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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你觉得自己勇敢或有原则吗？”
切迪·贾根在四十年代有一个同事叫西德尼·金，是一个非洲人村庄的老师。他在五十年代中期脱离了贾根的党派。后来他作为非洲人起了一种转变。“印度人有着光荣的文明，而这里的非洲人只有自伤自怜的感觉。”作为他试图发起的“非洲命名运动”的一部分，西德尼·金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尤西·克瓦亚纳。
“我那时只是年轻而已。”
于是，在这样的分析里，在梵学家米西尔所用的混杂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晦涩习语之间的某个地方，圭亚那的种种现实被歪曲或失落了。合作共和国糟糕的闹剧一面开始蓄势待发。
她母亲到圭亚那来过一次。她逐渐了解了切迪，有一天她告诉珍妮特她喜欢他。“当然了，”珍妮特说到她母亲后来对切迪的态度，“首相的头衔也是有帮助的。”她用美语的方式发这个词的音，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她弟弟的事情总是更好办。“但我告诉你，我弟弟拿回去的我的照片是我和玛格丽特公主在一起时拍的。”她紧张地发出了似笑非笑的声音。
“那就是梵学家米西尔的全部发言。会场的群众骚动起来，因为他们明白，梵学家想要告诉他们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压迫性的东西，也就是说，种植园的全部经验可以用两个词来总结：资本主义+社会。梵学家米西尔自己也再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表达。他瘦削高大，是一个热情的人；与切迪关于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专题演讲相比，他关于桑寄生属植物的说法传达了更多的东西。”
此前，我一直以为世俗的位置对她而言并不那么重要。现在我想，她也许没有切迪那么恬淡寡欲，在她心里有一种忧郁：漫长的奉献和斗争，对这个国家的灾难的忍受，最后并没有像老式的道德寓言所声称的那样带来成功；事情最后变得很糟糕，理想全都烟消云散了。但我觉得自己不能再去追问这个问题。
“他告诉与会群众，在介绍切迪之前，他想先告诉他们一件事。他对他们宣称：‘他们创造了一种叫作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它就像桑寄生属植物一样，只要用手抓住你，你就再也无法甩开它。’鸟在吃了一种果实之后，在树上清理鸟喙，树上就会长出桑寄生属植物来；这种果实当然是桑寄生属植物的果实——沿海的人都熟知这种植物。
在切迪·贾根的自传里，他用了两章，共二十五页的篇幅讲述自己最初二十五年的人生，一直讲到他从美国回到圭亚那。各种细节非常生动，叙事迅捷：每一件事情都以适当的方式加以展示，没有虚张声势。但他的叙事也很繁复；读者无法将其全部装进脑中；他无法（并不比作为作者的他更好）把事情全部关联起来。书的前几章就像是甘地自传的前几章，尤其是像讲述甘地在伦敦留学时期的章节；两人之所以有这样的相似性，和一个事实有关：这两个同样有着印度和印度教背景的人（年龄相差只有五十岁），以不同的方式与一种他们当时远不能理解的经验达成了和解。两人如此透彻地写下他们的早年岁月，以致他们的字句可以一再被研究。
“切迪在西岸发起了一次公开集会，梵学家米西尔担任会议主席。与会人数众多。梵学家——他应该在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但他看上去要老得多——容光焕发，因为众多的与会者，也因为切迪·贾根的到场。
例如，在贾根的书里，有一个奇怪的段落，讲的是回到圭亚那之后，他在“认同”上存在种种困难。“这里没有政党……有一阵子我玩板球，很快又迷上了桥牌。我花了无数个小时在打桥牌和阅读相关读物上。但这些丝毫也不能让人满足……我想要让自己认同的，是我周围那个冷酷的现实世界。”
马丁·卡特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梵学家米西尔是来自德梅拉拉河西岸的婆罗门，也是切迪党党员。那是在一个叫弗里登胡普的地方——巧的是，那里的主人是约翰·格莱斯顿，也就是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的父亲。在乔治敦和整个第三世界，切迪一直在把英国共产党给的小册子分发给党的同情者。在这些小册子里，有一本叫《资本主义世界》。那应该是在一九五三年的选举之前。
我和马丁·卡特谈到这个问题。他知道贾根的书，但却没注意过玩桥牌这个主题——桥牌与对认同的寻求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并置在一起。他说，桥牌在那个时期对切迪·贾根来说是有用的，可以打发一个夜晚，给他一种社交生活的幻觉。
