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爱米文学网aimiw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这个词的意思是再过几天他就会晋升为少将。”上校笑着说，“抱歉用了一个军事术语。”
路易松无法充分解释他们是如何完成这宏大的最后一跃的——他将其作为事实说出来，是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但是他的政治道路相当清楚。在这个村庄里，整个世纪都有像路易松这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受到黑色救赎这个概念的影响。头脑简单的人把这个救赎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概念；这个简单的概念创造了像盖里这样的人，他们为了让自己始终保持救世主的地位而压迫人民。社会主义吸收了这个种族的概念，将其净化，涤除了其中固有的腐败成分。社会主义在涤除了种族问题之后，让人有了成为人的自由。而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只是学习和忠诚的实践，是把种种正确的形式给予格林纳达。
“候晋，这是他的名字吗？”
但社会主义和其他信仰一样，信徒中有力求纯洁的人，也有狂热分子。“正如有人所说，革命在我们面前破产了。是我们自己毁掉了革命。”中央委员会的一些人出于革命纯洁性的需要，要求实行集体领导，软禁了领袖，并派军队去镇压民众——这些人“疯了”。“他们追随的路线是空想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没有科学基础，也没有群众基础。”
如同想要记下每句话的大学一年级新生，记者们忠实而潦草地记着笔记。然后有人开始疑惑起来。
“唯意志论？一意孤行？”
“卢茨候晋准将（Brigadier-General Promotable）。L-u-t-z。”
“我说的唯意志论是指自私自利。”
“指挥官是谁？”
即使在灾难发生之后，路易松学过的社会主义仍在赋予他语汇去解释一切。他的房子被洗劫。人民转而反对革命，但他仍在为革命感到悲伤。“我处在一种深深的反思之中。”但在政治上，他只能停留在他的学习把他带去的地方。他无法再回到“人道主义政治”，也就是在没有社会主义指导的情况下，格林纳达的种种简单的种族观念。他无法忘掉他所获得的世界观，他无法再让自己缩小。
这是一个完整的回答。但美国记者的主要兴趣集中在特种作战中心上。这对他们来说显然是新事物。他们想知道中心的基地在哪里，任务是什么，组织结构又是什么样的。
《大革命，小国家》——这是一部讲述格林纳达革命的古巴电影。但在人民革命政府统治的四年半期间，他们鲜有作为。
上校每说一句话都在表达一个要点：“我们到达那里时，他能用的只有那个。或许他们正在检查他的衣物；或许他正在洗澡什么的。他不想把床单披在肩膀上。照片表明他没有受伤。士兵之所以出现在照片里，是要表明那名指挥官的俘虏身份。”
在古巴的帮助下，他们在盐岬建起了大型机场。他们建立了一支军队和一支民兵队伍。他们不断与反革命斗争，一度挖出了一个由二十六个人组成的反革命团伙。他们通过各种新型的、效率低下的政府组织，为他们的支持者提供庇护。他们召来两百名国际主义工作者。他们粉刷标语。这就是钱的去向——钱被用在了各种表格上，用在了党的官僚体制、安保、展览以及权力的展示上。
《迈阿密先驱报》的记者想了解心理战中一张海报的情况，海报上有人民革命军指挥官的照片。“照片上他裸露身体，只围着浴巾坐着，身后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员。你不认为这是在侮辱人格吗？”
岛上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人们生活在对“manners”的恐惧之中。但在权力的最高层，在中央委员会里——美军入侵之后查获的会议记录披露了一切——存在着无能与困惑。
格林纳达海滨酒店，也就是以前的假日酒店，现在是八十二空降师的总部。酒店一翼的部分房间在战斗时遭到了轰炸；但不论在哪里，美军的轰炸都异常精确，酒店仍处在正常运转当中。心理战新闻发布会在花园旁边的露天餐厅召开，在那里只能依稀看到远处的铁丝网，崭新铮亮，还没有被海风所锈蚀。服务生像士兵一样身着齐整的制服，在为午餐布置台面。
在这座农业岛上，农业获得的投入却非常少，尽管各处的标语牌上写着“生产”字样，尽管格林纳达的大片闲置土地被盖里政权没收，然后多少又被弃置不用。教条阻碍了行动：褒奖效率最高的农夫，就是在农村褒奖阶级观念，而政府的最终目标是创立合作社式的农庄。社会主义的教条还在以其他的方式与人民的天性相冲突。例如，穷人家的年轻人其实并不想去田里干活，尽管他们乐于种植大麻。另外还有“不良少年、草根少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用小心翼翼的、无阶级性的语言提出来的——政府对他们什么办法也没有。
“这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一位摄影师说。而军方仍在以一种小而恼人的方式取得胜利。他们日复一日地从野外的帐篷里迁入，占据了记者的工作酒店。他们挖出海边的沙子，用以充填沙包；在草地上放置沙包和一种新型的带刺铁丝网；还在椰子树之间停放架有机枪的卡车。在早晨被酒店员工当作客人对待的记者到了晚上可能会发现，一个紧张的哨兵问他口令是什么。海军陆战队里也有女性。有时候只有当一个女性在夜里喊“不许动”时，这个事实才会被揭示出来。
