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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有进展再告诉我。如果能镇定同一个嫌犯,我们就要知会西九重案。」关振铎拍了一下蔡督察的臂膀,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坐在椅上,心想这案子有任何后续,也得由小蔡一人负责——毕竟自己明天就不在,无法再作出任何指示了。
关振铎偶然会这样想。不过,他知道这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尤其他在四十五岁后,察觉身手已远不及年轻时灵活。在前线从事侦缉工作,意味着跟悍匪对峙的可能,关振铎很清楚自己已没有这一份魄力了。
虽然关振铎决定放手不管,但他没关上房门,一边审核最后一批行动报告,一边留意着第一队成员的动态。在电话声、交谈声此起彼落间,他听到案件的初步消息——四瓶水管疏通剂在早上十点零五分被人从一栋旧式大楼顶楼投下,分别掷向嘉咸街与威灵顿街一带的摊档。嘉咸街市集是香港历史悠久的露天市场,既有售新鲜食材也行卖生活杂货,是附近居民经常光顾的街市,亦是一个著名的游客观光点。由于是早上市民买菜的繁忙时段,这次袭击导致三十二人受伤,其中更有三人负伤较严重,被腐蚀液灼伤脸部和头部等等。关振铎知道,三十二人」这个数字并不一定正确,在任何案件发生初期,伤亡人数通常有误,待伤者名单经医院和警方核实后才能作准。现在报告有三十二位被害者,搞不好最后发觉有四十多人受伤。
「我还是适合在现场调查吧?」
半个钟头后,蔡督察眉头深锁,紧张地敲关振铎的房门。
关振铎对这个岗位,可说是又爱又恨,情报科让他充分发挥所长,身处警方的情报核心,他掌握了全香港所有案件的情报,他的洞察力令其他部门获得更精准的资料,大大减少了行动失败的风险,保障了前线警员的安全。然而,关振铎并不喜欢这职位,因为他只能从其他人手上得到资讯。在加入情报科之前,他在地区的刑事侦缉部,重案组等部门工作,可以亲力亲为,在案发现场搜证、盘问证人和嫌犯,得到第一手的证言和证据,在情报科的八年里,他不时对其他部门传来的口供纪录感到疑惑。为什么查问的警员没就某一点追问?为什么没有检查现场的某一个角落?
「怎么了,有伤者不治吗?」关振铎问。
在B组工作,必须了解人命的价值。稍有轻率,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前线警员可以临机应变,在千钧一发间作出改变命运的决定,但B组的警员只能在事前抉择,或是在事后检讨错误——而这错误,往往是无法挽回的。
「不、不,组长,刚收到另一宗更麻烦的突发事件报告——有囚犯趁着到医院诊症时发难,越柙逃走了。」
过去八年间,关振铎都在刑事情报科工作「担任」组组长。B组的工作是分析情报,像是从大量的监视器影片中整理出嫌犯的身影、从累积数个月的监听纪录中抽出暴露罪证的一分钟。B组成员在工作上所冒的风险比其他警员低,他们不用像D组的同僚贴身跟踪可能怀有致命武器的歹徒,亦不用像A组的探员在目标地点隔壁夜以继日地截听、接触敌我难分的线民,更不用像早前成立的「攻击队」需要直接进行拘捕任务;可是,B组成员承受的精神压力却高于其他人,因为他们知道分析出来的每一个结果,对任务成败起着关键作用。以前就试过情报出错,低估了匪徒的火力,结果令前线警员殉职。
「哪儿?玛丽医院?」玛丽医院位于港岛薄扶林,赤柱监狱的囚犯会被送到这公立医院求医。
在警队服务了三十二年,五十岁的关振铎高级警可明天开始就会卸下职务,光荣退休。他本来的退休日期在七月中旬,但他积揽了很多补假,按照警队守则,他必须在离职前清掉所有休假。屈指一算,他的退休日提早了一整个月,不过他心想这来得正好,如果他在七月一日之后才退休,警队要为他准备新的委任证和制服警章——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权移交后,「皇家香港员警」会变成「香港员警」,警徽上的王冠换成紫荆花。关振铎不是对「皇家」的称谓有什么留恋,他只是觉得,新的委任证他用不到一个月便要注销,这实在太浪费了。
「嗯、嗯,玛丽。」蔡督察结结巴巴地说:「但问题不是『哪儿』,是『谁』——落跑的囚犯是石本添。」
但对关振铎来说,这一天毫不平凡,今天是他在岗位的最后一天。
关振铎听到这名字,不由得怔住,八年前关振铎加入情报科,履新第一天便参与了围捕石本添、石本胜兄弟的行动。这两兄弟当年位列通缉名单第一、二位,兄长石本添是个奸险狡诈的智囊,弟弟石本胜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悍匪。石本胜在八年前的行动中追击毙,但石本添不知所终。行动后一个月,警方成功找出石本添的藏身之所,将他拘捕。
对大部分香港人来说,一九九七年六月六日只是平平无奇的一天。两天前下过滂沱大雨,天文台曾发出红色暴雨警告,部分排水设施不足的街道发生水浸,但今天一切已回复常貌。天气还是一贯闷热,即使从早上开始天色已是一片昏蒙蒙,偶尔洒下几阵梅雨,气温却没有下降的迹象。虽然清晨时分港岛西环一栋公寓发生火灾,上班繁忙时间中区德辅道中有一辆盛载化学原料的货车翻车导致交通严重挤塞,对一般人而言,六月六日只是个平凡的星期五。
而凭着散乱的情报逮住石本添尾巴的人,正是关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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