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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冒险，就像今天的太空冒险，浪漫的成分必须由我们自己来补充。地理发现需要一位英雄；轻蔑的目光必须落在背叛了这位英雄的国家身上（这是传奇故事的版本）。这次地理发现——没有哥伦布也能够实现——注定充满了恐怖。在西印度群岛、澳大利亚、美国和南美，原始人一旦暴露在发现者面前，一定会被征服、利用和镇压；甚至在印度也有土著问题。应该怎样对待原始人，西班牙皇帝为此专门召集了一场大辩论；四百年后的今天，罗得西亚<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变成了一个帝国的论题。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平行关系；区别只在于，当代的辩论——一边是大众选民，另一边是被剥夺了一切但又无动于衷的原始人——必然是更劣质的。
跟哥伦布有关的事实一直都摆在世人面前。无论是在他自己的文字中，还是在他的各种行为中，他的自我中心主义都像是一种赤裸裸的畸形；他的很多行为都是自作孽。但经过粉饰的英雄形象——那甚至不是哥伦布自己粉饰的——却历经几个世纪，流传至今。第一次航行，当哥伦布的旗舰搁浅在海地时，印第安人不仅向哥伦布伸出了援助之手，还一洒同情之泪。哥伦布却是机警的，他随即记下：征服这个“怯懦的”、没有武装的种族是轻而易举的。他立即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Landström先生暗示说，这种行为让人遗憾，但哥伦布不是诚心这样做的：这就是传统的文过饰非。第三次航行，哥伦布以为自己发现了伊甸园。Landström先生再次服从了文过饰非的惯例，他说哥伦布当时状态不佳，影响了判断。但其实正是基于对地理状况的误解<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哥伦布才敢于向大西洋进发的。
不存在澳洲的黑人传奇或美国的黑人传奇，充其量只有白人浪漫的、自我陶醉的负疚感。但西班牙的黑人传奇却会一直流传下去，就像哥伦布的英雄传奇一样。梦想着一个未经触碰的、只保留给我们的世界，梦想着香格里拉，这是人类经久不衰的幻想。这种独一无二的经历落在了西班牙人身上。于是慷慨与浪漫被赋予了发现者；但西班牙人永远不会被原谅。新世界已经被践踏，西班牙人仍然没有从这样的幻想中摆脱出来。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国变得像是在全面复制发现新大陆的探险过程，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来一次；西班牙人在这二十次探险中投入的人力和财力，比征服墨西哥、秘鲁和新格拉纳达的投入还要多。
中世纪，人的心智状态是否就是如此呢？但是在哥伦布的第二次航行中，伊莎贝拉女王给舰队写信，她想知道海上的气候如何。她不满足于安达卢西亚的四月，她想要栩栩如生的画面，她想要浪漫。马可·波罗——哥伦布读过他的书——传递给读者的是浪漫；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也是如此，美洲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不是没有理由的。韦斯普奇觉得这些趣闻轶事都值得记下来：岛上和大陆上的土著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会随随便便地往热沙地上撒尿，而不是走到一边去；女人非常淫乱，她们会用一种从动物身上提取的毒药来增大男人阳具的尺寸，这种毒药有时会让男人永远丧失性能力。这些事情也许都是他杜撰的，但无论如何——尽管他也很机警，尽管他的航行也给他带来了利润丰厚的贩奴生意——他遵循了旅行的浪漫传统，唤起了人们对新世界的惊奇感受。
《鲁滨孙·克鲁索》的中间部分——最核心的制造神话的部分——是同一种幻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是一段独白，完全是内心的叙述。它是一种梦想，梦想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个人，亲眼看着第一棵谷物在世界上生长。他不仅梦想着天真未凿的状态，更梦想着自己转眼间（一个人就这样）成为物理世界不容分说的主宰，梦想着自己手里握着“创世以来人类在这里开过火的第一杆枪”。这是对无所不及的权力的梦想。“首先，我让他知道，他的名字应该叫星期五，那是我救他性命的日子。我这样叫他是为了纪念那个时刻。我用同样的办法教给他说‘主人’，然后让他知道那是我的名字。”星期五在宗教方面比较迟钝，克鲁索不明白为什么。权力带来了问题。克鲁索看到一些食人生番正准备把一个人杀来吃了，他跑过去解救，但又停住了脚步。他有权进行干涉吗？有枪就有权利吗？一些西班牙人就要获救了，他的自由和权利将何以为继？怎样让他们服从？在一无所有的世界里，物质制裁从何谈起？他们必须签一份协议，但这里没有笔也没有纸：这种困难就像出现在噩梦里的困难一样典型而且没有道理。克鲁索最后获救了，他逃离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荒岛。这些问题是永远不可能解决的。
