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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申格尔事件扰乱了毕希西瓦先生的时间表，我到他家时，只有他妻子在。他家的房子坐落在一条土路尽头的开阔地带，穆库特先生的律师事务所也在那里。含义不明的国会旗子有气无力地挂在小花园里，一些花和灌木长在光秃秃的地上。
星期天早上，穆库特先生的一些支持者有了失败的预感。他们把我当成是中立的见证者，过来告诉我，毕希西瓦先生的人正在市区的两个行政区里派发烈性酒；他们还说，明天街上将会流传以穆库特先生的名义发表的小传单，声明自己退出竞选，并且一直都支持甘地夫人。
下午，菲亚特仍然原封不动地停在路边，车头顶着柯丛。那些做记号用的石头已经有些散乱。围观的人群已经散去，远处，两三个农民坐在一棵荆棘树的阴凉里。褐色的山丘在强光下有些泛白。个人的悲剧结束了。穆库特先生和考尔先生都已经在追悼会上发过言了。
失败的预感。上午，败绩昭然。在通往纳西拉巴德的路上，沿途的每个投票间外面都有一个装饰得漂漂亮亮的英迪拉派国大党的帐篷，年轻人拿着选民花名册坐在那里，等着接待选民。十点半，早已是烈日当头，穆库特先生这边的帐篷才刚刚搭起，而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帐篷，有的甚至连桌子都没有。穆库特先生的儿子一脸败象，说是对方在捣鬼。在一个投票间外面，穆库特先生的两个工作人员孤零零地站着，离人群远远的，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耸了耸肩说：“贱民区。”
老城里，火葬的场地已经准备好，添加了檀香木和其他香料的柴堆静静地候着，仪式已经开始了。马路和城墙周围都挤满了人，拉贾斯坦的农民把这里变成了红色的火海：鲜红、橘红和藏红。载着遗体的敞篷吉普从宫门驶出，大公的亲属身着清一色的白衣服，在这里，白色是可怕的哀悼的颜色。
在纳西拉巴德，一个年轻人快要哭了。从他记事起，国大党就一直统治着拉贾斯坦，国大党腐败腐朽，眼看就要寿终正寝了，甘地夫人却挽救了它。“你们赢了，你们赢了。”他对库戴尔先生说。库戴尔先生对这位年轻人的痛苦感到同情，眼睛飞快地眨着。
吉申格尔的商店都关门了，街上却挤满了从腹地赶来的农民。这些发育不良、细胳膊细腿儿的农民，早晨起来一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就动身赶往王宫，有的是走路来的，有的是骑自行车来的。这是一座破旧不堪的印度乡镇，新盖的混凝土楼房上面都有阳台和栏杆，但一楼都是肮脏破烂的房子，每家每户都紧贴着房子外墙搭出了一个简陋的棚屋，屋顶盖着帆布或茅草。柏油公路就像一条在尘土和粪便中蜿蜒的黑色小径，两侧的人行道没铺地砖，到处都是一堆堆碎石和遗留下来的沙砾。再往前走，一片湖泊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眼前，湖心有一座古老的石头建筑，也许是夏日的凉亭；在湖畔公路的尽头，矗立着吉申格尔要塞的高墙和老城。
国大党没有寿终正寝。它的组织毫发无损，构成了甘地夫人和毕希西瓦先生的后盾。国大党没有真的分裂，只是出现了一些背叛，背叛的强烈程度足以引发阵阵欢呼，引来群众的围观（披着选区里五十万选民的外衣），引起库戴尔先生说的tamashas——热闹。在阿杰梅尔，穆库特先生代表的反对派国大党（也叫组织派国大党）只是一个幻影。
考尔先生不是那种戴白头巾、按乡村礼仪致哀的人，他的做派属于新德里风格。他很快就发表了一番讲话，讲的是英语：“……卑劣的谋杀行径……法制匮乏、暴力横生的整体氛围……执政党领导人，自总理而下……使用如此不堪的词来诋毁他们所谓的资本家、实业家和封建秩序……煽动大众的情感和情绪，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年轻人……”
