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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族是最早起来反抗这个国家的社会丑行的。”夏尔达先生说。但现在，他的党派在全力支持印度建设核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在全力支持保卫神圣母牛的运动，两者并行不悖。人民同盟和任何地方的极右翼党派一样，善于运用愤怒和简化的学说，但他们最重要的武器是矫情。他们喜欢谈论危险和痛苦，“我们的文明到了危险关头。”夏尔达先生说——他们能够从当前的苦弱中，魔法般地召唤出一个富强的未来，未来的印度会再次像她神秘的过去那般纯净，那是非常遥远的过去，远在英国征服之前，远在穆斯林入侵之前。
“暗中侦察，暗中侦察。”我们的车一停下来，库戴尔先生就对他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去了茶棚，我们一声不响地坐在吉普车里。但我们的到来不可能完全保密，有人给我们端来了几杯茶。一个村民走过来，低声告诉我们，只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村民支持毕希西瓦先生。“他只是为了安慰我。”库戴尔先生用印地语说。但又有一个村民走过来，低声说毕希西瓦先生的得票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九十。从茶棚回来的工作人员带回来的数字是百分之八十。
夏尔达先生五十多岁，身材矮小，体格结实，穿着一件棕色的条纹西装。他戴着茶色眼镜，总是愤愤不平地说起那个“瞎老头”，但他自己的眼睛也不太好。其实，恰恰是视力问题让他不得不放弃律师行业，做起了经销水泥和布料的生意。他住在圆屋山下一座新盖的水泥平房里，房子对面是一堵石墙，用牛粪涂过的墙面正在风干。他的客厅里有个玻璃橱，里面有些小摆设；小小的葡萄苗从两只威士忌酒瓶里长了出来，一只瓶子是棕色的，另一只是绿色的。白色的墙上挂着一幅肖像画，仿佛一幅染了色的照片，画中人是哈比拉斯·夏尔达先生，《印度至上》的作者，一位上了年纪的、和蔼的婆罗门，蓄着下垂的胡须，他在英国殖民时期当选过中央立法会的成员，获得了“大臣阁下”的称号（仅次于“骑士”封号），他因为起草《禁止童婚法案》而闻名于世，这个法案从一九三〇年起禁止了儿童婚姻，人们至今仍称它为《夏尔达法案》。
就是说，种姓牌在撒拉达纳好像没有发挥作用。我开始思索，甘地夫人是不是已经让库戴尔先生的工作变得很轻省了？她是不是已经让这次中期选举远远超出了库戴尔先生所理解（并且乐在其中）的地方政治？在阿杰梅尔，这次选举是不是意味着：在有些地区是甘地夫人对人民同盟，在有些地区是甘地夫人对乌代浦，在其他所有地区则是甘地夫人对可怜的老穆库特先生？
“我们不想从苏联或柯西金那里吸取思想。”夏尔达先生说，“我们有自己的遗产，自己的文化。我们有《吠陀》，这是人类写的第一本书。在《吠陀》的光芒下，其他民族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因此，当我们拥有这样一笔古老的遗产时，我们相信我们的种族是伟大的，高贵的。我的祖父哈比拉斯·夏尔达写了一本书，名叫《印度至上》。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书里列举了各种各样的事实和数据，用来说明印度人为什么比其他种族都优越。”
接下来，一路都很平静，库戴尔先生一行没有引起轰动。但当我们回到阿杰梅尔时，我们发现有人在散发传单，说库戴尔先生在搞破坏。
这是一种不寻常的联盟。自一九五一年创建以来，人民同盟已经越来越壮大，夏尔达先生说，这是因为国大党的腐败；而这段时期基本上是穆库特先生在阿杰梅尔主持国大党事务的时期。然而，人民同盟并不仅仅以反对国大党的腐败而著称。国大党不主张宗教对立；穆库特先生在维护穆斯林权利方面有着很好的口碑。在北印度，人民同盟作为好战的右翼印度党派而崛起，号召印度人对抗穆斯林；在印度人内部，人民同盟又号召北方说印地语的雅利安人对抗南方的德拉维人。他们主张对少数民族施行怀柔政策，他们的口号是“印度化”。最近，人民同盟嗅到了国会权力的味道，便弱化了他们的雅利安共同体路线，把自己的敌人设定为共产主义；但他们在共同体方面的声誉仍然是他们的力量源泉。
