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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瓦特人让他担心，但他不怎么担心乌代浦的巡游。“这种公共会面只是娱乐节目，只是凑热闹。无足轻重。”赢得选举靠的是选票，赢得选票靠的是做工作。“我说的‘工作’指的是直接接触选民。把他们从屋里领出来，送他们去投票间。我以一位热忱的工作人员的身份告诉你，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在最后两三天所做的工作。”这既是库戴尔先生做出的允诺，也是他发出的威胁。
律师也指出了穆库特先生竞选的劣势。在这间办公室里，有些人是出于利益关系才跟穆库特先生联系在一起的，而其余的都是人民同盟的人，他们大多是小店主，即便是那位身穿奶油色西装、脚登尖头黑皮鞋、涂着眼影粉的冷峻的年轻人，也出身于小店主家庭，他本人是一位教师。人民同盟是活跃在城市的政党，没有乡村组织，只有国大党有乡村组织。抓住乡村组织才是竞选的关键；而穆库特先生唯一拥有的武器是他的影响力。毕希西瓦先生的优势在于他属于执政党，执政党有办法给各方施加压力。
他说：“我足不出户就可以影响到某些行政区的选举，这需要一周时间。但如果我出去巡游，两三天就足够了。”
穆库特先生向后倚着，细长的腿从椅子上垂下来。他摸索着去找cachoree，为了让他吃起来方便，他们已经把它弄成了小块。他的嘴张开又合上，像是准备叹气。
我问他是如何做到的。
那位律师说：“穆库特先生造就了我。他无偿地为这里的很多人服务，纳西拉巴德人还记得这些。”
“我是群众领袖。”他在这方面下过功夫。他是婆罗门，是城里人。他说，在想到为穷人服务之前，他在桥牌和象棋上浪费了很多时间。后来他走了出去，“深入到社会最底层，走到贱民和舞蛇者中间”。很少有人这样做。在阿杰梅尔，大家都知道库戴尔先生在一些底层群体中很有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听说库戴尔要参加战斗，就开始担心了。”
他们让穆库特先生坐在一张藤椅上，为他端来了一大块苍蝇爬过的cachoree，这是当地的一种油炸美食。
因此，在这最后的夜晚，库戴尔先生在预演着他的角色。他的态度有些孤注一掷：尽管他很愿意为毕希西瓦先生出力，但也完全可以袖手旁观，让毕希西瓦先生自作自受；如果行政长官和毕希西瓦先生想让他效力，如果他们还在乎舞蛇者的选票，明天就一定会来找他。库戴尔先生已经拿定主意，明天决不采取任何行动。明天是湿婆神节，他是湿婆的信徒。对他来说，那一天是神庙、祈祷和静心的日子。
那位律师是个中年人，穿着一件巧克力色与紫色相间的运动衫。他说：“我的一切学识皆受教于穆库特先生。”他说话声音很大，仿佛在对整条街讲话。
一大早，毕希西瓦先生就赶到圆屋来找行政长官，他来得太早了。他看上去比我记忆中的他更加心烦意乱。他是跟一群乡下人一起来的，那些人都围着灰扑扑的腰布，罩着棕色背心，戴着甘地帽。他们在毕希西瓦先生慌张地带领下，像一群没头苍蝇，在宽敞的休息厅里忽而扑向前，忽而奔向后。当毕希西瓦先生站住不动时，他们就都往地毯上一坐，就像圆屋里的仆人以为四下无人时会做的那样。这些人在慌里慌张、七嘴八舌地把同一件事情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断定行政长官不在圆屋，可能去了别的地方。于是他们又一窝蜂地涌了出去。
穆库特先生说：“他是我的弟子。”
但行政长官确实来了。他一定度过了相当繁重的一天，那天晚上七点半，他本来应该赶到市区，在柯萨纳吉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但他还待在圆屋里。不过一点也不要紧：湿婆神节、哈努曼庙每周的典礼、花展和吉安王的湖畔花园彩灯吸引了节日的人群；柯萨纳吉的会场只来了三四百人：政府官员、穆斯林和证明了他们的忠心的人。整整一个小时，音乐、歌曲和竞选歌差不多已经把我们的耳朵震聋了。听众越来越多。当行政长官终于带着他的全部党内要员来到会场时，我高兴地看到，库戴尔先生已经被请出隐修室，跟众人走在了一起。
纳西拉巴德的主干道上摆着水果和蔬菜摊，亮闪闪的。我们在这里停下，一双双毕恭毕敬的手搀扶着穆库特先生钻出吉普，领着他，一肩高一肩低地走过蔬菜摊，穿过窄窄的人行道，向一间光线昏暗的小办公室走去。办公室外面的门楣上挂着落满尘埃的镜框，里面镶着勒克瑙大学颁发的文凭；办公室里，门的上方漆着色彩鲜艳的印度宗教图案。这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玻璃橱占据了一整面墙，里面摆满了印度的法律书籍，清一色的棕色封面，玻璃橱的边框漆成了黄色，隔板上不太整齐地贴着红色的标签。
