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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借助于猫鼬帮和绿兽帮来执掌政权。新宝石运动则借助其军队来执掌政权。就一个小岛而言，格林纳达的种族类型、口音、礼仪和教育水平都有着惊人的多样性。也许格林纳达这种凶残的、秘密会社式的政治应部分归因于这里的地理环境，归因于山岭、森林和小村庄的种种限制。在这里，人民不容易成长，而历史又近在咫尺。盖里不仅仅是一个工人领袖：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支持者那种源自非洲的宗教情感。也许宝石（Jewel; Joint Effort for Welfare, Education and Liberation<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首字母的缩写）这个奇怪的名字是某种用于对抗绿兽的格林纳达反制魔法。在这个黑色的汉赛尔与格莱特的世界里，两个运动的共通之处是他们所允诺的——盖里向一个原始的种族允诺，而宝石运动向一个受教育程度略高的种族允诺——“突如其来的种族救赎”的愿景。
远远看过去，牛仔裤、衬衫和草帽（其中一个被拘押者的手里还拿着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给了这些将要获释的人一种嘉年华的氛围。但靠近了看——巴士在营地外面短暂停留时，我们被准许上车看一看，并和这些人交谈——这是一些令人不安的脸庞：革命军成员的脸庞，他们仍然是一个团体，仍然在互帮互助：这不只是街上那些粗粝的脸庞，而是属于这样一些简单的人：他们在小小的格林纳达，曾经品尝过权力的味道。我不是美国人。那盯视着我的眼睛仍然在放射着力量和信念。
乔治·路易松是宝石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局势崩溃之前，他一直是人民革命政府的部长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他常常被批有小布尔乔亚作风；在最后一刻，他想发动人民制造麻烦，被革命军事委员会关进了监狱。美国人入侵之后，他被美军拘押在盐岬，关了一天。出人意料的是，后来美国人又来找他。这一次——他认为纯粹是一种心理骚扰——他们只扣留了他八小时。我们的会面是在他这次获释之后。
她哥哥在里面。她被准许见过他一面；她不知道他是否会在这个下午获释。他会获释：她看见他站在那些在牢房外排着队的人群当中。她把我们给忘掉了。
他三十二岁，来自农村，有着纯粹的黑人血统，块头不大。他是一个建筑商的儿子，职业是教师。他住在西海岸的一个村子里，去那里要经过一片看起来未经耕作的土地。他的房子位于一条石头很多的小道上，这条路不在海岸主干道上方，在一条山谷上方，旁边有一条奔腾的河流。山谷幽暗，避开了傍晚的阳光。尽管周围的环境很有气象，用混凝土修建的房子却很简朴，屋外有楼梯通往顶楼。
那个黑人女孩有着纯粹的怨毒，是贫民窟长出的“咬人蚁”中的一个。她对我们说话，却不正眼看我们：“他们用铁丝网把我们围起来。把公路围起来。把海滩围起来。他们现在把所有东西都围了起来。”
夜幕突然降临。停电了，我们傍着烛光，在楼下简朴的客厅里交谈。
一辆民用旧车出现了。路障后面的陆战队员用枪瞄准了这辆车。车慢下来，小心翼翼地停好。一个黑人家庭走下车来：一个谦抑的男人，一个没有样子、闷闷不乐的女孩，穿的是裤子，还有一个更苗条、肤色更黑的女孩，身着亮丽的衣服，戴着红白色的塑料耳环，色彩和饰物与她的黑色肌肤形成了鲜明对比。
路易松身上没有入时的东西。他保留了他的出身带给他的诚挚和单纯。在这附近，路易松家是出了名的：他父亲的叔叔在一九〇〇年上了中学，是格林纳达最早接受正规教育的黑人之一。路易松的父亲生于一九一八年。他从村里的木匠和泥瓦匠开始做起，上了相关的课程之后，成了一个受过培训的建筑商。带着这样一种自我完善的冲动，路易松的父亲对当时的黑人运动产生了兴趣。他喜欢上了马尔库斯·加维“回到非洲”的观点；屋里有一张加维的照片。
有些被拘押者会在那天下午获释。我们就是来看释放现场的。我们必须等待。雨不时在落下。来了一辆军用卡车，把新垃圾倾倒在垃圾焚烧场里，跟车的都是本地人。大院里有一个陆战队员（可能是女性，另一种美国理想的胜利）在调校一挺机枪，她所在的位置也是即将获释的被拘押者集合的地方。
难道加维不是骗取了黑人捐给这个运动的钱？那没有打击到路易松的父亲吗？
关人的地方距跑道有一段距离，在一个垃圾焚烧场附近（就连垃圾看起来也是新的），四周环绕着一圈圈的铁丝网，并且有陆战队队员在守卫。用PVC覆盖的监舍每个有八平方英尺大小（我们是这样被告知的），像高高的箱子。它们一排排地矗立在地上，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但美国记者说这里像猫鼬笼，似乎又太夸张了。
路易松说：“村里的人认为那是反加维分子和美国政府的欺骗性宣传。加维代表的不只是种族问题的探求。他代表的是反殖民斗争。”
经过格林纳达的森林、山岭和曲折的道路到达这里，就像是进入到了一片空旷、到了另一个国度：一片由混凝土和布满疤痕的土地组成的平坦荒地，两英里长的古巴跑道形成宽阔的水平条纹，一直通往地平线。附近有很多古巴的重型设备。跑道沿线架设着铁丝网。没有完工的飞机库是格林纳达最大的建筑物之一；尽管入侵已经过去三个星期，美国人和本地人仍在飞机库外边充填和堆砌沙包。垃圾车非常繁忙。直升机一如既往地在空中咔嗒作响。
在加维之后，格林纳达又出现了一位名叫马利修的政治家，他宣扬西印度联盟的概念。“马利修最后成了一个贫民。”路易松说。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巴巴多斯工党的格伦雷·亚当斯。
