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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达拉斯新闻晨报》的“自画像”调查表上，他把“贪吃”列为自己最大的恶习（他显然爱吃冰激凌）；但是与伦敦报纸上刊登的、他在“白银案”时期的照片相比，现在的他瘦了很多。他说自己最喜欢蓝色；此刻他的确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领带是皮革的，并不比鞋带厚，但是在最上面的纽扣处，领带没有打结，而是支起了一枚银质硬币，也许他这是在以开玩笑的方式影射“白银案”。他说话时半带笑意。他妻子站在他身旁，显得非常矮小，一直在笑，似乎对这样的场合感到非常满意——无论是宴会、宾客还是事业都令她满意。她别着一枚马蹄形钻石胸针——就这一点奢华的痕迹，几乎像是一个小小的玩笑（和她丈夫的银质硬币相映衬）；这枚胸针和她的笑容一道，就像是送给我们这些宾客的礼物。
影片结束后，乐队进行现场表演；代表们欢呼鼓掌。掌声富有节奏，热情洋溢，就如同在宗教复兴运动的聚会上一样。标语牌——上面写着“我们说的是珍妮，我们爱珍妮”，是一些志愿者写好后，由其他志愿者放在代表座位下面的地板上的——在电视镜头前被举起和挥动：影片与现实，人们所经验的真实场景与放大的影像记录，令人困惑地持续交错着。
然后他们又和他们的媒体队伍一道向前走，经过了身披亮丽羽毛的俄克拉荷马印第安战士（Blue Hail酋长和他的部属），经过了复制的驿站马车和驯化的长角公牛：邦克·亨特夫妇在行进的过程中显得非常和善与热心公益，他们代表的是金钱、好运、石油、土地、工作、回报、上帝以及老派的做事方式，体现了一种把复杂的美国品德变得非常简单的能力——现场的烧烤和宴会的用意正是要颂扬和保卫这样的品德。
电视本身并不能真实地传递这里的氛围。但是在大厅里却有必要看一看电视上播出的影片，因为有些事情的动态只有通过电视屏幕才能了解。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演讲前，电视上先播放了一部关于她的短片。里根先生在这部片子里亲自把她介绍给我们，说这位女士有着与果尔达·梅厄和撒切尔夫人相同的地位。这样一个女性主义的角度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媒体已经尽职地报道说，共和党人要在那天傍晚公布与“性别鸿沟”有关的一些东西。
有人召集大家去晚宴现场。是敲钟还是抽响鞭，我不记得了：召集的方式是西部式的，不寻常的方式，是这场昂贵活动的民俗演出的组成部分。巨大的帐篷里坐了近两千人，里面安装了空调（五百吨的空调设备是由休斯敦移动空调公司专门运来的，这是一家为炼油厂提供制冷设备的公司），真是不可思议。出席晚宴的约一千七百名宾客受到了娴熟的款待（晚宴是由达拉斯的美食家多萝西·贝里设计的）。
一位拉比<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正在主持祷告仪式，他的虔诚似乎恰如其分。这样的场合放大了人，让现场有一种宗教感。不是作为沉思的宗教或是对神圣的个体经验，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本质的宗教；人与人的紧密联系与兄弟情谊超越了物质需求。人们之所以来达拉斯，不是为了政治辩论，而是为了这样的宗教。这里的规模和氛围，还有超现实的环境，让我想起五年前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一大片有天篷的居住区里见到的穆斯林传教集会。我觉得，在达拉斯看到忙碌、虔诚的助工四处派发糖果或某种象征性的圣礼食品，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祝福仪式由杰里·福尔韦尔主持。他是原教旨主义浸礼会传道者，右翼的宗教明星，第二天还将在大会引介里根夫人之后主持祝福仪式。那天傍晚早些时候，福尔韦尔跨骑在那头得克萨斯长角公牛身上，供周围的人拍照。此刻，他站在帐篷里的讲台上，灯光照射着他，一台台电视摄像机在运转；他走进宴会的美国精神之中，又让他自己的宗教精神笼罩住了整个现场。他径直向神吁请：“这个傍晚奉献给您。”得克萨斯人的叫喊声在“阿门”之后响起。这些叫喊声并不是要亵渎神圣。这些人有着真正的谦卑之心（是有所成就者的大谦卑，而非失败者那种没有价值的谦卑），让自己站在神那一边，抨击一切不虔诚之人事，一切对这样的场合构成威胁之人事。
