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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对纯粹的、不带感情的、无阶级革命行动的期望，带来了最后突然爆发的疯狂：软禁领袖，派出军队镇压民众，处决领袖和其他部长（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成员）。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他们做了正确的事情。菲德尔·卡斯特罗不友好的态度让他们感到震惊，他拒绝以任何方式帮助格林纳达对抗美国的进攻。根据后来发现的一份手写便条，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古巴人“针对在格林纳达发生的事件，采取了个人的、而非阶级的立场。”
米歇尔是听到她母亲出事之后、在格林纳达写下这首诗的。她母亲七十二岁了，在美国被街头的小偷枪杀。小偷也许是黑人，但诗里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格林纳达革命，证明了自身，又摧毁了自身。
警察如此愤怒地看着我们三个：特德，黑人宝拉，白人还有我自由地在一起
心理战部队派出一个海军陆战小组到农村的一个地方去执行攻心任务。
被当作一种理想赋予她的共产主义，让她经历了一种近乎神秘的个人探求。在格林纳达，她找到了自己想要和需要找到的东西；尽管米歇尔的部分诗歌是在斥责某个似乎脱离了革命的人，并不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她那些关于格林纳达的诗歌是抽象的，比党的宣传口号好不了多少。她那些关于底特律黑人生活的诗歌更加个人化，更加具体，出奇地粗粝，许多锋芒转而刺向内部。在美国，抱有那样的理想是一种痛苦：在她的诗歌里到处都可以觉察到一种类似厌倦的东西，一种对在美国的斗争生活的厌倦。米歇尔有一首稍长的诗是自传性的：
CBS的一个电视节目组和他们一同前往，我搭上了CBS的小面包车。CBS的晚间新闻包含八九个录制的故事，每个长约一百秒。CBS节目组的制片人希望能录制一个这样的故事。他手下有一个摄像师、一个女录音师、一个记者（他有着深沉而富有权威的嗓音）、一个本地司机和一个本地向导。制片人会在那天晚上把一份脚本电传给纽约，如果纽约方面感到满意，制片人就会坐上直升机，把片子带到盐岬，再坐飞机飞到巴巴多斯，在那里做剪辑。
现在，灾难已经过去三个多星期了，她仍然有一些头晕目眩。她说，大家“在精神上处在震惊之中”；他们感觉“被自己人背叛了”。说起美国的入侵，她说大家“因为不用再对情势负责而舒了一口气。”而她自己现在只想走得“远远的”。
美国的军事行动有着众多侧面，又有众多的雄心壮志彼此依存。格林纳达又一次变成了背景。
森林移动土地观看猫在喵喵狗在汪汪革命启程
这次的慈善行动半是演习。陆战队所携带的物资主要是古巴的遗留物品：炼乳，有些罐头已经坏掉了。尽管陆战队会去看望病人，他们带的药品并不是很多。
三年里，黑人革命政权统治下的格林纳达对米歇尔来说就是一处天堂。她感觉自己找到了归宿，希望能够永远生活在那里。她找到了一处公寓，位于风景怡人的悬崖边一所重修过的老房子底楼，就在首相办公室下面。九重葛掩映着面朝大海的客厅和环形的阳台，把午后的阳光挡在了外面。这样的环境对一个来自芝加哥的人而言，一定像是田园诗一般；米歇尔就在这里为格林纳达革命效劳，帮助提高教育水平，画革命画，写作并发表革命诗歌（用手写，然后照相排版）。
我们去了一个叫慕尼黑的村子，在一家杂货店旁停了下来。周遭青翠湿润，丘陵起伏。杂货店门上的招牌写着店主的名字卡利斯塔，说他是圣乔治一家公司的代理，那家公司专营“防腐和货运”。店铺里能闻到腌鱼、油和香料的味道。柜台后面站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性，个头很大，神情平静，皮肤是棕色的。她是卡利斯塔夫人。
