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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涅夫来疗养院之前，柯察金是院里的象棋“冠军”。他经过顽强的拼搏，才从魏曼手中夺过了这个称号。魏曼被打败了，这个平时漫不经心的爱沙尼亚人为此却动了感情，一直对保尔耿耿于怀。不久，疗养院里来了一个高个子老头，虽然已年过半百，看起来却很年轻。他邀保尔下一盘棋。保尔没有料到他面对着一个强手。他沉着地开棋，以后翼弃子求势，列杰涅夫推进他的中卒进行回击。保尔作为“冠军”必须和每一个新来的棋手交锋。这时，总有许多人在旁观看。走到第九步的时候，保尔就发现列杰涅夫那些从容不迫向前推进的卒子已将他紧紧掐住。这时他才明白，遇到了一个危险的劲敌，后悔开局时有点掉以轻心。
一把轮椅里是半躺着的埃布纳，另一把里是柯察金，医生不准他下地行走，其他三人是：克里米亚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身粗体重的爱沙尼亚人魏曼；长着褐色的眼睛，看起来像个十八岁少女的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林以及两鬓斑白、高大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涅夫。的确，这里有五个民族：德国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魏曼会说德语，于是埃布纳就请他们当翻译，保尔和埃布纳由于住在同一间病房成了朋友。玛尔塔和魏曼与埃布纳由于语言相通接近起来，而使列杰涅夫和保尔成为朋友的是象棋。
双方鏖战了三个小时，尽管保尔尽力拼搏，结果仍然被迫认输。他比所有在一旁观棋的人更早看到了自己的败局。列杰涅夫看看自己的对手，宽厚而慈祥地微微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这一局必将败北。那个爱沙尼亚人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公开表示他期望保尔输棋，可他却什么也没看出来。
在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两把手推轮椅。五个病人每天治疗完毕，就在这里消磨一整天，大家称他们五个人为“共产国际执委会”。
“我向来都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卒。”保尔说，列杰涅夫赞许地点点头，只有他一个人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可惜的是我对德文一窍不通。”他想。
保尔跟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三天内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
埃布纳是保尔最理想的病友，他不会从早到晚唠叨自己的病情，老是唉声叹气。相反，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都忘却的。
魏曼兴高采烈地说：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布纳股骨上中了一枪，现在旧伤复发，又卧床不起。虽然伤痛很重，但他仍精神振作。保尔对他立刻产生了敬意。
“好极了，谢谢你，列杰涅夫同志！这次你可是好好教训了他一顿！活该！他把我们这些老棋手全给打败了，这回可也栽在一个老头儿手里了。哈，哈，哈！……”
几分钟之后，保尔已经坐在他的床旁，两人用一种“国际”语言起劲地交谈起来。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只起辅助作用，难懂的地方都靠猜测、手势、脸部表情——总之借助没有文字的世界语的一切交际手段来解决。保尔了解到埃布纳是个德国工人。
他又取笑那个战胜过他，如今却吃了败仗的棋手说：
“Gutten Morgen，Genosse，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说，同时把他那手指细长的苍白的手伸给保尔。
“怎么样？输棋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尔进屋后，把手提箱放下，转过身来，看到床上躺着一个满头金发的男子，长着一双漂亮而生气勃勃的蓝眼睛。德国人友好地对他笑笑。
保尔丢掉了“冠军”称号。他虽失去了棋坛上的荣誉，但却得到了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这个朋友，列杰涅夫后来成为他最亲近、最敬重的人。保尔这次输棋决非偶然，他只懂得象棋战略的一些皮毛，这样一个普通棋手当然要败给精通棋艺的高手。
“请进。”
柯察金和列杰涅夫有一个共同的值得纪念的日期，柯察金出生的那年，恰好是列杰涅夫入党的年份。他们是两种典型人物——布尔什维克老战士和布尔什维克青年近卫军——的代表。一个有着极其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斗争经验，从事过地下斗争，尝过沙皇监狱的铁窗滋味，而后担任国家的领导工作；另一个有着烈火般的青春和仅仅八年的斗争经历，然而，他的业绩胜过常人一辈子的作为。而且这一老、一小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健康状况也都十分糟糕。
房间里的人用发音不准的俄语答道：