库戴尔先生说过，星期五将是繁忙的一天。但等工作人员都到齐，等我们从集市上买好吃的，已经是十一点半了。我们来到第一个村子时，已经到了午饭时间。我们坐在简陋的小政务厅里，身边围着几百万只狂躁的苍蝇。工作人员把饭放在报纸上，库戴尔先生和我把饭放在干燥的菩提叶上；当地的富农和拉票人员已经等了我们一上午，现在继续等着我们把饭吃完。他们一副认错的表情，库戴尔先生暗示说，他是来训斥他们的。我们吃过午饭后，库戴尔先生私下训斥了他们。
阿杰梅尔的人民同盟党人一直想推举自己的候选人，现在却不得不支持穆库特先生。人民同盟在阿杰梅尔的党主席夏尔达先生曾经在一九六七年竞争过这个席位，他不喜欢现在这种安排。他说：“这是人民同盟的席位，应该由人民同盟的人出面竞选。我比他们选的那个人更合适。你们见过他吗？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头子，瞎子，看不见东西。我们的人总是来问我：人民同盟为什么不出来竞选，我为什么在帮那个瞎老头？”
午饭很油腻，新修的饥荒之路——饥荒时期修建的公路网的一部分——非常平坦，库戴尔先生在车上睡着了。我们开过了一个村子。库戴尔先生醒过来后，对错过的那个村子感到抱歉，他说晚上会派一些工作人员乘巴士去一趟。我们来到另一个村庄。沙地上一条新挖的水渠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库戴尔先生决定把这个村子也交给他的夜班工作人员。
然而，穆库特先生也有棘手的问题。按照正式的说法，他是反对派或组织派国大党推举的候选人。但组织派国大党在阿杰梅尔根本没有组织。穆库特先生只好依赖人民同盟的组织，而他和人民同盟不久前还是敌人。各个反对党派的核心领导人之间已经结成了联盟，就议席的划分达成了一致意见，阿杰梅尔的议席分配给了组织派国大党和穆库特先生。
“好了，”我们又往前走了一会儿后，他说，“现在你看到的是纳西拉巴德行政区。你已经听到了两边对局势的估计。所以公布结果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选举结果完全是这次……”他挥手指着公路和无垠的沙漠，“这次行动的成果，这次冲锋的成果。”
那天晚上，毕希西瓦先生要动身前往农村开展为期两天的活动。他的竞选指挥部设在一栋别墅的一楼：一间光秃秃的中厅，壁炉空空如也，高高的蓝色墙壁上开着椭圆形的窗，窗户紧挨着天花板，开裂的水泥地上铺着破旧的地毡，旁边的小厢房用栅栏和铁丝网封了起来。助选的工作人员有些是花钱雇来的（一个月四十卢比，也就是两英镑，每天工作两小时），有些是小政客，他们到这里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工作人员乡里乡气的举止让新德里运来的海报上的革命允诺变得像是空话。一些光着脚的男孩坐在地上，往纸箱上贴海报：投票支持毕希西瓦先生。站在竞选指挥部，站在这样一群人中间，毕希西瓦先生看上去确实心烦意乱。
我们来到下一个村庄，这里更像一座小镇。一个低种姓人正在举行婚礼，仪仗队行进在尘土飞扬的主干道上，铜管乐队的制服破得触目惊心。我们坐在一个布料商的店铺里喝小豆蔻茶，库戴尔先生跟村子里的穆斯林首领谈了一会儿。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库戴尔先生说；傍晚，每个人都会知道库戴尔出来帮助英迪拉和毕希西瓦先生竞选了。“他们知道，选举之后，他们还得有求于我。”这话让他自己不安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帮过这些人，我为他们免费处理过案子。”
但对于毕希西瓦先生来说，竞选的输赢仍然是一场赌博。一九六七年，他获得了十四万五千张选票；他的主要竞争者，来自印度人民同盟党的候选人，得到了十万零八千张选票。但那一年，毕希西瓦先生还有穆库特先生和乌代浦大公的支持。现在乌代浦和人民同盟都在支持穆库特先生。乌代浦大公会让毕希西瓦先生失去拉其普特人的选票；吉申格尔事件也可能产生同样的影响。
