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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西印度人总是比美国黑人更有成就，因为他们出身更好；其他人会带着一点憎恶看待他们。总之，我们都被当成黑人对待。印度人拥有更高的社会认知度。在华盛顿，有些电影院黑人不能去，但是我可以。不过我从来也不去，因为我觉得自己和黑人没有什么两样。我同样有被包围的感觉，同样觉得低人一等。我常常去条件较差的电影院，白人和黑人在里面泾渭分明地坐着。一边是黑人，另一边是白人。我常常去和黑人坐在一起。”
他在霍华德大学念书时必须勤工俭学；过了两年，他获得了去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学读书的奖学金。关于他的美国时期，他有很多故事；珍妮特——她在这个假日的午后身着黑色的宽松裤和宽松绣花上衣，浓密的头发近乎金色——鼓励他讲述这些故事。在华盛顿，他在一家为黑人服务的典当行里打工，做的是裁缝的工作（他在圭亚那时学了一招半式），把未被赎回的衣服补好，再拿去出售，每小时可以挣二十五美分。在芝加哥，他夜里做电梯操作员。
留学生涯快结束时，在西北大学进行的一次体检中，他的肺部查出一处阴影。他被送到了一家疗养院。“那时候还没有治疗肺结核的药。所谓治疗就是干坐在冷风里。疗养院由一些小屋组成，三分之二的墙是铁丝网。在那里你必须慢慢地走路，小心翼翼地做每一件事。我那时几乎一文不名，疗养院的女院长给我打了折。”六个月后，阴影消失了；关于那到底是不是感染都有一些疑问。也许，在美国度过了不堪承受的六年之后，他只是需要去休养，平静下来。
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就如马丁·卡特所说：那时的切迪没有受过文学方面的教育，没有什么能帮助他去观察、去理解，并让事物各就其位。事情发生时，他只是简单地接受而已。
珍妮特出去泡茶，端了茶和一些饼干来，“曲奇饼”——在圭亚那很少用这个词，在这所房子里这个词就像是一种遥远文化的余韵。
一九三六年显得异常遥远。他的父母，带着他们的种植园出身及半已消逝的印度生活方式，是怎样看待世界的？远行到美国和华盛顿，在一个萧条和偏见充塞的时期去一所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读书，切迪自己又有着怎样的期许？他乘坐的船将在波士顿靠岸。这座著名城市的名字是否曾让他感到兴奋？
喝茶的间歇，她谈起我在将近三十年前曾经写到过她。
我们在楼上坐下。午后的微风穿过两边洞开的房门。在阳台的铸铁围栏外面，花园一片青翠，种着芒果树、椰子树和香蕉树。
“人们主要记住了两个细节。你不会相信的。第一个是我涂脚指甲。”
接下来与切迪·贾根的会面，我想要了解的是他的早年生活，尤其是他在美国的生活。一个周日的下午，他到酒店来找我，我们开车去他的住所。这所房子是一九六四年他离开首相职位后修建的，坐落在乔治敦城里，是一所普通的新式两层小楼，完全被篱笆包围着，有一条狗看门。
我已经忘了这件事，忘了这个事实，也忘了我曾经写到过它。
关于切迪·贾根的出身，马丁·卡特说：“他来自海边的种植园，那里从前叫‘狂野海岸’。一个从种植园来的年轻人，要面对的东西太多了，他没有办法轻松应对，尤其是在那些日子里。与今天的情况相比，我们那时距离那些所谓的大都会中心更加遥远。你可以想象”——马丁·卡特在寻找一个恰当的词语——“在那样的日子里，一个年轻人的‘迷失’，他来自一个没有文学传统的地方。这让他产生了种种僵化的态度，并且一直保持了下去。这样的僵化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同时又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把他带回到他所出自的那种社会和社群。”
“我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让大家那么感兴趣，”她说，“那时候每一个人都涂脚指甲。”
在马丁·卡特的记忆里，切迪·贾根的父亲是“一个有着黑色的浓密胡须的高个子男人。我还能清楚地记起那胡子，还有他的身高——不管按哪里的标准，他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人。她的母亲性情柔和，几乎像是一个幽灵，异常消瘦。当我在四十年代末遇见她时，她给我的印象是她用尽了整个一生来养活孩子，只是养活而已。他们的房子坐落在科兰坦海岸，非常简陋，厨房在房子后面，做饭的地方全是土——我们称之为‘牛嘴’。厨房和房子的主体是分开来的。”
“每一个人。”切迪说。
切迪是十一个孩子当中最大的。一九四三年回到圭亚那时，他在政治之外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担负起照顾兄弟姐妹的责任。他教育他们所有人。十一个孩子中，有三个成了职业人士，两个成了护士，还有一个成了美发师。
她说：“我前几天刚看过这本书。你提到人们谈论的另一件事——这个我也查过了——是我当时在读的书。”
切迪当时十一岁。三年后，他父亲把他送到首都乔治敦的皇后学院去读书；又过了三年，让他带着五百美元去美国留学。这些钱是赌博赢来的。作为工头，切迪的父亲和种植园的监工厮混在一起。他们大多是苏格兰人，喜欢酗酒和赌博。
这件事我也忘了。
切迪·贾根的父母都是年幼时从印度来到圭亚那的。那是一九〇一年，他们坐的是同一艘叫“易北号”的帆船。两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种植园做工。切迪·贾根的父亲不到十岁就开始做工；十四岁时已经是全天工作的砍甘蔗工；三十岁时他成了“driver”（就是工头），一周能挣十先令，约合二点五美元。
“是科莱特的《天涯沦落女》。”
我问他，现在是否已经把自己的非洲转向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他是否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先是大笑，然后又嘿嘿地笑。“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他犹豫着举起一只手，给我看他“非洲”短袖上衣——他现在习惯于穿这种衣服——有其实用的一面：袖口有一圈整齐而透气的褶边。
那应该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科莱特的浮夸和肤浅的感官虚荣，在一处如此遥远的场景之中：泥泞的圭亚那河流，老旧的内河汽船。于是，在我的头脑深处，两个细节一起带回了一个印象，而不是一个概念——那是我和珍妮特·贾根在内地进行的一次旅行，当时她是卫生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