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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越拖越长，然后他说：“如今他们在地铁里抽烟，你发现了吗？”
“够高了。”
“我发现了。”
“凶杀案以前一年一千起左右。全城五大区，一天三起。这数字看上去很高对吧？”
“以前可没有。一个人也许会用消防斧砍死他爹妈，但绝对不敢在地铁车厢里点烟。如今你会看见中产阶级的人点起香烟，喷云吐雾。就在最近这几个月。你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吗？”
“我知道。”
“怎么开始的？”
“我想说威斯康星来着，但他们大多数来自明尼苏达。”
“记得一年前吗？一个人在PATH地铁上抽烟，一名PATH乘警请他灭掉，那家伙掏出手枪，当场打死警察。记得吗？”
“威斯康星。”
“记得。”
“去他妈的金·达吉南，”他说，“一个没脑子的小婊子从一千五百英里外赶来卖身，把钱交给一个黑鬼皮条客，她被开膛破肚又有谁在乎呢？我是说，她为什么不能在该死的明尼苏达好好待着？”
“然后就开始了。你读到这篇报道，无论你是谁，是警察还是普通市民，都不会急着叫过道对面的那家伙别他妈抽烟了。于是几个人点烟抽，没人阻止，跟着学的人越来越多，入室盗窃这种大案报警都是浪费时间了，谁他妈还在乎在地铁车厢里抽烟的人呢？你不执行法律，人们就不会再尊重它。”他皱眉道，“但你想想那位PATH乘警。你喜欢他那种死法吗？你叫一个人别抽烟，结果砰的一声，你死了。”
“但金·达吉南——”
我不由自主地说起鲁丹科的母亲，她死于炸弹爆炸，就因为她的朋友搬了一台不该碰的电视机回家。我们就这样交换恐怖故事。他讲述一位社工被骗上公寓楼屋顶，遭到轮奸，最后被扔下去摔死。我回忆一篇我读到过的报道，一个十四岁少年被一名同龄少年开枪打死，两人互相不认识，凶手坚称受害者嘲笑他。德金讲了几个最终以命案告终的虐待儿童案例，还有一个男人闷死了女朋友的未成年女儿，因为每次两个人去看电影，他都要花钱请保姆看孩子。我提到格雷夫森德的那个女人，正在壁橱里挂衣服的时候被霰弹枪打死。我们的交谈里弥漫着“看看谁厉害”的味道。
“那还用你说？一年比一年高。各种案件的发生率都一年比一年高，不太严重的案件的统计数字却开始下降，因为人们懒得报案。就像我姐姐家的盗窃案。你回家路上被堵了，但罪犯只抢走你身上的钱？好，妈的，何苦非要立出一个联邦重案呢？对吧。你还活着就该谢天谢地了。快回家祈祷，感谢上帝的恩典。”
他说：“市长觉得他找到了答案。死刑。把黑椅子给我拉回来。”
“我知道越来越高了。”
“你觉得能成功吗？”
他说：“警察当得好不好，有一半在于会不会估算成功概率。只查有机会破案的案子，剩下的就随便在风里飘吧。你知道这座城市的凶杀案发生率吗？”
“公众无疑希望这样。死刑有一个你没法否认的好处，那就是在你电死一个浑球后，至少你知道他不会再犯法了。去他妈的，我会投赞成票。把椅子拉回来，电视直播该死的处决，插广告挣钱，多雇几个警察。想知道一个秘密吗？”
听他这么说，我并不吃惊，但这几句话里有些东西让人心如死灰。我拿起姜汁汽水看。
“什么？”
“就算是他干的，他也干得非常干净。我们在他的不在场证明上连一个瑕疵都找不到。假如他雇凶杀人，我们也不可能找到他雇了谁，除非撞到狗屎运。当然了，这种事偶尔也会发生，你知道的。馅饼就掉在你手里。一个人在哪个下三滥酒吧说了些什么，对他怀恨在心的人把话传出去，忽然之间我们知道了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某些事情。然而即便如此，我们离能立案也还差得远呢。另一方面，我们也没兴趣在这个案子上累死累活。”
“我们其实有死刑，但处决的不是杀人犯，而是普通市民。你走在马路上，死于非命的可能性高于凶手上电椅的可能性。咱们每天都有五次六次七八次死刑呢。”
“对。”
他的嗓门越来越大，酒保这会儿在听我们的交谈。我们把他的注意力从电视节目上吸引了过来。
“不，但我也不会发誓说他们没撒谎，再说他也可能雇凶杀人。我们已经谈过这个了。”
德金说：“我喜欢电视机爆炸的那个案子，真不知道我怎么会错过它。你以为你一个个全都听说了，但总有你不知道的新鲜事，对吧？”
“你认为他们在撒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