马丁·卡特是圭亚那五十年代初的觉醒时期的诗人之一。在他看来，圭亚那的大多数困惑来自对语言的误用或误解。“社会主义”这样的词汇来到圭亚那，既没有历史，也没有罗伯特·欧文、萧伯纳和威廉·莫里斯那样的人赋予它们各种各样的含义。每个圭亚那人都会根据读过的书去对社会主义形成自己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并非总能够相互理解。不是每个人都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经济体系。“一个社会主义者只需要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友善的人。对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理解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这里的人普遍看法。今天，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与社会主义相关的每一件事情都出了问题。”
但是当我接下来在自由宫遇到切迪·贾根并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说自己当时所寻求的认同是政治上的；这对一九四三年的他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他已经变得比殖民地更为复杂。在种植园这一背景之上，他又增添了对甘地、尼赫鲁以及印度自由运动的了解；还有他在美国时的激进化，他对于独立战争、罗斯福（他是印度独立的支持者）和新政的种种看法。他在圭亚那开始打桥牌只是为了“娱乐”；他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是因为那是他的风格。“无论做什么，我都会全力以赴。”（的确如此，后来翻阅他的自传时，我看到有一次在芝加哥他很认真地——就像他父亲在圭亚那一样——试图通过赌博赢钱，甚至还读了《怎样赌马》这样的书。）
我也从未想到——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和伯纳姆以及贾根有着相同的出身——这两个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真的会推翻整个社会。我当时看到的，是我以为我应当看到的，是我更乐意看到的。在这一点上，我和圭亚那人民是一样的。
他说：“珍妮特和我之间总是有一种差异。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她可以抛开一切去读一本小说。我却会把工作带回家去做。”
福布斯·伯纳姆一九六一年是反对党领袖。他机智、喜欢恶作剧，皮肤黝黑、光滑，步履虽已沉重，但仍然有着聪明的优等生风度。他的性格就写在脸上，写在他的体格之中：我感觉他是一个耽于声色的危险分子，一个既受过伤害、又被宠坏了的人，心里充满了复仇的渴望，但我却从未允许自己依据这样的感觉写下任何文字。
尽管在美国期间他已经变得激进，但直至回到圭亚那，他才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一九四三年，珍妮特来到这里，给我带来了《列宁小型文库》——几本小小的书，小册子。那是我第一次读到马克思主义文献。然后，我开始像当年读桥牌书那样疯了似的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完《列宁小型文库》，我又读了《资本论》，这些阅读帮助我对社会发展有了全面的理解。在那之前，所有那些各式各样的斗争——印度人、黑人、美国人——都只是互不相干的经验。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文献之后，我发现它们完全可以通过社会经济体系来加以理解。例如，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一书中对妇女问题进行了考察。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让我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有了全新理解：不仅是他们遭受了剥削，还有他们是如何被剥削的。
在乔治敦和圭亚那的其他一些地方，我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与贾根夫妇一起度过了一些时光，那时切迪·贾根是殖民地首相，珍妮特·贾根是卫生部长；但尽管如此，我却从未允许自己相信，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比英国工党的那种社会主义有更多的内涵。
“这让我感到兴奋，一种智识上的兴奋，因为一个全新的世界朝我打开了，一种对世界的全面理解，这让我之前在美国的种种经验变得统一起来。歧视——如果你不能把这个体系当作整体看待，你就只能看到歧视。”
作为一个政治观察者，我既缺少把握，也缺乏自信。我以为在这样一种写作类型里，必须去信任人。我把自己作为作家的种种怀疑搁到了一边，因为它们属于另一种文学形式。于是，与我对五十年代末的非洲或黑人种族运动的真实感觉相比，我在书里写得更为浪漫。我听任自己按照别人的说法去看待这个运动，并将其当作一种救赎。这场运动充斥着花言巧语和泛滥的情感，并且还有凶残的成分，但我压抑了自己对这些现象的恐惧。
他也把这种新的观察方式用于处理印度传统。“我在小时候习以为常的印度文化的种种习俗——在美国我完全地脱离了它们。于是就文化层面而言，我当时更像尼赫鲁。作为在美国的留学生，甘地和尼赫鲁是我生活的典范。甘地是一个战士，尼赫鲁也是。他们造就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