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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组合。夏尔达先生身着西装，散发着“西方”与商人的气质，但他心中却怀着一个人民同盟党人对一个未经染指的印度的牧歌式梦想；他坐在一辆吉普车里，车上载着卧具和其他补给。穆库特先生，这位卫士和老一辈国大党员，如今却郑重其事地穿起了白色紧腿裤和奶油色长外套，他坐在一辆灰色的大轿车里。乌代浦大公坐着他的劳斯莱斯敞篷车，他四十多岁，中等个子，体型适中，戴着黑色贝雷帽和墨镜，身穿深蓝色尼龙防风夹克。三十六岁的选举秘书个头很高，挺着肚腩，蓄着蜷曲的络腮胡子，一缕缕的黑发闪闪发亮。他穿着一袭宽松的白色棉布衫，看上去像个圣人。两位保镖身穿卡其色制服，头裹橙色头巾，挎着来复枪，高高地坐在劳斯莱斯尾部：仿佛在大声地向世人宣告拉贾斯坦的君主们此时面临的危险。
第二天是星期天，是关键的一天。乌代浦大公将跟穆库特先生和夏尔达先生一起走访阿杰梅尔选区内的几个曾经属于乌代浦的地区。这个小使团的出发地是位于八号公路的爱德华七世迎宾馆，那是一座红砖砌成的建筑，离它不远处有一座仿莫卧儿风格的钟塔，是当年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五十周年而建的。
乌代浦是整个使团的明星，这是公认的。在纳西拉巴德村，我们的第一站，穆库特先生的讲话极其简短，我的吉普拐错了弯，当我赶到会场时，他的发言已经结束了，他盘腿坐在临时搭起的讲坛上，闭着眼睛，祥和、安静、耐心地坐在乌代浦穿着小羊皮鞋的脚边，像一个安于自己无足轻重地位的人。乌代浦却没有忘记他。“人们问我，‘穆库特先生不是个盲人吗？’我说，‘他看不见外在的世界，内心却洞明烛照。当你走进神庙、清真寺或者教堂的时候，你会闭上眼睛祈祷。你的眼睛看不见，你的内心却没有失明。’”
但乌代浦大公此行的目的并不只是参加颁奖仪式。他一直在奋力抵制甘地夫人和她的党派，他以君主的风范、自由职业者的风格忙碌着，哪里需要他，他就出现在哪里。他来阿杰梅尔是为了助穆库特先生一臂之力。他坐着一辆一九三六年版的墨绿色敞篷劳斯莱斯，带着他的司机、竞选秘书和两位保镖。他几乎立刻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当天晚上，当男生们在梅奥学院演出《仲夏夜之梦》的时候，乌代浦大公在集市上对着一群会众发表了讲话。他的名字像是具有魔力，一下子就吸引了一万五千人前来倾听。
穆库特先生坐在那里，岿然不动，就像在神庙中静心的人。但今天还有很多安排，突然——夏尔达先生没有发表讲话——集会结束了，静心和安详的状态一扫而空。乌代浦和穆库特先生敏捷地爬下讲坛，无比迅速地上了车，结果我很快又把他们跟丢了，直到三十英里之外的比瓦尔才赶上他们。
亭台下方的开阔地带坐着学生家长，很多人是箱贩和商业高级经理，有些人甚至是从遥远的加尔各答赶来的。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在阿杰梅尔相聚。他们是印度谦卑的中产阶级，这个新兴工业社会的产儿，但他们没有共同的传统，也没有多少根基，他们拥有的只是每个贫穷国家中产阶级所共有的脆弱。在贫困的印度，他们的抱负很远大，期望却很少，很容易安抚。印度总是威胁着要压垮他们——看看那些站在棒球场边上的仆人吧——就像沙漠、农民和新政治已经压垮了吉申格尔和他的古老姓氏一样。
