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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型上看，尤西·克瓦亚纳并不符合我的想象，我是根据他的非洲名字和不安分的政治活动史来想象的。他成为素食主义者已经有四十多年，身体消瘦，敏感脆弱，看上去像禁欲者，他用长长的手指做出优雅的手势。看外表，他像是拜占庭艺术作品中的宗教人物：长脸，在两丛高高的灰褐色头发之间，是高高隆起的前额，尖尖的鼻子，深深的纹路从鼻子延伸到下巴，勾勒出下巴的形状。他的长脖子布满了皱纹，细小的折痕叠着细小的折痕。
她说：“我前几天在自己的藏书里找过这本书。我想我手上再也没有这本书了。”
“有人说那是杜莎夫人蜡像馆的作品，不是伯纳姆的尸体。他们说起他，就像是在说一个被埋葬了两次的人。”
这所房子，还有里面的书籍和家庭照，给人一种安宁的感觉。想到这一点，想到贾根夫妇在海外定居的孩子，想到那段始于一九三六年的旅程，我想知道，在最个人的层面，切迪·贾根是否不能被称作一个成功的人。
“杜莎夫人蜡像馆？”
珍妮特发出了难以置信的声音。
“葬礼后第二天，我走在乔治敦的街道上，每个人都知道士兵在头天夜里把尸体运走了。他们找来防腐师，在城里的一家殡仪馆对尸体做处理。我认为那些防腐师是从莫斯科来的——媒体是这么说的。全体圭亚那人都唾弃对伯纳姆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这个想法。一位非洲裔女士告诉我：‘他死了。他必须下葬。’他们在媒体上宣称，他们要对他进行防腐处理，让他的尸体无限期地保留下去，并在陵墓里永久展示。于是尸体在别处停放了一年——那是充满流言蜚语的一年，关于尸体的流言蜚语。有些人发誓说，尸体根本没有进行防腐处理，腐烂得太严重了，没办法再做防腐，送回来的只是一具蜡像。制作蜡像的是英格兰的一家著名蜡像馆……叫什么来着？”
但切迪说：“在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的意义上，在社会认可的意义上，我是一个成功的人。连我的敌人们也承认，我们在政治活动当中是正直的。”
“伯纳姆死时，他的资产据说有一百万圭亚那元。当时圭亚那元对美元的汇率是四比三十。这让圭亚那人大笑不止。他们说，那数百万元是伯纳姆死时腰包里的钱。他的死是一种解脱，是街头巷尾的笑料。在布鲁克林，有人举办了几场庆祝宴会。这里则放了两天假，在此期间喝酒的场所不允许营业，因为那样欢庆就太明显了。
珍妮特说：“写作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满足。他喜欢写作。他喜欢向别人宣讲。切迪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她讲了一个故事，是他们在特立尼达乘船游玩时的一段插曲。他们的尾挂马达熄火了，水流在把他们的船冲向礁石和峭壁。她看不到希望，但是切迪保持着冷静，抢修引擎，终于让它又启动了起来。
“伯纳姆政府的腐败在一九七一年开始败露。每个人都知道，政府的社会主义是一场骗局。有些人认为伯纳姆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意思就是由领袖对人民进行统治，并把自己的腰包装满’。这样的现象一再在东欧出现。
他说：“也许是我血液里有一种病毒，政治的病毒。在我的政治活动中，珍妮特一直让我走在道德的道路上。”
“爱戴他？七十年代中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一九五〇年他从英格兰回来，圭亚那人非常钦佩他，因为据说他拥有渊博的学识，演讲也很华丽。我认为他的演讲其实很空洞。”我甚至认识一些喜欢听他讲话的印度裔圭亚那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非洲人的英雄。花了很长时间农村的非洲人才开始接受他——他们不喜欢律师。
她说：“被人拍拍背加以鼓励，感觉很好。”
我说：“然而黑人爱戴他。”
他说：“她属于美国第一代反抗者当中的一员。”她发出探询的声音，他解释说，“第二代出现在越南战争时期。”
“事实上是伯纳姆引入了奴工。他在‘希望种植园’引入了强迫劳动的做法，那是一个位于东海岸的椰子种植园。你仅有的权利是购买极少量的日用品。你甚至不能像奴隶时代那样用劳动来交换物品，而必须用钱购买。在休息日你作为奴隶什么也得不到。在‘希望种植园’里，他凌驾于众人之上，骑马、喝酒，款待自己的朋友。一九七七年，为了瓦解炼糖工人的一次罢工，他把打字员、办公室职员和各种职业人士派到甘蔗地里去种地。他们没能成功，还把耕种弄得一团糟。他们根本不懂这个。”
她说，她还记得在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的时候，她努力同黑人和中国人友好相处。“我心里有一种冲动，想要向那些群体伸出手去。”
在一九六四年的种族骚乱时期，尤西·克瓦亚纳与伯纳姆结成了同盟，但他和伯纳姆的关系随后也破裂了。
她与切迪的关系在她的家里掀起了波澜。
“当伯纳姆在一九七一年开始引进社会主义时，两个种族的人都开始表达他们的沮丧，说他们一点也不想听到这种东西。对贾根来说，这并不重要。他当即发表了一个声明，称整个圭亚那都投票赞成社会主义。一些人投给了他，一些人投给了伯纳姆。而这里的政治从来都是按种族划分阵营的。”
她带着一种类似悲哀的神情说：“切迪从来没有和我父亲见过面。”
他这样评价切迪·贾根：“我认为他在文化上有问题。如果他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哪怕只是在年轻的时候，他就会拥有一个更可行的、更人性化的参照系。但在摒弃了帝国主义和与其文化相关联的所有成就之后，他与另一个大都会——苏联搅在了一起。他对这个大都会的理解，全都来自它自己的说法。于是在他的头脑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放在另外那个大都会的文化之中加以解释。一旦那么做了，他就会感到自己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