但穆库特先生还有人民同盟的支持。人民同盟在阿杰梅尔市区的势力很强大，让人喜出望外的是，民意测验的结果通常显示人民同盟的支持率很高：在城市高达百分之七十，在乡村也能达到百分之五十。根据乐观的民意测验，人民同盟在城市占有明显优势，穆库特先生也许仍然有望一搏。然而在市区，越是在人民同盟的地盘，穆库特先生的颓势就越明显。在纳雅集市——小商贩聚居的地方，人民同盟的堡垒——下午一点钟的统计结果是得票率低于百分之四十；穆库特先生的选举帐篷里没有桌子，也没有桌子带来的正式感，只有一条长凳，小孩子在帐篷里跑来跑去，整个帐篷像是已经没人照管。
阿杰梅尔的行政长官和两位警局的高级官员一起坐着黑色的大轿车来到现场，车上飘着警局的蓝色三角旗，行政长官穿着西装，两位警局官员穿着卡其色衣服。农民们看着他们，默格拉纳先生也停下脚步，看着他们。斋浦尔警犬队派来了一名副调查员，他头戴贝雷帽，面带微笑，到现场后就向警局报了到。接着，印度上院议员考尔先生出场了。他轻快地钻出汽车——腿上的紧身裤带着时尚的褶皱，上身穿着一袭棕色长袍——迅速地穿过马路，走向那些官员，就像一个习惯于处处受到欢迎的人；然后，他神情庄重地开始检查那辆菲亚特，仿佛那不是汽车，而是尸体。
人民同盟的选民都在弃权，这是穆库特先生始料未及的。人民同盟跟其他党派结盟，支持宿敌穆库特先生，缓和了原来的印度“种族－共同体”立场——这些行为让它丧失了右翼的纯洁性。在支持者看来，人民同盟已经不再是一场征战的首领，它已经变成了“搞政治”、耍手腕的政党，跟其他政党没有什么区别。下午晚些时候，到处都流传着穆库特先生败局已定的消息，一些原本打算弃权的人民同盟的人现在也准备出去投票了，投票反对穆库特先生。
当地的一些政客也来到了现场，其中有默格拉纳先生，他身材矮小而肥胖，脸色阴沉，穿着一条灰扑扑的长裤，一件破旧的绿色套头衫，头上裹着雪白的穆斯林头巾，头巾的大小和形状都像是小轮摩托的轮胎。“我是马尔瓦尔人，”他说，“每逢令人悲伤的葬丧场合，我们马尔瓦尔人都要裹上这样的头巾，白色和卡其色的都可以。”默格拉纳先生是邦议会议员，也是死去的大公所属党派的干将。“此前大公一直在为我们带来良好的影响，这次谋杀是某个大人物主使的。”默格拉纳先生曾经拥有两千五百英亩土地。“扎吉尔制度<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废除后，我的土地都没了。”在扎吉尔制度下，他的佃户要把三分之一或一半的产出交给他。“我们用这笔钱来管理封地。我现在做的是大理石生意。如果只靠政治过活，我根本就活不下去。我的生活来源是大理石，政治只是业余爱好。”他从我身边走开，继续沿着马路在那些一动不动的农民面前走来走去，圆胖的脸又阴沉又烦躁，雪白的头巾顶在头上，非常醒目地悼念着死去的党派成员。
四点半，离投票站关闭还差半个小时，穆库特先生的竞选总部里有三个人：一个枯瘦干瘪的老秘书坐在桌子旁边，守着已经清净下来的电话机；一个戴着黑色帽子、围着腰布的瘦削会计垂着双腿，坐在一把直背椅上；还有一个男孩。有人拿着一张账单走进来，戴黑帽的会计没有变换坐姿，拿过账单想了一下，把它穿在了一根钉子上。我朝钉子伸出手，想拿过来看一下。会计一言不发，迅速地把钉子划过我面前，递给了那个男孩，男孩把它放在落满了纸屑的地板角落。
这是第二天早晨的爆炸性新闻。十一点钟，在沙漠的强光里，印楝和仙人掌侧立路边，周围褐色的低洼地上零零星星地分布着荆棘树，眼前这辆小小的“香槟绿”菲亚特显得有些怪异，它既没有君王之气，也没有悲剧色彩，车身没有一点凹痕，车窗玻璃一块也没有碎，只有驾驶座旁边的车门上留着一抹血痕，车子停在了沙子漫过的路肩上，前面的保险杠撞进了一丛高高的灌木，这种灌木叫“柯”，开红色的花，人们可以根据花的情况预言季风强度。车牌是红底白字的大公专用车牌，上面印着：吉申格尔No.11。几块石头摆成一条线，标记出了车子驶离公路的轨迹。公路的另一边停着几辆行政区警署的吉普车，还有一群缠着腰布、裹着头巾的农民。