行政长官跟人做了一整天的个性斗争之后，现在可以只谈原则了：赶走贫困。他只字未提拉其普特人和拉瓦特人，对穆库特先生没有丝毫贬抑之词，几乎没有提到毕希西瓦先生。毕希西瓦先生没有发言。他就像某些印度雕塑中的妻子形象，在主人脚边显得非常卑微，他安静而谦卑地坐在行政长官脚边，就像穆库特先生坐在乌代浦脚边那样。他身体向后，倚着自己的胳膊，挺起的大肚子显得优势在握；我觉得我从没见他这么放松过。
我们经过一座新修的湿婆神庙，竹子搭的脚手架还没有撤掉，这座庙是农民为庆祝八年干旱结束而修的。白色的庙宇矗立在一片刚长出的荆棘丛中，显得有些凄凉，这里以前是一片林地，干旱快结束时，这里闹了饥荒，树木都被砍去烧成木炭了。再往前，就到了军事区：光秃秃的地面上搭着新旧不一的营房，士兵们扛着来复枪，三三两两地在沥青路上跑步。
“他完全有理由放松下来。”第二天下午，当我跟库戴尔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一起开车去纳西拉巴德的时候，库戴尔先生对我说，“昨天上午九点半，他见过行政长官之后就到我家里来，向我屈服。他是带着妻子和妹妹一起来的，他妻子眼中含着泪水。我对他说：‘然而你，毕希西瓦先生，你必须明白，我一直都在帮你，这是因为我相信甘地夫人的纲领，而不是因为我对你有什么情谊。’”就这样，库戴尔先生间接地宣布了他的竞选执行官身份。他又加了一句：“冲锋的时刻到了。”
“他说过这样的话？”穆库特先生停顿了一下。这种思想很新鲜，很“西方”，也许令他在智力上难以处理。“我从没听他说过。”他无声地把嘴张开，又合上；他的头又向后仰了过去，眼睛闭着，像个呼吸困难的病号。
但我们先在新建的湿婆神庙前面停了下来。库戴尔先生是湿婆的信徒，对湿婆的恩泽感念不忘，他对着湿婆的象征林迦做了一番敬拜。林迦立在水泥莲花台的中央，莲花台的边缘雕刻着排列成锯齿形的花瓣。裹着塑像的黄布上面沾了一些甜甜的东西，一堆黑黢黢的苍蝇不知餍足、如醉如痴地趴在上面。
“尼赫鲁先生说过，在像印度这样贫穷的国家，其危险在于贫穷可能会被神圣化。”
“到纳西拉巴德后，”我们再次上路时，库戴尔先生对我说，“我会把你分别介绍给穆库特先生和毕希西瓦先生最忠实的支持者。他们跟我都是最要好的朋友，都会请你喝茶。有时候，我参与竞选就像娱乐。”
“因为他把贫穷的印度景象展现在了世界面前。”
“就像业余爱好。”坐在吉普后面的一个工作人员说。
我问他，这种举动为什么值得钦佩。
到了纳西拉巴德，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情况和库戴尔先生想象的一样糟。身材圆胖的杰恩先生是个小珠宝商（商号是“高级军用精品与金饰”），也是国大党阿杰梅尔乡村行政区委员会的财务主管。他让我们在门廊里倚着靠垫坐下，从陈列橱到门墙之间的这个温馨的小空间既是他的办公室，也是他的日榻，他给我们端上茶和cachoree，告诉我们这里的局面：毕希西瓦先生如果能在镇上得到百分之三十五的选票，在村子里得到百分之五十的选票，就算他走运了。“他们忽视了资历深的工作人员。他们引入的新手在这里喝酒、住宾馆、辱骂对手，以为这样就能赢得选票。”
“甘地的意识形态跟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别很大。他的政治策略的基础是手段应该跟目的一样正当。”他认为甘地夫人的做法不符合这一原则。他也很担心国有化。“国有化会毁了这个国家。我们的国有企业都经营得一团糟。”他对私有企业的支持拉近了他和人民同盟的距离，人民同盟跟共产主义誓不两立。但穆库特先生似乎既不关心效率，也不关心资本主义，而一种甘地式的怀疑——对机器的怀疑，压倒了所有这些问题，构成了他反对国有化的缘由。穆库特先生听说，机器已经把西方毁了；机器也会毁掉印度。“甘地让我格外钦佩的地方，是他在一九三一年围着腰布去了白金汉宫。”
穆库特先生麾下的那位律师——他的办公室就在马路对面——给出了同样的数字。“噢，是的。”律师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说，“事情正在向着有利于穆库特先生的方向发展，因为某个人在起作用，你可以说那个人就是我。再加上人民同盟和穆库特先生本人——他是一项重要的资产——还有竞争对手可怜的个性，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