她是一个迷人的女性，棕色人种，将近四十岁，有着苗条的身材和小小的胸部，腋毛没有剃掉。那两簇毛发异常浓密，让人很难不去注意。她说，她从一出生就获得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她的父母——母亲是俄罗斯犹太人，父亲是来自得克萨斯的黑人——都是共产主义者。
一个棕色皮肤的男子对她说：“你看，如果你们全都乖乖的就没事。如果你们好好过活，警察就不会来找你们。你们表现不好，他们就会来帮你们维持秩序。”他随后匆忙上了他的厢式货车，开车走了，像是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
让人惊讶的是，有一个美国“国际主义”工作者还在岛上。她叫米歇尔·吉布斯，来自芝加哥。美国军方“邀请”她离开格林纳达；她想走。她已经没有任何动机留在格林纳达。
一个小个子年轻男人走过马路，他裸着胸膛，头上刚开始留起拉斯特法里长发绺。他说到大麻，然后又以为我是陆战小组的一员，提议为我们做追踪者。他只是在装坏；他多少算一个体面人，在山里耕作一块自留地，和其他农民一样遭遇到各种困厄：肉豆蔻价格太低、交通糟糕，而且没有用于储藏易腐坏产品的设施。他说，卡利斯塔一家是这里最大的家族，他们有很多肉豆蔻树。路前面一座两层高的楼房里还住着一个有钱人；他在一楼经营一家舞厅，他还有一辆公共汽车。“他的现金更多。他们……”年轻人怀着敬意转动眼珠，把头偏向自信而平静地站在柜台后的卡利斯塔夫人，“他们的麦芽汁更多。”
“军队就是这样，”一个美国记者说，“你以前没和他们打过交道吗？他们喜欢行动。”
卡利斯塔夫人去了后面的屋子。下雨了，店铺外面的鸡粪被冲走了一些。一个赤脚的黑人女性自雨中走了进来，她容光焕发，未经梳理的头发布满灰尘；她的门牙掉了，穿着一件蓝灰色的脏衣服。她对打杂的女孩说：“问一下卡利斯塔夫人有没有做口袋用的布（clart）。”
黑色的直升机群掠过眼前的景观，一如它们整日所为。它们在民用监狱上空盘旋了数分钟之久。
“Clart？”一个老人说，“Clart？你现在得开始说扬基语了。你得说‘cloth’。”
这是东加勒比的雨季。拂晓时分，在圣乔治东面的山丘上，雨云像烟一样迅速升起。天空变暗了；雨倾泻而下，滋养着十八世纪建筑群之间碎石空地上的植物；天空又晴朗起来。傍晚时分，金色的光线失陷在起伏的山丘之间，被海湾折射出来，让所有的建筑都染上了玫瑰的颜色，与黑色的植物和东边乳蓝色的天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是啊，我们现在得说扬基语了。”
暴力的确来到了独立后的格林纳达。十年后，领袖被他自己创建的军队处决了。这一次没有纪念物。领袖的尸体至今没有找到。
女孩回来了，“卡利斯塔夫人说没有做口袋用的布。”
新宝石运动抵制过格林纳达的独立。他们害怕盖里会在独立后的格林纳达滥用权力。在一次抗议期间，运动的领袖和其他一些人曾被盖里的人暴打。在博物馆的另一个玻璃柜里放有那场冲突的纪念物：领袖血迹斑斑的运动衫，还有那块砸破领袖的头、令他的视觉出现重影的石头。
“没有做外国口袋用的布？”外国口袋，外国小包，邮寄到海外的包裹。“她店里不是有一些布吗？”
镇中心简陋的小博物馆里有一个玻璃柜，里面装有九年前不列颠在格林纳达独立之际赠送的礼物：一套银制的咖啡器具和二十四个韦奇伍德骨瓷咖啡杯，全都放置在天然色的粗制麻布上。
但是货架上的布太过精美了。
格林纳达的法律体系仍然是自大英帝国继承而来。但那天最重要的见证人——除了记者和电视团队——是八十二空降师的指挥官法里斯将军，他身材清瘦，头发花白，身着军服；还有一位身穿蓝色西装的是事实上的美国大使，也就是法里斯将军的军管当局的民事主管。
“好吧，”赤脚女人放弃了骄傲，说，“给我一个面粉袋。”她指着玻璃柜说，“让我看看那盒饼干。我不想买，呃，我想看一看。”她把饼干盒拿在手上，“什么？这个要三十五块？”就好像她先前不知道一样。以她那种贫穷女性不负责任的劲头，她很乐意把钱挥霍在那可口的饼干上，但即使是五毛钱对她来说也太贵了。她能做的只是这样去表演，让店里避雨的人感到尴尬，村里的这些人应该很清楚她的贫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