在毕希西瓦先生的竞选总部，在那栋别墅的开放式水泥回廊下面，毕希西瓦先生坐在藤椅里，身边围着工作人员。他处在笑得合不拢嘴的异常兴奋状态，正在电话里大呼小叫。他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穿着长裤、衬衫和套头衫，毕希西瓦先生则穿着他的政客制服：家纺的腰布和古尔达。这套白色的盛装代表着甘地的美德，此时也代表着它的政治回报——身为国会议员可以享受的一切：新德里的公寓，两部免费电话，召开议会期间每天五十一卢比的津贴，全印度的免费头等列车座位（而且享有优先订座权），还有每个月五百卢比的工资。
那天晚上，他原本要和王妃一起去参加一场婚礼，正要离开时，电话铃响了，吉申格尔本人接了电话。然后他对王妃说，他出去一下，十分钟后就回来。他自己开着一辆印度产的菲亚特离开了王宫，身上带着左轮手枪和很多子弹，还有大约一千五百卢比。在距离王宫几英里的地方，在斋浦尔－阿杰梅尔公路一截笔直的路段上，车子停了下来，也可能是被拦住了，子弹从吉申格尔的右耳射了进去。他的左轮手枪被拿走了，钱却分文未动。
过了一会儿，我才看到毕希西瓦夫人也在场，她安静而羞赧地站在回廊里，就像站在舞台上。她拖曳着墨绿色的纱丽，在这么多男人面前，她低着头，谦恭地把头遮起，就像一位忧伤的古典人物——饱受践踏的印度女性的象征。
吉申格尔隶属于阿杰梅尔旁边的选区。拉贾斯坦的面积有六百五十平方英里，跟一九四七年的状况一样。在大公林立的拉贾斯坦，吉申格尔是一个不太显赫的姓氏，但这位死去的大公是一些显赫家族的血亲，他在阿杰梅尔知名度很高：他在那里的俱乐部打羽毛球，在梅奥学院的球场打网球。
十天后，等边远地区的选民也投完票，计票开始了。天气已经变了，暑气已经来临。第二天就是春天节<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八号公路上，来来往往的手推车上堆着一卷一卷的绿粉和红粉，那是为节日的欢乐准备的。计票在税务局院子里的凉棚下面进行，毕希西瓦先生和穆库特先生都不在场。“最高指挥官不必亲临前线。”一个计票员说。
然而那天晚上，就在离纳雅集市不到二十英里的斋浦尔公路上，四十六岁的吉申格尔大公——反对派的支持者，邦议会议员——被刺杀了。
穆库特先生正在自己的公寓里度过他政治生涯中最漫长的一天。他的得票情况将比我们之前料想得还糟。在阿杰梅尔市区——票数是按照行政区分别统计的——他只得到了一万九千张选票，而毕希西瓦先生得到了四万三千张。
Garibi Hatao，赶走贫困，现在我们能够理解，这么简单的政治口号，为什么在甘地夫人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也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说，在阿杰梅尔，“赶走贫困；赶走英迪拉”这样的竞选论题太抽象、太遥远了。人们说，如果是邦议会选举，大家会更感兴趣，因为那时，政客们会讨论更直接的种姓和社群问题，会给出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允诺：有关柏油马路、水箱和通电，等等。
我对穆库特先生的儿子说：“这么说，梅塔教授给了你们错误的提示？”
