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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长齐加尔琴科一把抢过手榴弹，说：
高高瘦瘦的克拉默脸色泛黄，说得激动了，开始咳嗽起来。印刷厂的铅尘已经牢牢地吸附在他的肺叶上，他的脸颊常常显出病态的红晕。
“快住手，疯子！真犯傻！钥匙马上就拿来。砸不动，我们就用钥匙开嘛。”
“那么，依你看，还要不要纪律？你呀，保尔，什么都不错，就是有点无政府主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党团组织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上的，党高于一切，每个人不应当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应当是哪儿需要，就在哪儿。普济列夫斯基并不同意你调动吧？那就到此为止。”
这时，看守已经在手枪的威逼下，被带进了走道。走道里挤满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但却欣喜若狂的人群。
克拉默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说：
保尔打开宽大的牢门，冲进牢房：
“在哪儿打仗，还不都一样。”保尔打断了克拉默的话。“在这儿是打仗，在那儿也是打仗，我又不是开小差躲到后方去。”
“同志们，你们自由啦！我们是布琼尼的队伍，城市已经被我们师占领啦。”
“什么跳槽？你把红军当成什么啦？电影院？这像什么话？如果我们大家都从这个部队到那个部队跳来跳去，那可就热闹了！”
一位妇女眼泪汪汪地扑在保尔身上，就像抱住自己的亲人一样，嚎啕大哭。
克拉默惊讶地看了看他，说：
骑兵师解救了被波兰白匪军关押在石头牢房里的五千零七十一名布尔什维克，他们本来随时都有可能被拉出去枪毙或被推上绞刑架；还解救了两千名红军政治工作人员。对于战士们来说，这比任何战利品更加宝贵，比任何胜利更值得庆贺；而对于七千名革命者来说，漫漫黑夜顿时变成了阳光烂灿的六月艳阳天。
“指导员，我有个想法，你看怎么样。我想跳槽，跳到骑兵第一集团军去，他们那儿会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们积聚了那么多人，总不至于是闹着玩儿吧。可我们总在一个地方闲呆着。”
有一个脸色黄得像柠檬的犯人兴高采烈地跑到保尔面前，他是萨穆伊尔·列赫尔，舍佩托夫卡印刷厂的排字工人。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将马拴在树上，把刚喝完茶的克拉默叫到跟前，对他说：
保尔听着萨穆伊尔的陈述，脸上蒙着一层阴影。萨穆伊尔向保尔讲述着发生在家乡舍佩托夫卡极其悲壮的流血事件，他的话像一滴滴融化的金属，灼痛了保尔的心。
骑兵侦察员们直至深夜才躺下睡觉。酣睡的谢列达大声打着呼噜，普济列夫斯基头枕着马鞍睡了，而政治指导员克拉默还在笔记本上写东西。
“一天夜里，我们突然全部被抓了起来，因为无耻的内奸出卖了我们。我们全都落在军事宪兵队的魔爪之中，他们拷打我们，保尔，打得可真厉害啊！我遭的罪要比其他人少些，因为刚打了几下，我就昏死过去了。其他同志的身体要比我结实。我们没什么可隐瞒的，宪兵队已经掌握了一切，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他们都知道。
“我们队伍里混进来这些败类，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看透，看上去好像是在为革命卖力气，其实是害群之马。当时看在眼里，我心里真难受，直到现在都忘不了。”他说完了，开始喝起茶来。
“我们当中出了叛徒，他们还能不知道吗！那段日子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叫人揪心哪！保尔，有许多人你都是认识的：瓦利娅·布鲁兹扎克，县城的罗扎·格里茨曼，她还完全是个孩子，才十七岁，多好的姑娘，一双眼睛总是充满信任的目光；还有萨沙·本沙夫特，知道吧，就是我们那儿的排字工，一个整天乐呵呵的小伙子，总拿老板画漫画的，呶，就是他；另外还有两个中学生——诺沃谢利斯基和图日茨。这些人你都认识。其他的同志是从县城和镇上抓来的，总共逮捕了二十九人，其中有六个女的。大伙儿受尽了极其残忍的摧残，瓦利娅和罗扎在被抓的第一天就被奸污了。这些畜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直到把她们折磨得半死，才拖回牢房。从那以后，罗扎说话就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几天以后，完全疯了。