到下一个村庄时，我们没下车。人们看到我们来了，只有一个人向我们走过来，他是一个采石场场主，穿着夹克和套头衫。他用英语对库戴尔先生说：“人们需要指引。”
就是说，今天他只是没穿惯常的衣服。他不是我以为的那种跟甘地夫人的新型竞选相配的新型政客。他是国大党人，渴望遵循旧有的风格；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的原则都是从他叔叔那里吸收来的。当国会分裂，以甘地夫人为首的政府变成了少数派政府时，国大党的邦一级首脑曾经为站在哪一边而犹豫不决，毕希西瓦先生承认，他当时也跟着他们一起犹豫。当邦一级国大党宣布支持甘地夫人时，他就跟着他们站了过去。新型政治属于甘地夫人，而且只属于甘地夫人。在拉贾斯坦，国大党的组织和整个权力结构都一如既往。似乎是甘地夫人凭着一人之力，把独立以来一直在执政的党变成了抗争的党。
“他不支持我们。”库戴尔先生后来说，“他雇了很多劳工，他会让我们损失百分之三十的选票。但我不会在离选举只剩三天的时候跟人争执。”
他以为我在指责他。他扯着他的褐色运动衫袖子说：“这是家纺的。有时候，我是为了方便才穿长裤的。但我经常围腰布，我喜欢腰布。”
阿杰梅尔的公共集会都要在星期六下午五点之前结束。但游说和私下举行的集会还可以继续进行。我从穆库特先生的儿子（也是他的竞选执行官）那里听说，穆库特先生和毕希西瓦先生当天晚上要在比瓦尔的扶轮社门前辩论。比瓦尔不像一个会有扶轮社的地方，但它不仅有扶轮社，还有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而且我现在才知道，印度一位非常有名的占星家B.C.梅塔教授也在比瓦尔。梅塔教授是商业占星家，擅长预测市场波动。他的电报挂号是MEHTA。
开车回阿杰梅尔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作为参选国会议员的政客，毕希西瓦先生这身裤子加运动衫的装扮并不合乎常规。我问：“这么说，你不穿家纺的衣服？”
这些都是梅塔教授的儿子告诉我的，就在那天下午，我们在穆库特先生的竞选总部等候穆库特先生那会儿。梅塔教授的儿子是个律师，今年三十岁。梅塔教授只是商业占星家，所以对阿杰梅尔的选举没有发表过任何看法。但年轻的梅塔先生对穆库特先生的胜利充满信心，竞选总部显然也很欢迎他。“他父亲是个占星家。”穆库特先生的儿子向我介绍他的时候这样说。因此我觉得，穆库特先生在星相上应该没有什么失败的征兆。当穆库特先生穿着洁白的一尘不染的腰布和古尔达、套着黑色的羊毛马甲出现在我们眼前时，他就像是一个带着神圣荣光的人。他为每一个靠近他的人赋予了温和的气质，也让人对他充满了敬畏。
再好不过了。就这样，我们的任务出人意料地完成了。
开车去比瓦尔要花很长时间。我们傍晚赶到那里时，发现没有一个人知道扶轮社有什么辩论。有人说，毕希西瓦先生怯场了，但我们总归是被戏弄了，只好在当地宾馆的前厅坐下，喝起了咖啡。我打听起了梅塔教授。年轻的宾馆主人说，教授不仅是他的导师，还是他的朋友。他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后告诉我们，教授吃过晚饭就过来。
“一致同意。”一个头戴黑帽的村民一边说，一边摇着头。
“我从一开始就相信占星术。”穆库特先生说，“我每年过生日时都会请占星家给我看看当年的运势。今年一月三十日，我的生命进入了第六十九个年头，我当时请人为我看了星相。”
毕希西瓦先生说：“他们自己开过会了。全村都决定支持我。”
他不肯说星图向他允诺了什么。我问他，梅塔教授是不是他的星相师，他咧开长长的弯曲的嘴唇，给了我一个微笑，没有作答。
有些人来到毕希西瓦先生身边，低声跟他说话。一致同意，一致同意：在各种印地语中，这个英语单词的意思都十分明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个男人蹲在地上，把一口很小的黑锅架在用草秆燃起的熊熊大火上面，在炒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进入了思索状态。“选举会经历三个阶段。先是竞争的兴奋；然后是紧张的对峙；最后是做出反应，无论结果如何。”