乍听上去，用印度人的话来说，他的演讲“很老到”。然而作为一场竞选演说，在那样一条街上，面对着那样的人群，整篇讲话对近在眼前的痛苦居然没有一点分析，对未来也没有丝毫的允诺！一场竞选演说，一场关于经济和法律的演说，居然是从个人诉苦的角度出发的！谈到国有化时，他关注的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种不敬行为，它威胁到秩序和戒律，它亵渎、动摇着这个世界。为了反对不敬，他让大家以他为榜样：他的甘地帽，家纺长衫，朴素的棕色背心；他的闻名遐迩的禁欲主义；还有他的甘地式爱好——纺线：他的个人美德都是经由长年累月的服役塑造出来的。宗教、戒律和印度的“正道”在这里被赋予了一种政治性表达，听众觉得他的演讲声声入耳。他们毕恭毕敬地听着，甚至报以轻轻的掌声。
“他没有给我们错误的提示，他推算错了。”
那天晚上，德赛先生在纳雅集市上的演讲主题就是“不敬”。德赛先生以前在甘地夫人的内阁担任副总理，现在他是反对派的一员，支持穆库特先生。在纳雅集市的通道两侧，一家家狭窄的店铺搭在平台上，挂着闪烁的灯泡吸引顾客。在集市的开阔地带，越过攒动的人头，越过街道上空悬挂的彩旗、彩带和海报，在两排小荧光柱的尽头，矗立着另一座平台，台上格外洁净，格外明亮——穆库特先生、考尔先生和其他人显然是跪坐的那里——德赛先生看上去完全不像七十四岁，正在台上谈论着“英迪拉的精神紊乱”、国有化和宪法面临的危险。
毕希西瓦先生在他的竞选总部。他现在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胜利，很平静，但有些疲惫。整个选举让他很紧张，他不能像库戴尔先生那样愉快地享受选举中“娱乐”的一面。他经历过眼看着关键人物要倒戈的痛苦时刻；拉瓦特人的事情也一度让他心惊胆战，他对那份诋毁他名誉的传单仍然耿耿于怀。“我要起诉，要让他们赔礼道歉什么的，我可以要求一二十万卢比的赔偿。”
一杯蜜露咖啡大约三便士。你可以向服务生要一支香烟，他会把一包开了封的香烟放在你的桌子上，你抽几支，就付几支的钱。奢侈在印度是很少见的，一些小小的姿态就足以构成不敬之举。前所未有的穷困时期，你打着领带，在蜜露喝咖啡：这种举动已经不仅仅是铺张浪费，而是在否认果报，在从根本上挑衅父辈的信仰。
但他最大的痛苦来自穆库特先生，他在穆库特先生的阴影下生活了那么久。我问他是否觉得他们会从此决裂？“我不知道。我昨天去看他了，他不跟我说话。”毕希西瓦先生非常急于让人知道，他虽然年轻，但他对人民也有付出，也做出了牺牲。他没有像穆库特先生那样坐过牢，但他因为社会工作太忙，直到三十二岁才结婚。“我从一开始就对服务公众感兴趣。在政府学院，我是童子军团长。不知道为什么，穷苦阶层总是很吸引我。从一九五二年起，我就在全身心地为农民工作。”
晚上，我去了蜜露咖啡馆，阿杰梅尔这座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城市勉强支撑起三家还算像样的咖啡馆，蜜露是其中一家。咖啡馆里开着空调，光线幽暗，服务生穿着白衣服。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告诉我，蜜露是阿杰梅尔的年轻人和“摩登人士”常来的地方。他说“摩登人士”的时候带着挖苦的口吻，但他也想让我知道，他本人就是摩登人士。“我父亲是个半文盲，他一九二〇年开始在铁路上工作，干了三十七年退休，然后就去世了。他临终的时候，一个月拿三百卢比。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他的运气，都是他的果报，他上辈子种下的东西，这辈子来收。我和他想的不一样。我每个月只挣四百卢比，但我喜欢让大家看到我西装革履地坐在蜜露咖啡馆里消磨时间，让大家以为我有钱。”
他把这些说得像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照着叔叔的模子塑造自己；他也是半个甘地主义者加半个政客，他也认为自己有权染指政治权力，因为他已经赢得了宗教上的美德。但毕希西瓦先生本来完全有可能倒向另一边：反对甘地夫人。“这是考验我的时刻，”说起国大党的分裂时，他说，“要在原则和人格之间做出选择。”最后，他设法将两者结合了起来：甘地主义的原则和甘地夫人的人格。