比瓦尔之后是荒漠，布希姆之后又是荒漠。没有水渠灌溉的绿洲，没有树木，也没有骑自行车的农民，只有岩石、时隐时现的仙人掌和空空如也的道路。有时会看到一只骆驼，有时会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民，穿着补过的皮凉鞋，背着自制的土枪：这里是盗匪出没的乡间。但在这片荒野中，经常会有一小群拉其普特人跑到公路上来，拦住使团，争睹他们从未见过的大公风采（乌代浦的一位大公上次到这里来是一九三八年）。乌代浦在劳斯莱斯里站了起来，人们击鼓欢呼，有时候居然会冒出喇叭的声音。
男生们穿着白色紧腿裤，黑色长外套，头上裹着长长的拉其普特粉色头巾，仪态非常优雅。他们坐在莫卧儿风格的比卡内尔亭台的台阶上，对面看得见棒球场、空白记分板和学院的草场，远处是阳光照耀下的褐色阿杰梅尔群山。荣誉嘉宾是加拿大高级专员。亭台较低的台阶上坐着其他嘉宾，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拉贾斯坦的几位君主：哥塔大公、来自焦特布尔家族的一对夫妇和乌代浦大公。一百年前（几乎就是一百年前的今天），乌代浦大公的先人最先响应总都梅奥勋爵的倡议，捐出十万卢比（在当时值一万英镑），集资兴建了王族私立学院。
人们给他戴上花环，把沉香木灰涂在他的额头上，往他身上洒红色和紫色的水（他的深蓝色尼龙外套就是为这个准备的）。他们的仪式极其隆重，仿佛他是庙里的一尊神（他的墨镜恰好让他显得高深莫测）。他们用火围着他的脸划圈，火是熠熠闪光的樟脑灯，火焰在铜盘中燃烧。有一次，一个女人用手拿着东西喂他吃。乌代浦在这里已经不只是一位大公，他还是Hinduon ka suraj，印度太阳，这是古代拉其普特骑士的称号，已经与他们的宗教融为一体。在某一站，一个男人高喊：“你是我们的神！”乌代浦迅速而正确地回答：“神灵普照你和我。”
吉申格尔是十八世纪一个画派的名字，但它现在跟一位农妇、一座农场和一口井联系了起来：一出农民的戏剧。这跟那天下午在梅奥学院举办的王家颁奖盛典相去甚远。校长在演讲的讣告部分追思了吉申格尔，回忆起当年那个杰出的、受人欢迎的大男孩，就像死去的斋浦尔大公，“他去英国玩马球——他最喜欢的运动——的时候，客死在英国。”
穆库特先生没有被遗忘。劳斯莱斯开动后，拉其普特人就转过身来围住灰色的大轿车。每到这种时候，夏尔达先生总是不耐烦地冲我招手，催我上路，所以我不知道沙漠里的人有没有因为他们对大公的忠诚而从穆库特先生口中收获些许的赞颂。
这个故事的其他版本同样辛酸：布希姆·贾特的姐姐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做了吉申格尔的情妇。布希姆·贾特被自己的种姓驱逐，因为他卑躬屈膝，让大家蒙羞。吉申格尔把农场上的一栋房子送给了布希姆，出钱让他接受教育，还答应把整个农场送给他。但后来，农场里有一口井喷水了。在沙漠里，水就是金钱；而吉申格尔正在担心政府要“取缔”王族，自己可能会失去私产，所以就不想兑现他对布希姆·贾特的允诺了。
刚过中午，我们来到了城墙环绕的代奥格尔。主城门处一片混乱，拥挤的人群中，一匹披着白布的白马在等候乌代浦的到来。我们使团的播音员激动万分：“你们的大公来了。一千四百年来，你们心怀大公，而现在他来了，印度太阳。你们盼云彩、盼雨水一样地盼望着他，现在，你们的大公来了。”就像是电影里的壮观场面，城墙内的人早已倾城而出，裹着鲜艳头巾和纱丽的男男女女也早已急急忙忙地越过沙漠，来到卡尼·戴维神庙，卡尼·戴维是这座城镇的女神，乌代浦要在她的神庙里演讲。
穆库特先生还有羞耻心吗？居然坐上了他的仇敌人民同盟的膝盖。竞选应该是政策的角逐。穆库特先生不应该为了个人私利而误导选民。穆库特先生在焚烧大公尸体的柴堆上翻炒了自己的选票大餐。
我觉得，夏尔达先生跟他的两位政治宿敌在一起时有些失语。他低声对我说：“人民同盟，这些人全是人民同盟组织的。”