每到晚上，埃布纳和保尔的房间就成了俱乐部，所有的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出去的。晚上，十一号房间热闹非凡。魏曼经常想要讲点黄色笑话，他对这类东西总是津津乐道，但是这立刻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两人的抵制。玛尔塔善于用巧妙而辛辣的讥讽打断他的讲话，如果不能奏效，保尔便出面干涉。
“那我们把您安顿在这儿，跟埃布纳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要求找一个俄罗斯人作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
“魏曼，你最好还是先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也许你的那种‘幽默’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我简直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喜欢……”保尔接着用不平静的声调插进去说。
“同志，您的疗养证是哪个单位的？”他站在十一号房间门口，问保尔说。
魏曼噘起他的厚嘴唇，一双小眼睛含着嘲笑的目光从大家的脸上扫过，说：
值班医生把他们分别领进各个房间。
“应当在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里设一个道德督察处，并且推荐柯察金担任督察长。对玛尔塔，我还可以理解，女同志嘛，当然会反对的。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天真无邪的小男孩，像个共青团的小宝贝似的……再说，我可不喜欢鸡蛋教训母鸡！……”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天气，戴着绣金圆帽、晒得黑黑的喜欢高声喧嚷的人群。汽车在十分钟之内就把旅客送到那灰色的石灰石建成的两层楼房“迈纳克”疗养院去了。
经过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道德的激烈舌战，黄色笑话的问题就被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提出来讨论。玛尔塔将各人的观点翻译给埃布纳听。
她望着窗外那穿着皮夹克的高大身影，艰难地拄着拐杖，从大门口慢慢地朝一辆轻便敞篷四轮马车走去。
“我赞成保尔的看法，黄色笑话是不大好的。”埃布纳用不大正确的俄语回答说。
“柯察金同志，别忘了我们的友谊。您的生活中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如果将来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帮忙出出主意，那就写信给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魏曼只好退却，虽然他嘴里打着哈哈，用玩笑敷衍搪塞，但从此以后，没有再说这类东西了。
那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了解到他的真实病情。他们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轻轻地说：
保尔起初以为玛尔塔是共青团员，她的模样看上去不过十九岁。有一天，两人谈天时，保尔才知道，她已经三十一岁，一九一七年就入党了，而且还是拉脱维亚共产党的骨干。这使他大为惊讶。一九一八年白党分子曾判处玛尔塔死刑，但是后来苏维埃政府设法把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大学学习，即将毕业。他们是怎么接近起来的，保尔没有留意，不过这个常来看望埃布纳的小个子拉脱维亚女子已成为“五人团”中不可分割的一分子了。
巴扎诺娃和他开了个玩笑，搪塞过去了。
一个老地下党员埃格利特也是拉脱维亚人，时常调皮地和她开玩笑说：
“从您的话里，更正确地说，从您没说出来的话里，我已明白我的病情的严重性。您记得吗？我曾经请求过您对我永远要实话实说，不需要隐瞒任何情况。我决不会昏倒，也不会去自杀。但是，我非常想知道，我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保尔说。
“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可怎么过呢？可不能这样啊！”
但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忘了有两只非常敏锐的眼睛正在注视着她。
每天早晨，起床铃响之前，疗养院里总有只公鸡大声啼叫。这是埃布纳在学鸡叫，学得惟妙惟肖。疗养院的工作人员竭力想把这只不知从哪儿跑来的公鸡找出来，可是毫无结果。这使埃布纳非常高兴。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法会使您的健康有很大起色，秋天您就可以恢复工作了。”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让他卧床静养。埃布纳感到很难过。他已喜欢上这个乐观开朗，从不垂头丧气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了，他是那样朝气蓬勃，但这么年轻就失去了健康。当玛尔塔告诉埃布纳，医生预言保尔的未来异常悲惨时，埃布纳焦急不安。
作为他的医生和朋友，她不能把全部情况和盘托出，只向他透露了一部分实情，而且措词非常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