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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惹祸吗？”他感到一阵恐慌，心都紧缩起来。
保尔从屋里走了出来，两手捧着一杯水。
只是为了不待在家里，保尔早早来到配电站。他从看门人那儿拿了钥匙，打开安放发电机房间的大门。他擦风箱，往锅炉里装水，生炉子，心里却一直在想：
“呶，知道事儿越多，老得越快。”骑马人笑着答道。
“不知现在列辛斯基家里情况怎么样了？”
“我们这儿已经两个星期没人管事了，自卫队在掌权，夜里，老百姓轮流值班守城。那你们是什么人？”他也提出了问题。
已经很晚了，大概十一点左右，朱赫来来找保尔，把他叫到院子里，低声问道：
谢廖扎急忙讲起城里的情况：
“为什么今天有人到你家里去搜查？”
“孩子们，拿点水来喝喝！”骑马人请求道。在保尔进屋取水时，他问注视着他的谢廖扎：“小伙子，告诉我，现在城里是什么人掌权？”
保尔吓了一跳：
保尔和克里姆卡跳起身来，向栅栏跑去。骑马人满身尘土，歪戴在后脑勺的军帽和一身保护色制服上面都蒙着厚厚的尘土，在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支纳卡式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式手榴弹。
“搜查？”
“喂，我的小伙子们，过来！”
朱赫来沉默片刻，又说：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扎·布鲁兹扎克家里玩了一会纸牌便走了出来，又拐进柯察金家的小院，往草地上一躺。他们都感到无聊：平时常玩的那些把戏都已腻了。他们开始考虑，如何更有意思地消磨这天的时光。这时，背后传来了马蹄声，一个人骑着马疾驰而来。骏马一跃便跨过了公路与院子低矮栅栏之间的壕沟。骑马人对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里姆卡挥了挥马鞭，说：
“是的，事情不太妙。你知道他们在搜什么吗？”
穿着灰色大衣的军人把骑兵团赶进市内，然后又回到车站。于是，一列又一列火车呼啸而去。
保尔当然清楚地知道他们寻找什么，但他不敢说出偷枪的事情。他吓得浑身发抖，战战兢兢地问：
骑兵团封锁了车站，准备截住列车，但遭到机枪的猛烈射击。对死亡已经司空见惯的人们从车厢里拥了出来。
“把阿尔青抓走了吗？”
骑兵团要想抓住前线的逃兵并不容易。车站玻璃被武器击碎的情况越来越多，从前线溜回来的人成群结队，遇到阻挡，他们便以刺刀相拼。到了十二月初，已是整车整车的士兵拥过来了。
“没有抓人，不过把家里统统翻了个底朝天。”
这个响当当的、有力的称号是怎么来的，谁也不知道。
听到这句话，保尔才稍稍放心，但仍处于惊恐之中。几分钟内，他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个知道搜查的原因，为由此产生的后果提心吊胆；一个不知底细，因而开始警觉起来。
一九一七年快要过去了，在保尔、克里姆卡和谢廖扎·布鲁兹扎克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当老板的还是那班家伙。直到阴雨绵绵的十一月才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况：车站上来了一批又一批人，大多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他们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真见鬼，是不是他们对我的情况有所觉察？阿尔青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为什么会到他家去搜查呢？必须更加谨慎行事。”这是朱赫来的想法。
这些骑兵生活富足，个个身体健壮，红光满面；军官多半是伯爵或公爵，他们的肩章是金色的，马裤的镶边是银色的，一切都和沙皇时代一样，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革命。
他俩默默分手，回到各自的岗位上。
严冬将尽，一支近卫军骑兵团在城里驻扎下来。每天早晨，他们都派骑兵小分队到车站上去抓从西南战线跑出来的逃兵。
在列辛斯基的庄园里则乱作一团。
热热闹闹的，充满激情与欢乐的日子已经过去，城里恢复了平静，唯有在由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占据的市参议会大楼上空飘扬的红旗表明着所发生的变化，其余一切照旧。
中尉发现手枪不翼而飞，便把勤务兵叫来询问；当确认手枪已经丢失，平时处事稳重、待人彬彬有礼的中尉甩手对着勤务兵就是一记耳光，勤务兵被打得趔趄一下，重又挺直身子，认罪地眨着眼睛，恭顺地听候处罚。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些新鲜的字眼：自由、平等、博爱。
被叫来查问的律师也很激愤，他为在他家里发生如此不愉快的事件向中尉连连道歉。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慢慢驶进月台，从车上跳下来两个穿着军大衣、背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系着红袖章的革命士兵，他们逮捕了车站上的宪兵、老上校和警备队队长。这下子，城里的人都相信了：数千人沿着白雪覆盖的街道拥上了广场。
当时在场的维克托对父亲说出了他的判断，他认为手枪可能是被邻居偷走的，最大的嫌疑犯就是小流氓保尔·柯察金。父亲急忙将儿子的想法报告了中尉，中尉立即下令派值勤兵搜查。
人们不敢相信。
搜查毫无结果。这次偷枪事件使保尔确信，即使做出这类冒险行为有时也能安然无事。
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旋风般地传遍整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