你会把选票投给一个把你的女儿或姐妹的尊严当成儿戏的政党吗？面对这些大公王侯的死，我们应该额手相庆，而不是潸然泪下，这些大公们唯一的王者做派就是深谙如何占贫苦姑娘的便宜。站起来，彻底粉碎这些荒淫无耻之徒吧，让他们再也不要嘴上念着甘地的名字，向你们索要选票……
没多久，乌代浦开始向来自沙漠的听众讲话了——黄沙、城墙、关隘和雾霭笼罩的起伏山脉，映衬着听众鲜艳的头巾和微笑的脸庞。乌代浦谈论着甘地夫人如何威胁到民主和宪法，穆库特先生盘腿坐在有顶棚的讲坛上，两位保镖站在荆棘树的阴凉里，扫去劳斯莱斯上的尘土。
但政治斗争总是歪曲事实，贩卖谎言。某些政客立即召开追悼会，极力展现他们的悲恸，号召选民通过击败英迪拉派国大党来为大公报仇。
乌代浦已经脱掉了贝雷帽，换上了拉其普特头巾。一个人，众多的角色。但乌代浦是个很棒的演说家，因为他欣然接受了他的每一个角色——神，拉其普特人和民主人士——并让它们和谐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不是神，我只是神的某种代表。我们都供奉湿婆，Ek Ling Nath<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他不是政客；他不想要任何人的选票。“我不是人民同盟的支持者，我支持自由。”拉其普特人鼓起掌来。“我们这里没有警察，我们不需要警察。我们不像英迪拉派国大党，我们之间有爱，因为我们是合一的。”听众因为他的政治妙语而大笑，为他阐述的拉其普特人的忠诚的基石而鼓掌。
布希姆·贾特，谋杀吉申格尔大公的凶手，已经供认不讳，整个案情水落石出了。大公在离吉申格尔几英里的地方拥有一座农场。布希姆·贾特和他美丽的姐姐在农场里为大公干活。大公利用姑娘的穷困，长期跟她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布希姆·贾特，这位十九岁的少年无法忍受大公对姐姐尊严的践踏，决定靠自己来伸张正义，于是用他的土制手枪射杀了大公。
接下来，我们把穆库特先生留给了选民，其余的人来到乌代浦属臣的宫殿吃午饭。这是一座光秃秃的破败宫殿，选举在这里似乎已经被人遗忘。属臣和他的幼子穿着光彩闪耀的拉其普特朝服等在那里，布满尘土的院子里铺了一块红地毯，鼓乐奏响，面带微笑的门房接过了客人的佩剑，内室里，女人唱起了歌。一位目光炯炯有神的老家臣走上前来，背诵了一段讲述君王职责的古老诗文。然后，另外一些面带微笑的人也走了上来——每个人都面带微笑——行屈膝礼，献上象征性的贡金：有人给了一个卢比，也有人给了五个卢比。
爱情故事：一场政治歌剧
“你瞧，”乌代浦用英语说，他的脸上仍然是红一块紫一块的，“我们是多么不受欢迎。”
吉申格尔星期二晚上遇刺，星期五晚上，全印度的广播都在宣布：警方已经“破”案，而且逮捕了一名学生。星期六，被逮捕人的详细“口供”传遍了阿杰梅尔，下午，街头出现了用印地语写的小传单。
报纸对甘地夫人的前景感到悲观，乌代浦的成功之旅让毕希西瓦先生这边的很多人灰心丧气。他们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魅力人物。甘地夫人麾下最能干的部长查万先生的来访是一次失败之旅；而甘地夫人本人不会到这里来。毕希西瓦先生这边的人能指望的只有拉贾斯坦的行政长官，他是毕希西瓦先生的政治后台，星期二要到阿杰梅尔来，但他几乎没有任何魅力可言。他是地方上无可置疑的党魁，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不是来演讲，而是解决一些党内纷争，它们已经威胁到了毕希西瓦先生的竞选。
