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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别人一堆堆高低不一的演讲稿，但就是没有关于格里尔的或者他本人的。他是后来才增补的演讲人。
女孩笑着问：“什么演讲？”
我说：“我猜明天报纸上会有他的演讲稿。”
听完政治家的演讲后，我想再去读一读橄榄球运动员的演讲稿。（我没有记笔记，各种信息设施让我变得懒惰起来）我后来去了媒体运作中心，就好像到了一个一切都会被录下的天堂。
她说：“未必。”
关于这位在柯克帕特里克夫人后面登上讲台的黑人橄榄球运动员，我还听到了一些传闻。他名叫罗斯福·格里尔，是一位“电视人物”，一位“名人”。结束橄榄球生涯后，他在众多职业中选择了做裁缝。但在政治上，他的立场在另一边。有人告诉我，罗伯特·肯尼迪被杀时他在场。所以他出现在共和党的讲台上，被认为是一件轰动的事情；我认为，这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在一开始显得很笨拙。
的确如此，我在一家达拉斯的报纸上看到了格里尔，但是没有找到他的演讲稿。记者们既忙碌又顺从，知道什么该忽略掉。
在贝克、赫克勒或奥尔特加的语言里，没有什么与之类似的东西。雷同的演讲（或者非常近似）、雷同的口吻、雷同的性格（或者没有性格）和雷同的语言：缺少弦外之音、已经被过滤过、了无新意；虚弱而僵死；计算机式的语言，有时会按照程序表现出激情，但却不比广告文案的油腔滑调更好。就好像在这个伟大的、把人放大的场合中心，有一种空洞，一种空虚。
第二天，美国第三十八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来到了大会现场。报纸上充斥着半是钦羡、半是恶毒的报道，说他在七十一岁的高龄收入丰厚，甚至超过了他那十万美元的总统退休金。但是福特先生已经失去了右翼的欢心，（根据另一家报纸的报道）这也是NCPAC（全国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委员会）选择在那一天举办得克萨斯募捐宴会，作为他们的“全美支持里根英雄会”项目的一项活动的原因。宴会的门票一千美元一张（媒体人士如果获准参加，则是免费的），将在纳尔逊·邦克·亨特的T环大牧场举行，那里距离达拉斯二十九英里。
这样的场合或许就是这样，这是庆典，是部落的宗教仪式，大家说了什么并不重要（就像印度教的圣人，常常只要随施功德，供人瞻仰，那就足够了）。但这些演讲如此缺乏个人色彩，如此相似，并不能让演讲者表达什么。英语就像其他还有活力的文学语言一样，总是在通过内部的典故丰富自身。如果不引经据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引用莎士比亚或钦定版《圣经》，引用众多诗人、戏剧演员、导演、历史学家或政治家中的一个，就难以运用这种语言。在一场战时演讲中，丘吉尔引用了诗人克拉夫的一句诗：“但是往西看呵，那是一片光明的土地。”克拉夫很快就被丘吉尔的名声掩盖，现在这句话成了丘吉尔的名言，可以通过很多方式使用或曲解（现在也许主要用于反讽）。甚至撒切尔夫人也会化用（在她年轻时很有名的）克里斯托弗·弗赖伊的一部戏剧的剧名：“这位女士绝不回头。”
邦克·亨特，一个人怎么可能抗拒这个名字？这是一个试图垄断白银市场的人；一个携天文数字的财富进入黄豆和赛马领域的人；一个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十亿石油资产、并将其增值为二十亿的人；一个如同其兄弟和姐姐，财富多到难以想象的人。
奥尔特加：我的美国同胞们，在合众国新铸造的一元硬币上铸有自由女神的侧脸像，一九八六年，也就是里根政府第二任期的中期，我们将会一起欢度这座伟大雕像的百年庆典。
我和一个来自新泽西的年轻作家安德鲁成了朋友。安德鲁是开着一辆用六百五十美元买的旧车来达拉斯的；坐在这部没有空调的车里，我们向西驶出达拉斯，在温度高达一百多华氏度的高速公路上，以六到三十英里的时速冲进炽热的阳光之中。一路上有许多和我们一样去往达拉斯郊外乡下的车。其实那里算不上乡下。达拉斯－沃思堡机场是全世界最大的机场之一；一架接一架飞机拖着黑烟，仿佛排成两队，有规律地从炎热的赭色天空下降到我们的视野中，飞机上的灯光突然就开始闪烁起来。高速公路上的通勤车流发出嘶嘶的响声，四周的天空也在轰鸣。
赫克勒：对我来说很容易选择。在罗纳德·里根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特殊的、在神的指引之下的美国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把我父母从爱尔兰吸引到了美国的海岸边。
安德鲁曾带着北方人的兴奋说，亨特的大牧场有自己的高速出口。那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你只是左转下高速而已，有一个交通警察在对面的车道阻拦车流。草地青翠，在炎热中让人讶异；围栏被漆成了白色。第一批助工就在里面（还有最外围的安保人员）：身着黑裤子和白衬衫的年轻男子，有些还戴着黑色或白色的棒球帽。
贝克：今年的美国不是要在罗纳德·里根和沃尔特·蒙代尔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要在一个证明了自己能够取得成功的团队和证明了自己无法取得成功的团队之间进行选择。