安德罗休克把饭盒放在脚边，打开装面包的背囊，接着说：
“那帮野兽不相信她真的疯了，说她是装疯卖傻，每次提审都要把她毒打一顿。把她拉出去枪毙的时候，那样子真不能看。脸给打得发紫发黑，两只眼睛痴痴呆呆的，完全像个老太婆了。
“我不忍心看下去，赶紧从院子里跑了出去。身后传来了枪声。我想，那三个家伙完蛋了。等我们再向前冲的时候，城市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瞧瞧，居然发生了这种事情，死得像条瘟狗。这几个人是在梅利托波尔附近加入我们队伍的，以前在马赫诺匪帮里干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瓦利娅·布鲁兹扎克一直到最后一分钟始终表现很好。他们死得英勇，就像真正的战士。我不知道，他们的这股力量是从哪儿来的？保尔，难道我能把他们死难的情况重述一遍吗？不能，他们死得十分惨烈，无法用言语表达……瓦利娅当时被卷入最危险的事情：是她与波军司令部的报务员保持联系，还派她到县里做过联络工作，搜捕时在她那儿还查到了两枚手榴弹和一支勃朗宁手枪。手榴弹就是那个奸细给她的，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圈套，要给她加上蓄谋炸毁波军司令部的罪名。
“我看着这一切，浑身发凉。我走到布雷迪斯面前，对他说：‘连长同志，把他们送军事法庭吧，有必要让他们的血弄脏你的手吗？城里的战斗还没结束，我们却在这儿与这些人算账。’他陡然转过身来，看着他那副神情，我当时就后悔不该多话，他的两只眼睛可真叫虎视眈眈，还把毛瑟枪对着我的牙齿。别看我打了七年的仗，胆量还没完全练出来，心里害怕了。我看得出来，他会不由分说就把我打死。他用俄语向我叫喊着，我大体上能够明白，意思是我们的旗帜是用鲜血染红的，而这帮人是全军的耻辱，土匪的下场就是死路一条。
“哎，保尔，我真不想讲最后那几天的情况。既然你要我讲，那我就说吧。军事法庭作出判决，判处瓦利娅和另外两人绞刑，其他人全部枪决。
“冲到门跟前——门敞开着。我们进去了。本来以为是波兰兵在里面，结果根本不是，原来是我们自己的三个侦察兵，他们比我们先到，正在那儿干很不像样的事情。事实就摆在面前：他们在欺负一个妇女。这儿是一个波兰军官的家。呶，他们就是把军官的老婆按倒在地上。那个拉脱维亚连长一见这种情况，用拉脱维亚语大喝一声，马上有人上去把这三个家伙揪住，拖到了院子里。我们只有两个俄罗斯人，其余全部都是拉脱维亚人。连长姓布雷迪斯。尽管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看得出来，他们要把这三个人毙了。这些拉脱维亚人性格倔强。他们把那三个家伙拖到石头马厩跟前。我想，这下可完了，肯定要把他们崩掉！三个人当中有一个粗粗壮壮的小伙子，长相十分难看，他手抓脚踹，拚命挣扎，不肯就范，还祖宗八代地乱骂一气，说为个娘们还要枪毙！另外两个人也在求饶。
“那些被我们做过策反工作的波兰士兵也受到审判，比我们早两天。
“呶，明摆着的事情，我们想，这回准能当场抓住几个波兰佬。我们大概有十个人冲进了院子，他们拉脱维亚人的连长拿着毛瑟枪跑在最前面。
“一个年轻的班长，报务员斯涅古尔科，战前在洛济当过电工，被判处死刑，他的罪名是背叛祖国，在士兵中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他没有要求赦免，在判决后二十四小时后就被枪毙了。
“也有人死得像条癫皮狗，死得不明不白，毫无光彩。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利城下打过仗。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还是基辅大公时期建造的，在戈伦河岸上。那儿有座天主教堂，像座堡垒，很难攻下。那天我们向那儿冲去，大家排成散兵线，钻进几条小巷，向前逼近。我们的右翼是拉脱维亚人。我们走出来，也就是跑到了大路上，一看，在一座小院子附近有三匹马，拴在栅栏上，全都备着鞍子。
“瓦利娅作为斯涅古尔科犯罪事实的见证人，也被法庭传唤。她告诉我们，斯涅古尔科承认他进行过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但断然否认他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党员，当兵是被迫的。因而，我要让和我一样被你们赶上前线的士兵们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你们可以因为这一点把我绞死，但是我从来没有背叛过我的祖国，我永远也不会背叛我的祖国。不过，我的祖国不同于你们的祖国；你们的祖国是地主、贵族的，而我的祖国是工人、农民的。我深信，工人农民的祖国必将建立，在这个祖国里，谁也不会认为我是叛徒。’