讲台上的演讲人看起来很小。但是在大厅后面，讲台上方有一个大屏幕，正在播放演讲人不完整的影像（也许是头和肩），比真人大了好多倍。在屋顶的钢梁上挂着一些较小的屏幕，同步播放着大屏幕上的影像；扩音器放大了声音。第一次走进大厅，一个人的现实感会被扰动；你走进了一个不断复制和放大自身、从而让其显得格外重要的场所：就好像在这里，时间——那正在消逝的一刻，被拉长了一样。
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回报。有人伸手帮助邦克·亨特登上讲台，他随后宣布，宴会吸引到了一千六百五十位付费宾客，而不是他和NCPAC一开始所期望的四百多。扣除成本费用，帐篷里的宾客在这个傍晚为NCPAC的“全美支持里根英雄会”捐助了一百多万美元。
但照片和电视屏幕都不能给人亲临会议大厅的感觉。大厅规模之大让人难以置信。屋顶上那些高高的、纵横交错的钢梁让我想起了伦敦、帕丁顿和滑铁卢的钢架结构火车站（在达拉斯的高速公路附近，有人在复制建于一八五一年的水晶宫）。但是这里太大了：我无法信任自己对尺度的感觉。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坐在我们媒体这一桌的一位中年摄影师变得异常兴奋。没有朋友或同事与他随行，他需要找人说话。他在暗黑色的桌子对面说：“我拍了一张杰里·福尔韦尔骑在长角公牛身上的照片。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拍到这样的照片。我还拍了一张邦克的照片。邦克走在路上，看到草地上有一个叉子。他弯下腰来。他弯下腰来，拾起叉子，放进口袋里，然后说：‘这就是省钱之道。’”
给我通行卡的人在回答我的咨询时说（通行卡要挂在脖子上：会议大厅和媒体区里的每一个人脖子上都挂着东西）：“楼上还有资料，你拿都拿不完。”的确，在媒体运作中心狭长的桌子上，资料一定有好几吨重：不管有名无名，每一个人都有简历；每一件事情的报道；还有从星期一开始，还没有进行的大会演讲的副本。从电视监控器上，你可以看到会议大厅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无须亲身见证活动。精力充沛的记者，借着那些已经写好的资料和AT&T的设施，可以整天把各种报道传回报社。
伟大的一笔，这个故事已经变成了传奇。
大会开幕之前的那个星期六，在新闻发布厅的入口附近，莫罗坚果屋（“在全国有二百六十多家专营店”）的副总裁卡罗尔·莫罗亲自推着一辆装有穿梭什锦（以及宣传资料袋）的手推车。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场景：如此随意的邂逅，如此体面的女士，感觉就像是撞见唐恩都乐的老板（如果的确存在这么一个人）在派发甜甜圈样品袋一样。
正是在这样一种成功和集体自得的氛围中，现场放映了NCPAC的电影《罗纳德·里根的美国》。我们这些坐在媒体桌的人是反着看的。银幕就放在我们面前，把我们和那些百万富翁分隔开来。
大会期间，你几乎可以就任何话题拿到“宣传资料袋”，里面有一篇或几篇已经写好的文稿：关于西南贝尔移动公司的电话系统；关于AT&T<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的运营（“在大会中心两百万平方英尺的范围内，布设了六十多英里的电话线和五千多门电话，可以满足四千四百七十位代表和候补代表、一万至一万五千位嘉宾以及一万三千名记者在通话和数据传输方面的需求”）；甚至还有关于莫罗坚果屋（“源自一八六六年”）的文稿，他们负责为代表们提供由坚果和干果组成的“穿梭什锦”，之所以用“穿梭”这个词，是因为这种食品以前是供应给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的。
电影一开头有约翰·韦恩的几个镜头。影片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物，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人物，而不只是一位现代演员。影片要告诉观众，所有像韦恩这样积极向上、努力工作、为这片土地奉献生命的人，都是英雄。其中潜藏的意思是，在里根先生身上，韦恩精神复活了。在里根先生从政早期，他的演员生涯也许是一件令他尴尬的事情，但现在却成了他的优势。美国精神已经成了保守主义者的理想；而最急于表现这一精神，最理想化、也最多愁善感的（右翼的任何理想都很需要这种多愁善感），是漫画书（《美国的社会公正》），是低级别影院里放映的电影。
我猜想，这就是埃尔德里奇重新进入大众视野的地方。