在一个闹饥荒的地区！出自一位候选人之口！但穆库特先生仍然可以深入乡村，争取选票，因为他是个甘地主义者，而且自知德高望重。他通过服役和牺牲赢得了声望。为服役而服役，为牺牲而牺牲。“自从考特先生和我离开了国大党，”穆库特先生说，“国大党就再也没有一个服过刑的人了。考特先生蹲过监狱，我蹲过监狱。”民主制度、法律实践和权利意识，这一整套价值都被吸收进了另一套价值观，都被吸收进了一个概念：戒律——印度的正道；由此而产生的歪曲有时候令人瞠目结舌。
阿杰梅尔的国大党以派系斗争著称。一九五四年，当毕希西瓦先生的父亲活跃于政坛时，阿杰梅尔的行政班子几乎瘫痪了。关于当地的国大党，尼赫鲁写了一段长长的、不耐烦的“批示”：“……一直让我们头疼……当地政府不是有效的政府……我们的社区项目在阿杰梅尔实施得最糟。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里一项工作也没有做成。”这就是阿杰梅尔的传统。而且随着执政日深，当地的党组织内部聚集了大批心怀不满的人，都想借这次大选用消极怠工来发泄不满。毕希西瓦先生希望超脱，想通过“建立”自己的队伍来跟各种旧有的纠葛脱钩，却让局面更糟了。一个满腹委屈的人对我说：“毕希西瓦先生的处境就像一个糊涂的男人，不再信任诚实妻子的忠诚，反而去相信放荡女人的赌咒发誓。”
“村子里都通上水管了。在村子里通水管，这太过头了。城市里通水管没问题。但在农村，从井里打上来的健康水已经够好了。但现在他们把水管通到很多村子里去了。对我们的女人来说，去井边打水是让她们保持身体健康的一种方式。现在，他们并没为女人找到其他的运动方式。同样，我们有自己的chakki（一种磨），可以在地上碾谷子。现在它们被电磨坊或者燃油机磨坊取代了，全村人都把谷子送去这种磨坊，结果女人又丧失了一项运动。以前即便是在城里，小户人家也是自己用chakki磨稻子的。现在一切都西化了。这属于道德败坏，因为它对女人的健康和习惯产生了不良影响。除非为她们找到新的活儿干，否则这些东西自然会让她们变懒。”
现在我听说，甘地夫人之所以不来阿杰梅尔，是因为对毕希西瓦先生感到不满。她还记得国大党分裂时，他曾经怎样地犹豫不决，现在她想让他吃些苦头。那些还记得毕希西瓦先生父亲的人说，毕希西瓦先生根本无心参选，他是被妻子逼的。大家一致认为穆库特先生的助选人员更加无私，不轻易为物质利益所动，蓄意来搞破坏的人也比较少。这里流传着很多关于蓄意破坏的说法。一个在国大党内身居高位的人告诉我，毕希西瓦先生所有的助选人员，无偿工作和有偿工作的人都计算在内，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是来搞破坏的。
我说：“水管，穆库特先生？”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听说了拉瓦特人的事情。拉瓦特最开始是兽皮匠中的一个种姓，后来他们进入了地位较高的行业：农业、军队和警察机构，他们的上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二十五年前，焦特布尔的大公颁布法令，承认他们属于拉其普特种姓。但在阿杰梅尔，拉瓦特仍然被视作很低的种姓，几乎等同于贱民。因此他们本来应该是英迪拉派国大党和毕希西瓦先生的坚决支持者。但当时发生了一场危机。几周前，纳西拉巴德的一个拉瓦特人的年轻妻子被一个皈依了基督教的拉瓦特人诱拐了。整个族群遭到了双倍的羞辱：通奸的丑事（在印度，通奸者将受到监禁的重罚），再加上诱拐者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向警察求助，警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有些拉瓦特人认为，毕希西瓦先生和支持他的基督徒默许了警察的不作为。有人在拉瓦特人的聚居区散发传单：