古巴人修建的大型机场就坐落在这里。机场已经成了美军大本营的中心，在计算机化的物资管理系统的帮助下，快速部队在这里建起了完整的军事驻扎区，包括装有空调的新型医疗帐篷，在十八个小时内就可以拆走。
“我父亲后来开了一家商店，就在这个房子所在的地方。店里成了大家讨论问题的地方。近六十岁时，他又尝试在村里开展成人教育。”当时是盖里统治时期。路易松的父亲一开始支持盖里，但在一九六〇年和他决裂了。“盖里的主要支持者是农民工，但他从没有为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做过什么。盖里从不会试着去理解社会发展的进程。”
重要嫌疑人被关在圣乔治的民用监狱里。不那么重要的——被怀疑是人民革命军成员的——则被关在盐岬的拘押设施里，那里位于西南方向，要在蜿蜒的路上走几英里，经过海湾和灌木林才能到达。
“你父亲会这么想吗？”
两天后，记者与军队之间的相互憎恶达到了高潮：在海军陆战队夜间设置的一处路障处，美国一家著名报纸的记者表现出参加晨间新闻发布会的做派，结果被戴上手铐，强迫坐在地上。
路易松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的时候，我可能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对于死亡人数的争执实际上是关于军队发布假消息的争议，也是美国军方与美国媒体在格林纳达持续争执的一部分。双方都表现出职业的骄傲。死亡这一可怕事实就像是又一个故事，而格林纳达自身只是一个背景。
那时乔治·路易松十八岁，已经深深地卷入政治当中。他起步时很年轻，从事的是青年工作，“各种人道主义形式的政治”。然后一九七〇年的黑权运动赢得了他和他那一代人的认同。他没有出国留学，而是继续做着一名普通教师；他没有想过结婚。“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结婚。新宝石运动的许多成员都和我一样。对我们来说，那在七十年代初几乎成了一项使命。”黑权运动不只是一个名称。“关注种族问题的黑权运动在格林纳达持续了两年。一九七三年初发生了一件富有戏剧性的小事。我们要派人去参加第六届泛非洲大会。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我们听说盖里要去。”盖里的看法是，他，盖里，是一个黑人，而且是他在格林纳达开创了黑权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话没错。“这让我们意识到，黑权运动要面对的不是黑人问题，而是政治和全部观念的问题。”
大学图书馆馆员站在原来那座房子里，从窗口往这边看。窗户直接朝向演讲大厅的主席台；那些旁观者就像是伊丽莎白时代剧院包厢里的观众，又像是从体面的距离围观后院口角的西印度中产阶级。
在此期间，自我完善的过程仍在继续。路易松和他新宝石运动的同事们在学习之中。学习，还有“学习”这个概念，对这些诚挚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他们的学习似乎主要是关于政治问题的。“直到两个月前，我们还会进行集体学习。最广泛的主题。我们的学习一开始相当广泛，但在过去的六七年间，我们读的主要是社会主义文献。”
会议所在的演讲大厅正对着房子后面的墙。没有多少新情况。大多数提问关心的是拘押设施和伤亡人数。死亡人数有争议：核查本地太平间获得的数字更高一些。有些记者变得咄咄逼人起来。军方发言人，一位是黑人，一位是白人，保持着冷静。黑人发言人不时说：“你想让我拿那个？”或者：“好的，我会拿那个。”“拿”显然成了术语，意思是核查一下。
在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也就是独立前后，新宝石运动和盖里的人进行了艰苦的战斗。运动的领袖在一九七三年受了重伤——博物馆里还保留着他那件染血的衬衫；一九七四年初领袖的父亲被杀了。新宝石运动发生了变化。“一九七三年时，我们是一个平民运动。到一九七四年年末我们认定拥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对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摒弃了过去的“人道主义政治”。他们的学习把他们引向了社会主义，在那之后社会主义圈定了他们的学习范围。“我们想要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那些可怕的邪恶。我们承认我们必须考察许多国家。古巴，理由显而易见——这个国家在那个进程中停留了二十年。我们还考察了也门和老挝。”
早晨的重要新闻发布会是在圣乔治城一所老式的小住宅里召开的，房子在港口上面的山丘上，位于一个十字路口旁边。这里是老式的西印度城市街道，社会成分混杂。奴隶主和奴隶曾经并排生活在一起；贫民窟——一些挤在一起、没有阳台的棚屋——与贵族氛围可能只隔着一个院子或一所房子。为配合格林纳达拥有一所西印度大学的谦虚要求，这所房子（在门口有一座本地现代雕塑，大厅里有一幅本地油画）已经进行过改造，现在又被改造成了新闻中心。门上钉着手写的提示纸片：“电报”，“会议室”。在一个房间里的绿板上用粉笔画出了伤亡情况表。KIA，WIA，阵亡；负伤：美国，18和113；古巴，42和57；格林纳达，21和280。
“这些地方与格林纳达不是有着显著的差异吗？”
那么如果适当地加上标点，指挥官也许是布里格迪尔·卢茨（将军、候晋）。
“我们想考察一些地方，那些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框架和帝国主义的施舍的地方。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些有过殖民地经验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