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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快傍晚时，我和他一起去观光。夜幕降临后不久，我们的车胎被扎破了。他不愿用千斤顶，说不知道该顶在哪里。他蹲伏下来仔细查看，困惑不解。有一些路过的车并没有停下来。我开始担心他的衣服和体面。有两个骑自行车的人路过，他们叫喊着回来帮忙。其中一个说：“我们还以为是哪个杂种呢。”又有一辆面包车停了下来。他们没有用千斤顶。车被抬了起来，轮胎换好了。
“感谢布拉德肖爸爸所做的一切，愿神保佑他。”在圣基茨岛的黑人种植工里，现在只有老人和忠诚于布拉德肖的人还会说这样的话。他们还记得ola（垃圾房），记得残忍的契约制度，记得赤脚的儿童和疾病。布拉德肖自己年轻时曾在巴斯特尔糖厂工作，他受过损伤的手成了那段经历的标志。和许多民众领袖一样，他从来没有远离自己最初的信念。同样真实的是，和许多民众领袖一样，他曾经唤起过追随者的希望与躁动，而现在，五十一岁的他却又否定了这些希望与躁动。
我们再次上路，摩尔处在兴奋之中，过了一小会儿我明白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
布拉德肖的胜利仅仅属于圣基茨岛，对尼维斯岛的农夫而言意义甚小，对七十英里之外的安圭拉岛上的农夫和渔夫而言更是无关紧要。尼维斯人和安圭拉人从未把选票投给布拉德肖。他不需要他们的选票，但他为此感到恼怒。他说，他要在尼维斯人的汤里撒胡椒，在他们的米饭里放骨头；他要把安圭拉变成沙漠，让安圭拉人去舔盐。这是十一年前的事情。
“我总是这样换轮胎的。你有没有听到那些骑车的男孩喊什么？‘那是李·摩尔的车！’”
这里的整洁与秩序仍然像是昔日的样子，这显示出布拉德肖爸爸的失败，他改变的东西并不多。他早年就已成名，那时他是糖工的组织者；他在一九四八年组织的那场为期十三周的罢工成了岛上传说的一部分。但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布拉德肖领导种植工人取得的胜利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他们不想在种植园工作，他们寻求的是自己岛上的“发展”，也就是旅游业。当“太阳号”和“狂欢号”喷气式飞机飞过时，安提瓜岛上空的空气也随之震颤。圣基茨岛拥有的只是旅游小册子和种种计划，机场只能起降子爵型飞机。景观未被破坏，观光客却不来。年轻人的感觉是，布拉德肖爸爸把这里出卖给了炼糖利益集团，而且他不想改变现状。
权力，头脑简单的人和想要保护他人的人自愿提供的服务：另一个人民领袖正在形成，另一个黑人正在行动。
在东南方，平缓的海岸变得宽阔起来，形成一块小小的平原。在这里，机场跑道和首都巴斯特尔<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被包围在平坦而翠绿的甘蔗地中。在这片平原上有一样东西是垂直的：岛上唯一的炼糖厂那高高的白色烟囱。
过了一会儿，他反思道：“我敢说，如果是赫伯特，他一定还在原地打转。”
圣基茨岛的全部历史就在这条路上。那边，有一些房屋立在低矮的木桩上，满是尘土的坝子一路穿过交错的绿地，通向海边。一六二三年，托马斯·华纳爵士正是在这里登陆，创立了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第一个殖民地。这边，在甘蔗田间最为裸露的空地上，有两座加勒比原住民以粗糙的手法雕刻而成的石像，这些原住民就是在那里，在血河边，被英国人和法国人合力灭绝的。现在的血河已经成了路上的凹陷地。托马斯·华纳爵士被埋葬在那片墓园里。宾斯通山上那些十八世纪的大型工事就在不远处，那些工事曾一度守卫着盛产蔗糖的奴隶岛，以及在平静的水上集结、等待驶往英格兰的船队。加农炮群仍然指向前方，这片遗址已经重建。
但赫伯特也许会用上千斤顶。
设想一个加勒比岛屿，形状略似椭圆。海岸线凹凸不定：这里是一片片海滩，那里是一座座悬崖。中央山脉的顶峰高四千英尺，陡峭而裸露，山脚下有一座森林。绿色的土地向下倾斜，其间装点着甘蔗，还有一些整齐的房屋和小块农田，一直延伸到海边。一条狭长的海岸公路环绕整个岛屿，在这里迷路是不可能的。种植园工人住在路边，挤在甘蔗与大海之间。他们的木屋大概是全世界最迷你的小屋。
一九六九年
这场民众领袖的戏剧也在别的国家上演过：领袖统治了他曾经满怀信心发起运动的地方，却发现权力带来了危机。圣基茨岛的这场戏剧规模很小，布景简单，让整个局势显得像是编排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