阿杰梅尔街头出现了一种宣传单，号召人民同盟的支持者抵制穆库特先生。穆库特先生说，这是毕希西瓦先生那一派耍的又一个花招；然而人民同盟的工作人员表现出来的忠诚连他都感到震惊。穆库特先生说话的语气不太像一个看清了其所属国大党的错误的人，而像一个终于能够开口抨击国大党的过失的局外人。人民同盟说，国大党腐败了。说得没错，穆库特先生说。“权力腐蚀了我们，我们的政客变成了徒有虚名的甘地主义者。”但他本人对此无能为力，他从未担任过部长。现在他跟人民同盟结盟了，他看不出这在道德上或政治上有什么复杂性。他的立场很简单：他在以一个甘地主义者的身份对抗英迪拉派国大党，英迪拉派国大党是非法的、激进的、西化的。
我们离开纳西拉巴德，向沙漠驶去。
我们坐在一辆助选吉普上，从阿杰梅尔前往军事城镇纳西拉巴德，汽车外面是被连续八年的干旱洗劫一空、几乎变成了荒漠的乡间土地。穆库特先生在司机和我之间坐着，或者说斜躺着。他瘦小、脆弱，动不动就东摇西晃。他围着腰布，罩着黑色马甲，优雅的头颅向后仰着，失明的眼睛闭了起来，一双精致的手不时地握住空气。他说话时，那张宽大的、富有表现力的嘴有时会在两个句子之间不出声地一张一合，仿佛喘不过气来。他那柔和的态度和脆弱的情态，让每一个靠近他的人都变得柔和起来。我侧着身子，努力倾听他兴致勃勃的谈话，不时会觉得自己像是在送一个爱饶舌的伤残人员奔赴医院，而不是在追随拉贾斯坦的政治大师经历一整天的竞选苦战。
“泄气？”库戴尔先生说，“我是个永不言败的武士。”
穆斯林的选票不会投给人民同盟。但穆库特先生认为，凭他为穆斯林做过的事情，他们会投票给他本人。这是兴高采烈的一天，他做了一晚上的演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似乎认为，跟昔日的敌人联手之后，留给对手的选票已经寥寥可数了。
吉普车上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库戴尔先生可以反败为胜。”
我正要离开时，一个打着赤脚、裹着破腰布的仆人送来了一份报纸，内地版的《祖国》，这是人民同盟刚刚在德里发行的英语日报。关于吉申格尔的报道和对政治谋杀的指控仍然醒目地占据着头版。
“我是群众领袖。”库戴尔先生说，“我要带你去一个很少有人会去的村子。那里的贱民建了一座湿婆神庙来纪念我。我在那里工作时，他们是一群嗜酒如命的人。我让他们起誓戒酒。这件事很不容易，花了我几个月的时间。”
他认为穆斯林不会反对这项提议。“住在村子里的穆斯林是农民，他们喜欢像印度人那样生活。只有那些受过教育的狂热分子出于自私的目的，才会想方设法在印度人和穆斯林之间制造鸿沟。”但后来，当我们谈起四万张穆斯林选票的投向时，夏达尔先生用他那直截了当、心无芥蒂的口吻说：“这些选票会分化。但一般来说，大部分穆斯林不会把选票投给人民同盟。”
一片沙漠落日的景象：赭石色的天空映衬着楝树和澳大利亚山茱萸的黑色轮廓。接着，在一片隆起的高地上，出现了一个围墙围着的村庄，然后是一座高大的门洞，一条土路，一座神庙，一群人出现了，围着我们的吉普车欢呼雀跃：“Indira Gandhi ki jai!英迪拉·甘地万岁！”库戴尔先生说得没错，他在这里很有声望。人们把婴儿抱过来给他看，把以前认识的孩子叫过来；男孩子们念神庙大门上的铭文给他听，让他知道他们已经认识不少字了。库戴尔先生身材高大，秃顶，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他迈着笨拙的步伐走在贱民中间，眼睛在镜片后面快速地眨着。他是一个充满献身精神的人，不需要借助甘地的任何行头；当时的场面非常感人。
“我们需要原子弹来保卫国家安全，但这是一项关系到印度全局的政策，我不会跟村民过多地谈论这个。”但母牛就不同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母牛对我们国家很重要，所以不应该宰杀母牛。德里有一位候选人拉姆·高佩尔·谢尔瓦拉先生，他把保护母牛当作他唯一的奋斗目标。政府应该保护母牛，而且应该提供健壮的公牛，这样就可以繁殖出更好的品种。也应该妥善安排饲料，因为这一带经常有饥荒，成千上万头牲口会死于饥荒。”
我们在黑暗中继续前行，来到了一个村庄，库戴尔先生说他想在这里做一些“暗中侦察工作”。我认出这里是撒拉达纳，我跟毕希西瓦先生来过，这里的人向他保证“全体一致”支持他。但库戴尔认为，他能不能获得百分之四十的选票都成问题。撒拉达纳是贾特人的村子；贾特人刚刚组建了一个政党，他们敌视甘地夫人；头天晚上，穆库特先生跟这个政党的一些领导人在撒拉达纳刚刚开过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