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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场运动开始的时候更为简单，甚至只关注国内事务。“CALL是七年前成立的，以前叫‘保守主义者反自由立法联盟’，去年改了名称。其宗旨是与肆意的自由化立法进行斗争。”埃德·詹金斯这句话主要针对的是busing<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问题。“美国人民不想要busing。”Busing让许多家庭过得很糟糕；埃德·詹金斯有一个妹妹尽管搬到了离她丈夫工作的镇子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仍然在被busing折磨。
新右翼狂热追求的，就是要侵蚀并破坏这一共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让这种共识得以诞生的那些问题和情境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国家有一群人在逃避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发起了这个运动。我当时知道我会去私立学校上学，我还记得我父母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他们是在努力逃离一种东西。”
在某种意义上，新左翼和新右翼都是黑人革命的产物。在民权运动的斗争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广泛的全民共识，这种共识拥有足够的智慧和道德去拒斥右翼。这种共识矗立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国家和混乱局面之间，是美国最宝贵的财富。但是有些人鄙视这种共识。
我认为安德鲁不是保守主义者。但是当埃德·詹金斯说起busing问题——与HRNSP以及俄罗斯人的话题相去如此之远，但我们又可以从中看到埃德·詹金斯的政治道路的逻辑，对他这样一位不愿擂响种族之鼓、甚至不愿承认种族冲动的理想主义者来说就更是如此——在埃德·詹金斯说话的过程中，我看到安德鲁尽管有着作家的冷静、甚至还有学院背景，却表露出同情的神色，并且在做出回应。安德鲁来自新泽西，完全理解埃德·詹金斯所谈论的问题。
在这片充满了对立和纷争的土地上，那些真正关心美国黑人复兴问题的人，一直在无休无止地应对那些走到了自己对立面的黑人知识分子……
埃德·詹金斯继续说道，正是因为busing问题，人们才开始把他们的小孩送到教会学校去上学。也正是因为busing问题，宗教原教旨主义才变得可敬起来。
我非常熟悉那个进监狱的埃尔德里奇，但那个埃尔德里奇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我在某些方面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陌生人。你也许会觉得这难以理解，但是监狱里的人非常容易失去自我意识。而如果他经历过种种极端、复杂和不受约束的变化，到最后他就会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于是，十六年后，这里的情势出人意料地证实了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在《冰上的灵魂》中写下的话：“在民权运动的斗争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广泛的全民共识……新右翼狂热追求的，就是要侵蚀并破坏这一共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让这种共识得以诞生的那些问题和情境已经不存在了。”
克利弗的性格有很多层面，但此刻，在一个正式的公共聚会上，他人却无法用几个简单的问题解拆那种性格。要找到那个人，必须去读他的书，写于一九六八年的《冰上的灵魂》。这本书比我记忆中的印象更为动人和丰富，那个有很多层面的人就在书里：他对宗教持续不变的感情，他对拯救的关注（作为罗马天主教徒，作为黑人穆斯林，然后作为革命者）；他想要找到自己的共同体，这种需要不断把他引向种种简单的解决方案；他对自身变化的觉知；他的政治精明。
埃德·詹金斯说：“应该说，此前，原教旨主义者对政治并无兴趣。人们对他们的看法是，在这个国家他们并非一种重要的力量。但你也一定得明白，新右翼运动不只是一种原教旨主义运动。它属于所有人。但原教旨主义运动是新右翼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但我非常尊重他们。
国旗旁边的银幕上又开始放映《你站在谁一边》这部电影。这是一部关于美国战后的衰落和困惑的影片。一个现代的声音在讲解一九四五年拍摄的一部老新闻片的片段：麦克阿瑟，重光葵，日本投降。克利弗离开了黑暗的角落，头发灰白，平静地靠在一面墙上。两三个记者上前去和他说话。但这个人展示出的那种全然的单纯使得记者只问了一些已经被问过了的、了无新意的问题。