如此惊人的财富和权力，如此惊人的科学和组织，被如此铺张地用在得克萨斯宴会的一夜演出上。在开车回达拉斯的路上，路旁的景象看起来如此闪亮。但是成就越大，允诺越多，想到这一切都有可能烟消云散，就更加令人痛苦。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对危机的预感——保守主义者的多愁善感的另一面——埃德·詹金斯第二天上午在谢尔顿－达拉斯酒店的NCPAC会议室发表了他的演讲。
事实上，很难避开维格里这个名字。印着出版者的地方用的是这个名字；这份杂志是“维格里传媒的刊物，该传媒是维格里公司的一个机构，公司总裁是理查德·A.维格里。”封面的内页印有配图广告：“每日广播评论，由理查德·A.维格里主持。”有七个地方提到维格里的名字。在杂志刊载的内容里，有一篇两页长的文章是理查德·A.维格里写的，还有一封两页长的信，作者是出版者理查德·维格里；封底在为一本书打广告，书的作者理查德·维格里预测将会爆发一场反对“精英统治”的革命，并预言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民粹”党。广告中列出了这本书（《建制与人民的斗争》）的一个主题：“怎样运用自由主义的修辞，将其与保守主义的理念融会贯通。”
安德鲁和我是一起去的。我们和埃德·詹金斯聊了起来，时间尚早，而他又是那里唯一一位成年人。他非常热情、开放而且迫切希望能帮助他人。他离开堆满文献的柜台，和我们一起围坐在一张圆桌边上。在我不安地提出要求之后，他甚至关掉了《罗纳德·里根的美国》的声音——前台附近似乎一直在播放这部电影，也许是为了吸引路过的人进来。
维格里是在谢尔顿－达拉斯的会议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由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是否太软弱？”）的明星。记者们想要看到和听到的，不是克利弗，是维格里。但我不了解维格里过去的荣耀。我离开的时候，带走的是克利弗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有一份一九八四年六月出版的《保守主义文摘》。这是维格里的杂志，在里面我没有发现实质性的内容。它就像一份传道杂志，不断重复着同一个理念，因此显得冗长乏味（并且在智识上让人尴尬）。而且在这份杂志上，维格里的名字似乎和保守主义的信息同等重要。
埃德·詹金斯，三十二岁，在保守主义联盟全职工作，这个联盟是NCPAC内部的组织之一。NCPAC的主席也是保守主义联盟的全国总裁。保守主义联盟（CALL）有一个叫“全美生存联合会”（NCAS）的项目，正在运作“人权与国家生存计划”（HRNSP）。埃德·詹金斯谈话的焦点是HRNSP；还有准备好的宣传资料袋，让我们对这个计划有了“基本的了解”：“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向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府提供技术、信贷、金钱和安全保证，以避免他们侵犯人权及犯下其他针对神和人类的罪行。”
维格里从事的行当是直邮募款。他为一些保守派的客户服务——基督教领袖保守读书会、反赦免逃兵协会和美国步枪协会（这份客户名单是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纽约评论》上列举的）。后来他意识到，对于那些为小众的或古怪的保守派事业捐助的人，可以鼓励他们去捐助其他的保守派事业，并最终参与到更大、更有成就感的保守主义活动中去。他把邮件列表、计算机和天分都用上了；他找到了这个国家的保守主义核心，而他的计算机可以列出其中的人物。就如同岩石、甚或得州的墨绿色大理石的小孔洞里可以喷涌出石油一样，在维格里的恳请下，金钱也会从保守的美国基层喷涌而出。他成了抢手人物，政治家们必须对他大献殷勤。
谈及CALL，埃德·詹金斯这样说：“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阻止共产主义，并把它赶回去。我们认为共产主义不应该存在。我们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像我们一样自由。”他们尤其对美国把高科技出口到俄罗斯感到担心。
一九六八年的“新右翼”变成了一九八四年的新右翼运动，克利弗就是后者的一员。来达拉斯之前，我对这个新右翼运动一无所知；而我所了解到的东西让我感到困惑。新右翼运动就像到处都是空调的达拉斯一样，是现代技术的产物，而其创立者理查德·维格里和特拉梅尔·克罗一样，是一个不同寻常、视野宽广的得克萨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