这段话摘自《第一次航行笔记》，那是他感知力最为警醒的时期。具体的细节描写对读者有欺骗性。哥伦布在密切观察着大海和海上的生活，但他观察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接近陆地的迹象；同样，当他发现新大陆时，他对土著的研究也只是出于一个淘金者的“机警”（他自己的话）。“他们的头发不卷……根本不是黑人。”他对人类学毫无兴趣，对种种奇观也没有反应，他只感觉失望，因为他相信，有黑人的地方就有黄金。离开了淘金者的机警，他的语言和感知力都失灵了。夜莺、安达卢西亚的四月：他反复地使用着这些平庸诗歌中的措辞，直到这些字眼不再有任何意义。它们比最近那个宇航员发出的“哇！”还要低一个等级——在哥伦布身上，你根本听不到这种纯粹的快乐呼喊。完成了地理发现之后，那个寻找黄金的航海者的庸常一再显现，破坏了所有的浪漫，让这次伟大的历险变得平庸琐碎，不足挂齿。一部关于哥伦布的书不得不依赖插图，因此Landström先生的书弥足珍贵。
后来，克鲁索取得了成功，就在哥伦布发现的那个新世界，但克鲁索生活的地方是反叛已镇压、秩序已建立的巴西奴隶制社会。地理发现的恐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权力无边的人的恐怖，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九月二十九日。空气非常甜美清新，唯一缺少的就是夜莺的歌声。大海宁静得像一条河流。
一九六七年
九月十六日。这一天，舰长说，今天和接下来的几天都会有非常柔和的微风，早晨将会非常甜美，只是没有夜莺的歌声。他又说：“气候就像安达卢西亚<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的四月。”
（翟鹏霄译）
这个故事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恐怖。但让他变得麻木不仁的并不仅仅是恐怖，新大陆的发现者也不是在发现了新大陆之后才逐渐变得恶劣的。让他麻木不仁的是他的庸常。他想找的是黄金，而不是美洲或亚洲，这种庸常的心愿跟他那一贯庸常的感知力是相匹配的。在这个航海者的内心世界，除了坚硬、贪婪、怨恨和残酷，只有这些东西：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西班牙南部的一个自治区。
在传奇故事中，哥伦布遭到很多敌人的迫害，他返回西班牙时已经白发苍苍，而且披枷戴锁，最后在贫困和屈辱中死去。这是哥伦布自己的描绘，他喜欢戏剧化。哥伦布比他的君主更在乎黄金：按照约定，他发现的黄金，十分之一将归他所有。他其实根本用不着披枷戴锁，人们求他把枷锁取下来，但他为了他想要的效果，坚持要戴着，就像上一次，他经历了一场灾难后，穿着圣方济各会的修士袍回到了西班牙。而那次灾难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他把奴隶运回西班牙，这一直是他想做的事情。他宣称（或者是他的儿子替他宣称），他在两年内消灭了伊斯帕尼奥拉岛上三分之二的土著，剩下的土著现在都在为他收集金砂。（他太夸张了：他只消灭了岛上三分之一的人。）即便在被免职之后，他还是特别看重自己的盾徽：恰如其分的大红底色衬托着卡斯提尔城堡图案，就像皇家盾徽一样。他一直到死都在抱怨自己是多么穷困潦倒，然而从海上运给他个人的黄金有一次达到了四百零五磅，那也是在他被免职之后。他父亲是纺织工，姐姐嫁给了干酪店的老板，他的儿子娶了一位拥有王室血统的女士。他死的时候，西班牙还没有挣到多少利润。墨西哥要等到十三年后才会发现，而西印度群岛——他的黄金之源，也是他以为的伊甸园——已经变成了旧世界，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带领下发生的。
<a id="note_2" href="#noteBack_2">[2]</a>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54－1512），意大利探险家、航海家和制图家，他最先指出巴西和西印度群岛不是亚洲大陆的外延，而是一片新大陆。新大陆被冠以他的名字America（拉丁文的Amerigo）。
哥伦布的冒险就像鲁滨孙·克鲁索。没有谁能够凭借想象掌握完整的故事，传奇之外的情节都是冗长沉闷、纷繁复杂的。Björn Landström写的《哥伦布传》已经让那次艰难的历险尽可能地接近读者了，但仍然不可能穷尽它的全部。这部传记的文字部分是对常见史料的复述，地图和插画才更重要。那些地图让中世纪的地理概念一目了然；插画则是苦心孤诣之作，它们不仅篇幅众多，而且描绘得极其精确：轮船、岛屿、人物、天气、植物，甚至还有佛兰芒人用的鹰铃——土著一开始非常喜欢这些鹰铃，但是后来，当新大陆的发现者要求土著收集金砂时，鹰铃变成了金砂的量具。
<a id="note_3" href="#noteBack_3">[3]</a>华盛顿·欧文著于1828年的《哥伦布传》让人们普遍相信，哥伦布的航行计划之所以得不到支持，是因为当时的学者认为地球是平的。事实上，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西方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认为地球是圆的。哥伦布跟当时的学者意见相左之处是对从欧洲向西航行至亚洲的距离的估计，哥伦布严重低估了这段距离，他认为加那利群岛到日本的距离为3700公里，而实际距离为19600公里。在15世纪，没有船只可以装下完成这么长的航行所需的食物和淡水。因此大多数欧洲航海者认为，从欧洲向西去往亚洲是不可行的。
哥伦布与克鲁索
<a id="note_4" href="#noteBack_4">[4]</a>即今天的津巴布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