“我自己属于新教圣公会。这是美国的主流教会之一，但我后来离开了，原因是我在那里听不到宗教的声音。我听到的是我们的牧师在怒斥我们的政府、社会的不公，还有越南战争。他会告诉我们，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的士兵正在杀戮妇女儿童。当时我有三个姻亲兄弟在越南，有两个再也没有回来。
这多少就是他演讲的全部内容。关于社会主义和福利制度的陈述，似乎这就是人们对“埃尔德里奇”的全部期待。很快就有人宣布这次会议结束了。工作人员准备着再重来一遍。和在展销会上一样，表演一次又一次重复，其间夹杂着推销商品的吆喝。
“这里的变化非常富有戏剧性，非常微妙。我认为美国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信奉的自由主义为今天的右翼创造了权力基础。
有人问到他的政治野心。他说自己想进入伯克利市议会。然后有人不免又问到他对福利制度的态度。他的答复显得疲惫，给人一种同样的话已经重复过许多次的印象：“我之所以强烈反对福利制度，是因为它让人民成为依赖联邦制度的寄生虫……我想看到黑人被纳入经济体系之中……福利制度是通往社会主义的踏脚石，因为它告诉人民，政府会解决我们的问题。”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脱离了教会，因为我的牧师认定宗教必须成为社会运动。那些主流教会，比如新教圣公会，实际上变成了政府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原教旨主义教会牵涉进某种政治事务，那他们就是一群疯子。而如果是主流教会在——用我们的钱——把牧师派到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镇、去卷入暴力事件，那就是出于社会公义，而非出于政治动机。”
演讲者随后让他的一位同事讲几句话——他是CIA的前雇员，小个子，他的话多少只是在重复前面的人已经讲过的话——“埃尔德里奇”的话。克利弗终于站了起来。站在CIA雇员旁边，他显得很高大。现在的他大腹便便，甚至有一点松软。他那蓝色衬衫的衣领是白色的，长长的暗红色领带垂落在胸前。那种有格调的感觉让人感到放心。
安德鲁和我没有做任何提示，埃德·詹金斯开始说起他的家族史。这是他坦率性格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在回应我们对他的兴趣。
讲台上的演讲者正准备结束自己关于自由主义者的演讲。“他们不是对共产主义软弱……他们是被共产主义软化了。”演讲者是一个身着深蓝色西装的大块头，他腰下松弛的肉令他显得不那么结实。讲台上标有“谢尔顿－达拉斯酒店&塔楼”，以备有人拍照用：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有要推销的东西。在演讲者的右边有一面美国国旗，从一根杆上垂落下来；国旗旁边有一台便携式银幕。
“我父亲非常保守。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城长大，家里非常贫穷，祖辈来自爱尔兰或威尔士。我母亲家有一些德国和荷兰血统。我父亲或许是最典型的美国人。他靠勤工俭学读完高中和大学，经常同时做三份工作。他之所以去读新闻专业，是因为上不起医学院。但他后来又回去就读，终于成了一位医生。那是在他二十七岁到二十九岁期间。起初他一无所有。他在五十七岁时因为过度劳累去世，但他完成了两件他立志要做的事情。不只是成为医生，而是要尽力成为最好的医生；另外一件事情是确保不让他的孩子再重复他的遭遇。他会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母亲也在场，说起他在发育时一周也许只能吃一次肉——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因为家里太穷，我父亲——我不想说营养不良——得不到足够的维生素和食物，也因此一生都非常瘦弱矮小。”
这个黑人现在如此平凡，如此安全，而有人曾预言他将作为革命者在铤而走险中死去。此前我只在他更早期的一张照片上见过他。他现在四十九岁，几乎已经秃顶，所剩无几的头发是灰色的。在他的眼睛里和颧骨上，有一种类似中国人的平和；他看上去非常有耐心。他的眉毛很细，像是用铅笔画的弧；半睁半闭的眼睛一片祥和。
埃德·詹金斯并不瘦弱，但他多少遗传了他父亲的小个子。
这似乎是一种大没落。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到会议室后，我发现那里没有听众；克利弗也不是那里最重要的人，他坐在第二排的最右边，有些人似乎不知道他是谁；提问的记者没有几个，他们对其他来自平民保守税团（Populist Conservative Tax Coalition）的人更感兴趣。
安德鲁有部分俄国血统，他问：“你的祖父呢？”
今年早些时候，我在巴黎遇到一个人，他在六十年代末的革命时期拍过一部关于克利弗的重要电影。这位电影人认为，那个一度有过荣光的时期，现在看来只是一个充满谬误的时期。而克利弗自己现在也成了共和党大会穿插的娱乐节目的一部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