褐色山丘的另一边，是更小的城镇和上千个村庄，它们一起构成了整个选区。每个村庄都像阿杰梅尔那样，既四分五裂又井然有序：每个人都安守着自己的种姓、社群和家族：人们聚居的区域不是严格地按照种族或社群来划分的：这里的情况更像英国的村庄，人们看上去比较相像，说着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但每个人都清楚地记得自己是戴恩人、萨克森人或朱特人，都跟自己的同宗保持着紧密的交往。奶牛和牛犊，纺车：穷人和富人，左和右：这些划分如何应用于现实？
整个下午，他的领先优势在不断地扩大，票数最后高达六万六千张。穆库特先生在巅峰时期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多数。种姓因素在任何选区都没产生影响，吉申格尔事件没有产生影响，拉瓦特人的诱拐事件也没有任何影响。只有乌代浦的巡游起到了一些效果。在那个偏远的行政区，他就是神，他让毕希西瓦先生在那里只领先了三千多票。各地选民出于他们共同的困境和需要，都把选票投给了甘地夫人和赶走贫困。
阿杰梅尔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梅奥学院的第八十九届颁奖典礼将在星期六举行。梅奥学院是印度一所举足轻重的英式公学，先前是为了教育大公的儿子而设立的。再过三天就是印度的湿婆神节和阿杰梅尔花展开幕的日子。于是，在混乱的主干道后面，在混杂的交通、母牛、瓦砾、尘土、没有遮挡的食品摊后面，阿杰梅尔很快显露出它过度有序的一面。这是一个铁路重镇，有巨大的火车头车间，还有严格地按照等级划分的住宅。这里有中世纪修建的镇子，狭窄的街道簇拥着一座著名的穆斯林神殿，那是穆斯林的朝圣之地。这里也有比较新的居住区，有集市（它是混乱的主干道的延伸），还有占地几英亩的井然有序的梅奥学院——在那里，只有在佣人区才会有人谈论印度。
大约三点半，毕希西瓦先生和妻子一起来到税务局。他们都穿着家纺的衣服，他一身白色，她一身蓝色。他无力地微笑着，而她面带羞涩，仪态优雅。当他们向凉棚中央走来时，我们这些坐在行政区长桌子旁边的人全都站了起来。有人跑来献上了一个金银锡箔做的花环，这是给库戴尔先生的：获胜方的选举执行官。献给毕希西瓦先生的是第二个花环，用万寿菊和白色的金银花做的。
太阳升得更高了，褐色的雾霭升腾起来，越过了褐色的山顶。洗衣工把那些白色的、彩色的棉布衣服摊开后走开了。鹰在湖面上空盘旋；湖边，蚊虫聚集而成的云团就像风中的香烟烟雾，时而汇成螺旋，时而变得稀薄，然后又重新成形。此时，山下平顶房密布的赭白相间的镇子里传来了高音喇叭的声音：电影院在招徕顾客。下午晚些时候，镇子上还听得到音乐：来自一场婚礼的仪仗队伍。
税务局的院子外面，人越聚越多。快要公布结果的时候，毕希西瓦先生和妻子沿着来时的路往外走，那些还没来得及向他们致意的计票员纷纷站起来，双手合十，表达了他们的问候和敬意。等候在外面的铜管乐队奏响了《布基上校进行曲》；一群白色的母牛和牛犊在四处游荡；一些人挤在一辆吉普车里，向人群挥洒彩色的粉末：春天节提前一天到来了。《拉贾斯坦祖国报》的单张“号外”正在四处分发：
到了阿杰梅尔的第一个投票日，选举却显得离大家很遥远。双轮马车载着阿波罗马戏团的广告在镇子上到处走；大街小巷的墙上刷满了用印地语写的计划生育口号。那天是星期二，是哈努曼神庙每周做圣事的日子，庙里的猴子窜到附近的圆屋山上，在树上跳来跳去。登上山顶，会看到一片明澈的湖水，俯瞰山下，依湖而建的就是阿杰梅尔。穿过尘土飞扬的街道，明澈的湖水带给人一阵惊喜。湖边的黑色岩石上，几十个洗衣工正在使劲敲打穷人的棉布衣服，他们划着圈儿抡起拧紧的一捆捆湿衣服，每抡一下，嘴里就不甘示弱地咕噜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