他用匙子在饭盒里搅了搅，撮起嘴唇，尝了尝舀起的茶水，又接着说：
“判决以后，我们所有的人就被关在一起了。临刑前，又把我们转到监狱。夜里，他们在监狱对面，在医院旁边竖起了绞架；在树林边上，稍稍过去一点，在路边的陡坡上，又选了一块地方作为执行枪决的刑场，还在那儿给我们挖了一个大坑。
“如果你知道为什么而死，那死就不同寻常了，这时，人会产生一股力量。如果你感到真理在你一边，那你一定会死得从容，英雄主义正是这样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叫波赖卡。在敖德萨，白匪把他包围了，他怒火中烧，一个人向整个排扑了过去，乘敌人还够不着用刺刀捅他，他就往脚下扔了一颗手榴弹。手榴弹爆炸了，他被炸成碎片，可周围的敌人也给炸倒了一大片。从外表看，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不会有人为他写书，可这样的人是值得写的。在我们的弟兄当中，了不起的人很多很多。”
“城里张贴了判决书，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波兰人决定在大白天当众处决我们，杀鸡吓猴，好让大家害怕他们。第二天一清早就开始把人从城里往绞架那边赶。有些人出于好奇，虽然心里害怕，但还是来了。绞架周围是密密麻麻的人群，一眼望去，人头攒动。你知道，监狱四周插着木栅栏，绞架就竖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因而我们都能听见那儿嘈杂的人声。在后面的街上架起几挺机枪，整个地区的宪兵队，包括骑兵和步兵，都被调来了，整整一个营的兵力封锁了菜园和街道。他们给处以绞刑的人单独挖了一个坑，就在绞架旁边。我们静静地等待着最后的时刻，偶尔交谈几句。一切的一切前一天都说了，也已经相互诀别过了。只有罗扎缩在牢房里的角落里自言自语，嘟嘟囔囔，不知道说些什么。瓦利娅因被糟蹋，又挨了毒打，被折磨得不能走动，大部分时间都躺着。镇上的两个女党员是一对亲姐妹，她们搂抱着相互告别，忍不住放声痛哭。从县里抓来的斯捷潘诺夫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像摔跤运动员一样力大无比，被捕的时候使劲挣脱，打伤了两个宪兵。他一再告诫姐妹俩：‘不该流泪，同志们！要哭就在这儿哭吧，到了那儿就别再哭了。别让那帮狗东西幸灾乐祸。既然他们不会放过我们，既然我们注定要牺牲，那就让我们死得像模像样，我们谁也不能下跪。同志们，记住，我们一定要死得像个人样！’
安德罗休克用棍子将军用饭盒往篝火边推了推，十分自信地说：
“提我们的人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他是一个残忍的没人性的色情狂，简直就是一条疯狗。要是他自己不去强奸，就让宪兵动手，自己站在一边看着取乐。从监狱到绞架的路上，宪兵队排列成行，这些黄狗子，因为他们制服上的穗带是黄色的，所以我们都这样叫他们——都拿着亮晃晃的大刀。
“那个神父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边塞，要是给我碰上，这个该死的，我马上叫他送命！”
“他们用枪托推啊，搡的，把我们赶到院子里，四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打开大门，把我们押了出去。先让我们站在绞架前面，目睹自己的同志走上绞架，然后就轮到我们自己了。绞架很高，是用几根圆木搭成的。绞架上面吊着三个粗绳子的活套，下面是带小梯子的平台，平台支撑在一根向后倾斜的木桩上。人群不停地蠕动，发出几乎听不见的一点声响。所有的目光都凝固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在寻找自己的亲人。
原先在白色教堂给鞋匠打下手的安德留沙·福米乔夫气愤地喊道：
“在稍远一点的台阶上聚集着一群波兰小贵族，他们手中还拿着望远镜，其中也有军官。他们是来看布尔什维克怎样被推上绞刑架的。
他说着，显得十分激动，《牛虻》这本书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脚下的白雪松松软软，树林一片白茫茫，树枝像挂满了棉絮。雪花飘飘扬扬，缓缓落下，碰到我们灼热的脸便融化了。绞架下面的平台也盖上了一层白雪。我们大家几乎都只穿着内衣，但没有人感到寒冷，斯捷潘诺夫甚至都没注意到他脚上只穿着一双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