远处有一座白色的大帐篷。我们的车驶向那里。按照一定间距排开的低矮树木让这里显得更像是个果园，而不是景观公园。我们把车停在离帐篷不远的地方，走下车来。这次宴会安排了专门的“代客泊车”服务——一千美元一张门票，当然要有这样的服务。身着黑裤子和白衬衫的年轻男子负责把车开到远处的停车场去，然后再跑着回来——跑着回来，就好像这也是礼节的一部分似的。
玛格丽特·赫克勒：我们现在走到了一个大十字路口上。我们可以在停滞与增长之间进行选择，在天花乱坠的承诺和创纪录的成就之间进行选择。
安保人员对我们进行了安全检查。我们把媒体通行卡挂在脖子上；年轻的NCPAC干事（他们自己的主办方铭牌固定在衬衫口袋上，是用一种粘贴纸做的）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这场宴会——该如何描述它呢？一个骑在白马上的牛仔在笑，但又不是朝任何一个人笑，他不停地转动着一个小套索，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向下。一个女牛仔跨骑在另一匹马上。在“西部”打扮的酒吧里，女孩和枪手在宾客间穿梭。人们骑在驯化的长角公牛身上拍照。从一个开放的帐篷里传出音乐和歌声，是西部乡村音乐。有一些排档提供得克萨斯和墨西哥风味的食品。在开阔的地方，有人在烤牛排，油滴落进放在青草地上的一个长长的黑盘里。有些人坐在一辆驿站马车里，驾着车绕着小圈；那不是真正的驿站马车，也不是古董，是重造的。在另外一处，有一辆篷车，没有套马，停在那里，显然是一辆真的古董车。有三四个印第安人身穿满是羽毛的传统服装，站在宾客中间，等着有人给他们拍照。
凯瑟琳·奥尔特加：想一想，自从卡特－蒙代尔时代的通胀突破两位数以来，已经过去了多久，百分之二十一的利率，糟糕的经济。
我们是在得克萨斯，这里的高温和景观曾让第一批定居者惊叹不已。一辆驿站马车的平均时速是多少？六英里还是八英里？铁路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当时火车时速能否达到十五英里？但是这场西部风格的宴会并不是对往昔的庆祝，它更像是一场“演出”；按照NCPAC四处散发的宣传册上的说法，其实这就是一场演出，一场由一位专家和一家极其成功的公司（另一本非常全面的宣传册专门介绍了这家公司）共同导演的演出。影院和电视已经将往昔吞噬，这次宴会也许是为那些——像喜欢西部片一样——喜欢这样一个说法的人举办的：作为爱国者，他们喜欢西部片。而这种电影式的翻版西部正在被拍摄下来，准备在某个地方的电视上播放：演出嵌套着演出。一座装有电视摄像机的红色吊车不时在我们头上伸展上升，背后是壮丽的落日景象。天空中有几架轻型飞机：有人说也许是来赴宴的客人，正在降落。
霍华德·贝克：卡特－蒙代尔的组合给了我们两位数的通胀；利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一；外交政策就是任人发泄的沙包，经济指数也非常糟糕。
另一边，在远离红色吊车、电视摄像机、宴会和白色帐篷的地方，坐落着牧场的大房子。这所房子位于一块略微隆起的土地上，四周树木环绕，看起来平淡无奇。纳尔逊·邦克·亨特和他的妻子正在从这座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房子里走出来，电视节目组和一些旁观者走在他们前面，他们也许不只是宾客，也许是政治盟友，也许是被纳入私密社交圈的人。节目组——摄像师、音效师和记者倒退着走路，和螃蟹一样——让行进的队伍保持队形和庄重感。出席宴会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形时，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气，就像是见到了圣人或皇室成员。而他的家庭、财富和冒险经历的确让纳尔逊·邦克·亨特称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谁能和他相提并论。而他就在这里，在他自己的牧场上，为了一个他认为美好而虔敬的事业，担当着半个东道主的角色。
然后会议大厅里的演讲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一位著名的黑人橄榄球运动员出来介绍了几位奥林匹克运动员。这并非官方的安排，而是后来增补的节目；在介绍这位运动员时，主持人提到他个子很高（六英尺五英寸），还提到了相应的体重（我没能记下来）。之后登场的是一些政治家，都很有名。尽管现场有音乐、掌声和标语牌，他们的演讲似乎全都很雷同，口吻雷同，连所用的僵死语汇也是雷同的。
很难听清楚他在对电视记者说什么。他说话的声音很柔和，似乎在斟酌用词；只有两三次我听到了“保守”这个词。他似乎在对保守主义事业的发展表示满意。
演讲稿可以取阅，不过柯克帕特里克的演讲本身要比稿子丰富得多。这位演讲人有着对语言的敏感；在大会期间，这是唯一一次能让人看到真正的智识在涌动的演讲，那是一种比政治智识更丰富的智识，尽管其中也有着种种对现实的简化。演讲的主题是“美国需要对俄国人及其盟友采取强硬立场”。这个主题被恶毒地编织进对另一个党的那些美国人的嘲弄之中：“但是那样一来，他们就会抢先指责美国”——这种克制的修辞一再被重复，获得了与马克·安东尼的“但是布鲁特斯是一个可敬的人”相同的效力（还有节奏）。听众对这次演讲的反应非常热烈；第二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张精彩的照片，照片上的柯克帕特里克夫人在成功的瞬间容光焕发，意气昂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