏称呼我，好让我试试使用新姓氏的感觉。我进行了一次公路旅行，每每碰到要在旅客登记表上签字的情况时，我都会用微微颤抖的手写下“谢莉尔·斯特雷德”这个名字，心中泛起一丝隐隐的愧疚感，好像我在伪造支票似的。
我伸手相迎。
等到我和保罗决定申请离婚的时候，我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新姓氏，于是毫不犹豫地在那条空白的横线处填下了我的新名字。但其他的横线却让我有些踟蹰不定了，那无数条需要我签名的空白横线，终将把我的婚姻一步步推向终结。我带着几丝犹豫和不安，在这些地方签了字。离婚其实并不是我真心想要的，而婚姻也不是我心所愿。我觉得，与保罗离婚的决定固然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我也觉得我这是在亲手摧毁我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我无法在二者之间做出权衡，当时，那场婚姻于我，就像我在步道上碰到公牛后的情形一样：这公牛有可能在前，也有可能在后。于是，我一咬牙，朝着我未曾涉足的方向，踏上了征途。
“但也还算是邻居呀。”他说着，把手伸得低些，好让我和他击掌庆祝。
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那天是个4月天，明尼苏达州下了场雪，大片大片的雪花打着旋儿从天空直降而下，将整座城市都笼罩在奇幻之中。我俩的对面坐着一个叫薇儿的女人，她是我俩的一个熟人，也碰巧是我俩的公证人。我们坐在她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中，透过大大的窗户望着雪景，强颜欢笑地时而打打趣。我之前只和薇儿见过几面，对她的事情只是略知一二，对她的印象也模模糊糊的。她很可爱，说话直爽，身材娇小玲珑得让人难以置信。她至少要比我俩大10岁，留着1英寸长的金黄色短发，面前垂下一缕染成粉色的长头发，像一只小小的翅膀一样盖在她的眼睛上。她的双耳耳郭上戴满了银耳环，五颜六色的文身像衣袖一样布满她的双臂。
“嗯……差不多算是邻居吧。咱俩中间还隔着个威斯康星州呢。”我脱口而出，而后马上有些后悔了，因为我并不想伤害他的感情。
闹市区一间带有大窗户的办公室、一份体面的工作，外加一纸公证人资格，这些东西和她的打扮似乎有些格格不入。我们之所以选她为我们公证，是因为我俩想让离婚程序简单一些。我们想要故作轻松，想要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我们还算是温柔善良的好人，六年前我们对彼此发出的誓言仍是真心的。几周之前，我俩在我的住处下定决心要申请离婚，喝到微醉时，我们问彼此：“结婚时发的誓还记得吗？”
“啥？！”他大呼一声，脸上闪现出一个大大的笑容，“你可是我的好姐妹呢！我是伊利诺伊人，伊利诺伊和明尼苏达不是好邻居吗？”
“找到啦！”我在纸堆里翻了一通，终于找到了我俩亲笔写下的结婚誓言——三张用订书钉订起来的褪了色的纸。我们还为这誓言起了个名字：“雏菊盛开之日”。“雏菊盛开之日！”我大声嚷道。我俩笑得前仰后合，笑曾经的我们多么稚嫩。然后，我把结婚誓言重新放回了纸堆的顶上，因为我无法再读下去了。
“明尼苏达人。”
我俩结婚的时候太青涩了，这决定让大家都吃了一惊，连我们的父母都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同居，非要结婚不可呢。但我们怎么能满足于同居呢？虽然那时我才19岁，保罗才21岁，但我俩爱得那样轰轰烈烈、死去活来。我们相信，必须做出点儿疯狂的事情，才能证明我们俩疯狂的爱情。因此，我俩便做了想象所及的最疯狂的事情——结婚。但即使是到了婚后，我们也并没有夫妻的感觉：我俩虽然都相信一夫一妻制，但却都没有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意思。我们把自行车装进箱子里，把箱子寄到了爱尔兰，一个月后，我在那里度过了20岁生日。我们在爱尔兰的戈尔韦租了一间公寓，然后又转念搬到了都柏林，双双在餐馆找到了服务生的工作。保罗的工作地点是一家比萨店，我则是在一家素食咖啡厅。四个月后，我俩搬到了伦敦，一贫如洗的我们，竟在人行道上拾起了硬币。最后，我俩回到家乡，不久后，母亲撒手人寰，而我俩的所作所为，则一步一步地把我们推到了薇儿的办公室中。
他并没有骑车离开的意思，又继续问道：“你是哪里人？”
我和保罗在桌下攥紧了彼此的手，看着薇儿有板有眼地检查着我俩的离婚文件。她一张接一张地查看着文件，一直把五六十页文件全部浏览完毕，以保证我俩没有犯什么错误。看着她，我突然萌生了一股忠贞之感，仿佛我和保罗同在一条战线，要共同迎击她可能指出的问题，仿佛我俩正在申请的，不是分手离散，而是一生相守。
对他的好意，我既觉得感动，又有些反感：“谢谢你，不用了。”
终于，她对我们说：“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对我们默默一笑后，她用比刚才还快的速度又浏览了一遍文件，时而用她巨大的公证人印章盖在纸上，时而把几页文件从桌子那头推给我们签字。
他把纸袋递给我：“这个给你吧。里面有面包和红肠，你可以自己做三明治吃。”
“我爱他。”接近尾声时我突然脱口而出，眼里噙满了泪水。我本想把袖子卷起来，想用新刺的马形文身上盖着的方形纱布向薇儿证明，但我只是语无伦次地继续说了下去，“我是说，我们离婚不是因为缺少爱情。我爱他，他也爱我……”我看看保罗，希望他能表示同意，等待着他也向我表示他的爱意，但他只是缄口不言。于是我又一次开口，“我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让你误会。”
我点点头。原来他以为我和他是同道中人，也是个流浪汉，或是个逃犯。原来我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女大学生，连曾经的女大学生都算不上。我没费口舌跟他解释徒步旅行的事儿。
“我明白。”薇儿说着，用手把那一缕粉色的头发从眼前拨开。我看到她紧张地将目光从文件上移开，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继续低头看文件。
他大吼道：“千万别！我在旅店里住了一夜，然后就被关到监狱里去了。”
“都是我的错。”我哽咽着用颤抖的声音说，“他什么错都没有，有错的是我，我连我自己的心都伤透了。”
我告诉他：“我今晚可能要在旅店过一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