新的大词被创造出来，用以表达旧有的态度：有人发现，格林纳达的工人被“经济主义”的子弹打得浑身是洞——他们只想要钱，在赚钱与工作之间看不到“概念上的联系”。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有时弥漫着教室般的氛围：语言的技能，一种新的运用词语的方式，似乎成了其自身的目的。
记者们的人道主义担忧是真诚的，但其中也混合了新闻人的职业本能。格林纳达是一个更大的美国故事中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对军方的不信任是优秀记者的必备意识。在格林纳达，这种不信任非常普遍。美国记者感觉他们被排除在入侵之外，并将此视为对他们个人的冒犯。
“群众”集会的参与者在减少。中央委员会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同一个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发生了改变。有一次甚至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些重要的标语没有被粉刷出来；下面人的借口是没有涂料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开会时常常疲惫不堪，也不为议题作准备；有一次在会上，几个委员竟然睡着了。会上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议程，这种社会主义的仪式似乎带来了很多愉悦。
记者们并不喜欢在位于盐岬的拘押设施所看到的景象。回到酒店，他们说起固定在地面上的八平方英尺的监舍，用PVC（聚氯乙烯）覆盖着，还有四英尺高的门帘。让他们担心的是，军队的人对这个设施如此满意，急于炫耀。也许这个设施是事先设计好的？也许入侵格林纳达只是在为入侵尼加拉瓜做演习？
他们创造出革命的机关，却不知该拿它怎么办。机关创立了，社会主义应该随之到来，但事情却没有发生。他们开始感到机关对此负有责任。于是，他们从俄国和古巴找来更多的社会主义专家，进一步扭曲了这里的社会生活；到事情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又认为应当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找来更多的教师，帮助他们进行党的组织工作。
有一个完全属于格林纳达的故事，讲的是一个落后的岛上社群被受教育程度稍高的人绑架后，投入到一场浮夸革命的种种形式之中。另一个凌驾其上的故事，是美国人的故事——入侵格林纳达的美军的故事。美国记者所关心的，是后面这个故事。
他们互相指责对方是小资产阶级。他们还产生了另一种疑虑；这种疑虑——被抑制的疑虑，在不同时期以杂乱的措辞被表述出来——就像是旧日的种族焦虑重又萌生一样。或许，格林纳达人民和社会主义崇高理想究竟是不相容的。或许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些来自外面伟大世界的人，会把他们视为“滑稽的角色”。
革命生活——在米歇尔的画作中被描绘成了田园诗——听起来有一点残酷无情。领袖及其助手们的想象是，一个经过净化的民族得到正确的领导，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但高层以及高层下面的人，总是会有不和，会有各种人物的冲突，以及人的冲动带来的戏剧，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管理者们不想向人民坦承的事情。
正是这种想要被人认真对待的愿望，这种把人装进理论框架的愿望，引领他们走上了非同寻常的道路。革命政府与拉斯特法里教徒之间产生了矛盾。在盖里时期，拉斯特法里教徒似乎是站在革命一边反对盖里，并且拒斥资本主义体制。但是革命到来时，拉斯特法里教徒却继续固守他们的生活方式，拒绝去工作或把小孩送去学校；他们赤裸着肮脏的身体到处走动；他们吸食大麻，并且认为在有需要时去偷东西是合法的。
离开格林纳达后，我遇到一位来自西印度另外一个地区的国际主义者，她认为米歇尔甚至有可能是CIA特工。这位西印度女性一度还认为她自己丢了工作，也可能是因为米歇尔在革命中的庇护人耍弄阴谋诡计，把工作给了米歇尔。
这样的现象让革命蒙羞。革命政府断定有些拉斯特法里教徒是反革命分子，是“反拉斯特法里教徒”；有些人被抓了起来。有人建议把拉斯特法里教徒关进劳改营，“实施严厉的管理并播放让心灵平静的音乐”。还有人建议在法庭上检控拉斯特法里“流氓”，送他们去监狱农场。无法在法庭上定罪的拉斯特法里罪犯会被关在黑监狱里，民兵将担任“武装守卫”，他们的“报酬优厚，并由党代表领导”。于是，革命的骄傲以一种古怪的方式与没有明说的种族骄傲相结合，让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萌生了设立集中营的想法。
母亲之死的反讽意味和米歇尔在格林纳达的理想破灭的反讽意味一样。她的生活之所以充满反讽，也许是因为她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不看”的方式。她的格林纳达属于她个人；她在格林纳达的地位和她以为的并不一样。并非所有革命者都那么看重她。她有一种强烈的美国人看待自我的意识；她的诗，她的画作，还有她平常的举止，都让她显得太过自我拔高。她和其他国际主义者一样，被认为是到革命中来“度假”的人，是有着美国式理想的人，是更关心抗议而非权力运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