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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都很好。”
“我去了一趟银河都会酒店，”我说，“和一个经理助理谈了谈，他给我看了琼斯先生填写的登记卡。”
“有进展吗？”
“嗯？”
“还很难说。你在这儿捡起一块碎片，在那儿捡起一块，但你永远不可能知道它们能不能拼凑在一起。你从金的公寓拿走了什么？”
“说起来还真有。”
“就一些钱，怎么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有什么我能帮你的——”
“多少？”
“很难说。”
“几百块。她把现金放在梳妆台最上层的抽屉里，不是什么藏东西的秘密地方，就是她习惯把钱放在那儿。我找了一圈，看她有没有在哪儿藏私房钱，但我没找到。我没找到银行存折或保险箱钥匙。你呢？”
“调查有什么进展？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没找到。”
“多半。”
“钱呢？当然了，谁找到就归谁，我只是问问而已。”
“哈，这句话我要记下来。主教也会有这种时候。多半确实如此。”
“没有钱。你只拿走了钱吗？”
我想到比利的女房东对他说的话。“别想了，”我说，“主教也会有这种时候。”
“还有一张夜总会摄影师给我和她拍的照片，没理由把这东西留给警察。怎么了？”
我向他保证他没做什么错事。我不确定他昨晚的记忆到底有多清晰，他醉得足以失去记忆，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喝断片儿。也许他只是有点意识模糊，不确定我怎么看待他醉后吐的真言。
“我只是在瞎琢磨。你是在警察抓你前去的那儿吗？”
“绝大多数时候我热爱工作，但有些事情就是会让你失控，那些事没人愿意知道，隔一阵我就必须把这些毒素从我身体里清除出去。希望昨晚快结束的时候我没闹得太出格。”
“他们没有来抓我，我是主动去投案的。对，我先去了那儿，事实上还好比他们早了一步，否则那几百块钱就不见了。”
“没问题。”
也许吧，也许不会。我说：“你没带走那只猫？”
“呃，总体而言的，”他说，“这些烂事偶尔会压得我失去控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需要释放一下，喝个烂醉，嘴里跑跑火车。我没养成习惯，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这么来一下。”
“猫？”
“关于什么的？”
“她有一只小黑猫。”
是德金。他说：“哎，马特，我只是想说希望昨晚我没给你留下错误的印象。”
“哦，对。我根本没想到过那只猫。不，我没有带走。要是我想到了，会放点食物给它吃。怎么，猫不见了？”
旅馆前台又有一条德金的留言。我立刻打回去，但他又出去了。我留下我的姓名和号码，上楼回房间。我正在重读唐娜的诗，电话响了。
我说不但猫不见了，猫砂盆也不见了。我问他去她公寓的时候猫在不在，但他不知道。他没注意到有猫，但另一方面他也没有特意去找。
我在场间休息时溜走。
“再说我动作很快，你明白的，进去出来还不到五分钟。猫有可能从我脚边走过，而我根本没注意到。这有什么重要的吗？猫又不可能杀她。”
“戒酒几个月后，”他说，“我听说酒精会杀死脑细胞，我担心我的大脑受损程度，于是我去找我的担保人，告诉他我在想什么。‘嗯，’他说，‘也许你已经有一定的脑损伤了。有这个可能性。但我问你，你记得今天明天的戒酒会活动在哪儿举办吗？你能毫不费力地找到路去那儿吗？’‘当然，’我说，‘这个我完全能做到。’‘那好，’他说，‘你现在需要的脑细胞都还活着。’”
“当然。”
我走向圣保罗教堂。发言者用随随便便的闲谈语气讲了个恐怖的故事。他的父母都死于酗酒，他父亲是急性胰腺炎，母亲酒后自杀；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妹死于疾病，另一个兄弟因为脑水肿住在州立医院。
“你不认为她会带猫去酒店，对吧？”
我上楼回到房间里，气喘吁吁，疲惫不堪。我躺下，但这么躺着我完全无法休息，关不掉我脑袋里播放的磁带。我再次下楼，喝咖啡，吃芝士三明治和炸薯条。咖啡喝到第二杯，我从口袋里拿出唐娜·坎皮昂的诗。它里面有些东西想钻进我的脑海，但我找不到那究竟是什么。我又读了一遍。我不理解这首诗的含义，觉得它在试图表达某种字面上的意思。我感觉它的构成元素在朝我挤眼睛，想引起我的注意，可惜我大脑受损严重，难以心领神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