在拉贾斯坦这个地区的村子里，房屋总喜欢挤作一堆：广袤的空间突然变得局促起来，一种人工建造的固态物质出现在眼前。撒拉达纳村就是这样。我们在两个茶棚旁边停了下来，黑暗的棚屋里闪着火光。没有人出来招呼我们，我们朝村子的另一头走去。毕希西瓦先生甩开大步走在村子里，脚下尘土飞扬。穿着橡胶凉鞋的苦行僧一路小跑地跟着，两条耳搭支棱了起来。我们像赛跑一样快步疾走，走过一棵棵剥了皮的树，迈过一堆堆碎石，路过一间间破旧的院子，跨过一条条污秽的排水沟。狭窄的巷子弯弯曲曲，时而转弯，时而突然把我们带进一块小小的空地。我们经过了一群抽烟的人，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厚厚的、温暖的土地上，围着一个黄铜盘子，上面摆着烟具。然后，我们出了村子，又来到那两个茶棚旁边。
“你准备迎接什么样的结果？”
毕希西瓦先生回来了，他高大，圆胖，穿着长裤和一件褐色运动衫。他看上去心烦意乱，气喘吁吁，显然是被吉申格尔事件弄得精神紧张。他还错过了撒拉达纳村的会议，我们马上就要去那个村子。也许是今天这个不幸的日子里的一件幸事，也许是出于神意：陪同我们前往的是一位苦行僧。他身材矮小，精力旺盛，从头到脚都裹着藏红色的衣服。他看上去冷得要发抖，但那其实是他的藏红色头饰造成的效果，那块头饰是用一整块棉布缠出来的，缠得非常巧妙，形状介于主教冠冕和小丑帽之间，左右两条耳搭垂在耳朵上。
他睁开失明的眼睛。“任何结果。”
她不喜欢政治生活。“我丈夫不是政客，他是劳动者。”这是甘地的话：善事的践行者。“我也坚信应该改善被压迫者的生活，但我希望能默默地改善，不想成为公众人物。不过我希望我丈夫更有知名度。人们应该认识到他的才干。如果他是个诚挚而勤勉的人，就应该让大家知道。”
但接下来，他变得有些烦躁，他想走了，人们领着他出去上了车。
毕希西瓦夫人很漂亮，三十三岁，面色苍白，略显憔悴，头上得体地戴着暗红色的纱丽。一开始，她只说印地语。她说她讲不好英语；但后来她对我网开一面，结果她能讲一口无可挑剔的英语。她在她父亲创办的牧师学院接受过教育，学的是印度古典音乐，还学会了纺线。后来，她获得了音乐、英语和印度文学学士学位。她现在仍然纺线。“我相信甘地的教导。”但她放弃了文学，“我不喜欢现代文学，看不懂。我也不喜欢印度的现代文学。我喜欢莎士比亚、勃朗宁和雪莱。”
梅塔教授是一个六十岁的矮胖老头，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身穿长裤和衬衫。他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气质，像一位见多识广、工作过度的医生。他不怎么爱说话。当他明白我想了解的事情之后，飞快地在一张大开纸上写下：英迪拉夫人会在自己的选区以五万多票的差额获胜，但她不会在中央赢得绝对多数……
有人告诉过我，毕希西瓦先生过着简朴的生活。我一开始坐在花篱环绕的游廊里，那里摆着粗制滥造的家具和一排肮脏的垫子，散发着黯淡无光的家居气息。楼上的平台更不讲究，地面是光光的水泥地，仆人遵照吩咐拿出了几把藤椅，是那种五个卢比一把的当地藤椅。一个仆人蹲在楼梯旁的小房间里刷盘子。这就是印度内地的农村：也许除了电话，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表明这是一个正在拉贾斯坦冉冉升起的政治家族，毕希西瓦先生的父亲曾是名噪一时的政治家，当年他跟考尔先生的派别斗争得非常激烈，尼赫鲁先生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
我感觉，在经历了竞选总部的忙碌和乘车的兴奋之后，在比瓦尔宾馆那个闷热的小房间里，当穆库特先生因为那个遭到戏弄的夜晚而脸色阴沉时，他这边人的心境发生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