“我们太以西方为导向了。”穆库特先生说。他现在坐直了，瘦瘦小小、干干净净地盘腿坐在藤椅里。“你去村子里看看。现在那里的人都想穿夹克，打领带。看看我们印度自己的草医学，我们努力了那么久，人民才慢慢接受了，这些草药比现代药物便宜多了。还有那些水管。”
拉瓦特们，兄弟们！毕希西瓦·纳斯·巴瓦佳先生视我们妻女的荣誉为草芥。认清他！
但穆库特先生能给大家提供什么呢？他拿什么来对抗对手对民众的吸引力？他的竞选诉求是什么，母牛保护吗？穆库特先生对我居然会问这样的问题感到非常惊讶。每一个阿杰梅尔人都知道他的过往表现。在国会任职期间，他不仅呼吁禁止宰杀母牛，惩罚宰牛者，还提倡允许母牛在任何地方自由地吃草。
拉瓦特人有五万张选票。吉申格尔、乌代浦、拉其普特、拉瓦特人和捣乱分子：那个星期一，毕希西瓦先生似乎已经身陷重围。这也是《印度时代》对阿杰梅尔局势的非常粗略的判断。一两天后，穆库特先生的一张“富有人情味”的大幅照片——一位双目失明的候选人——登上了新德里《印度斯坦时报》的头版。
“很差？”律师不明白我的问题。他是印度教徒，他的社会感不同于基督徒，不会像基督徒那样感到愤愤不平。种姓不是阶级。一个人无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都不会否认自己的种姓，也不会试图摆脱自己的种姓，无论他的种姓有多低。没有人试图“僭越”种姓；任何人在种姓上拥有的安全感都不会受到其他种姓的威胁。因此我的问题让律师摸不着头脑。“没有，”他最后说，“他们表现得不差。他们只是被愚弄了。”
拉瓦特人的事情是库戴尔先生告诉我的。库戴尔先生年届五十，是国大党人，他有一个小小的抱负：成为毕希西瓦先生的选举执行官。任命将于星期二行政长官来访时举行。然而当我星期一晚上见到库戴尔先生时，他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他有些紧张，对我说：“我担心知识阶层正在被巧妙地从全印度的政治领域清除出去。”
阿杰梅尔一位很有地位的基督徒曾经向我抱怨：贱民在政治上获得这么多关注，越来越不好管束了。他们被“提升”得太快，根本“立足”未稳；贱民举行了几次罢工。“对有些贱民，我不得不严词以对了。”那位基督徒说。我以为眼前这位律师想表达同样的意思，只是用了曲折的非基督徒方式。于是我问他：“就是说，那些低种姓的人现在的表现很差？”
库戴尔先生是一名律师。他住在八号公路旁一条污秽的巷子里，房子是拉贾斯坦风格，高大的三层楼，回廊围着中央庭院，庭院顶上装着铁栅栏，用来防范不速之客。我们沿着狭窄封闭的水泥楼梯，经过他的律师事务所和仆人的房间，来到了平坦的屋顶和他的起居室，起居室的色调是粉色和红色。包布椅子沿着三面墙排开，房间里面有一个玻璃橱，里面放着贝壳做的装饰品、塑料做的印度神像和其他小摆设。房间里那么多椅子显得像个等候室，但库戴尔先生确实有那么多客人。他跟选民保持着接触，为担任竞选执行官做好了准备。
“我告诉你他们是如何赢得上次邦议会的递补选举的。”律师说，“当时这个地区在闹饥荒，农村人没有工作，政府机构在有些地方开展赈灾活动。他们教给赈灾人员一个口号：你们如果投票给另一边，赈灾工作就一概停止。”执政党现在又故技重演，这一回他们的目标是“不可接触者”（也叫贱民），执政党使出各种手段贿赂他们，尤其是通过国有化的银行给他们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