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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了一笑：
我又贴着墙头溜过去，闪进门廊躲藏，在枪林弹雨中穿越，到达《国民报》的大楼时满身是汗，衬衣上血渍斑斑。我想到了阿尔芒的微笑，当我跟他说加尼埃牢固地占领着市郊时，他眼里必然会闪烁喜悦的光芒。
“不完全一样。”
“我会告诉他们的。”
“可是您的命运应该与人类的命运密切结合，既然您将和人类长期存在下去。”
“告诉他们，我们会坚持到天亮的。”
“我可能还更长久，”我说。
我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他用牙齿撕碎了几块白布，全神贯注地把碎布往弹壳内填；他的这双手不灵巧；他并不想制造弹药，他愿意演讲，这个我知道。但是，直到我站起身，我们没有交换过一句话。
我耸耸肩膀。
“我没有算过。”
“您说得对，”我说，“牢房的生活叫我累了。这会过去的。”
“死了许多人吧？”
“这肯定会过去的，”他说，“您将看到我们会做出多么出色的工作。”
“军队进攻了两次。都给我们挡回去了。”
共和派内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部分人依然维护资产阶级的特权；他们主张自由，他们只是为自己的私利而主张自由；他们只希望政治改革，反对订立任何社会条例规章，认为这只是一种新的约束。阿尔芒和他的朋友恰恰相反，主张自由不能为一个阶级独占，只有社会主义的到来，才有可能使工人得到自由。没有其他事物比这种分歧更危害革命的成功，阿尔芒那么热情去实现团结，我并不惊奇。我还钦佩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只几天工夫，他把监狱变成了一个政治俱乐部；从早到晚，直至深夜，房间里、宿舍里开展讨论；讨论从来得不出结果，阿尔芒也从不灰心。可是一星期中有好几次，警察把他和他的同志抓走，拖着他们穿过监狱的走道；有时，他们的脑袋碰在石子路和楼梯台阶上。他从法庭回来面带笑容：“我们没有招供。”可是有一个晚上，我在房里等他，他回进房时，我又看到了他在《国民报》报馆大楼朝我转过来的那张脸。他坐下来一声不出，过了好一会儿说：
“艰苦吗？”
“里昂的那些人说了。”
“我们会坚持的。”
“那么严重吗？”我说。
“今天夜里将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他们要您坚持到天亮。若要整个巴黎都造反，起义就不能后退一步。”
“我们拒不招供的效果全被他们破坏了。”
他嘴一抿，他羡慕我。我想跟他说：“不，这是不公正的，勇敢或是胆怯都没有我的份儿。”但是，这不是谈论他、谈论我的时候。我说：
他两手捧着头。他重新望着我时，他的脸恢复了镇静，但他的声音发颤。
“我过来了。”
“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这场官司会打个没完！它不会产生我们所希望的效果。”
“您怎么过来的？”
“我给您提的建议您还记得吗？”我说。
他们高声欢呼，扑到箱子上。加尼埃看着我不胜诧异：
“记得。”
“我把弹药带来了，”我说。
他站起身，在房里踱来踱去，情绪激动。
加尼埃坐在他的同伴中间，前面是一大堆石头、树木、家具、铺路石、沙袋；他们在这堵墙上还插了带绿叶的树枝。他们手里忙着制造子弹，用衬衣破布和墙上撕下的告示纸做弹塞。每个人都赤裸着上身。
“我不愿意一个人走。”
分配我的任务是把粮食弹药送至圣梅里修道院，供给加尼埃。子弹在街上呼啸。有人企图在十字路口把我截住，他们对着我喊：“不要从那里走！那里路堵了！”我还是往前走。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帽子，另一颗打穿了我的肩膀，我还是继续奔跑。天空在我头顶掠过，大地在我马蹄下跳动。我奔跑，我摆脱了过去与未来，摆脱了自己和嘴里这股厌倦的味道。某个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存在了：这座疯狂的城市，洒满热血，充满希望，是它的心在我胸中跳动。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我是活的。”可是立刻又想道：“可能是最后一次活着了。”
“你们不可能都走。”
“明天宣布成立共和国，”阿尔芒说。
“为什么不可能？”
我在《国民报》的那幢楼里找到阿尔芒。他眼里闪烁喜悦的光芒。起义者占领了半座城市；他们攻占了兵营和弹药库。政府决心动用军队，但是军队是否依然忠诚，却没有把握。共和派领袖即将组成一个临时政府，由拉斐德领导，国民自卫军会集合在他们的老上司麾下的。
三天还没有过完，阿尔芒找到了带领同志一齐逃离圣佩拉齐监狱的方法。朝院子的门对面，在挖一个地窖，到监狱来修理的工人告诉阿尔芒，这条地道通往隔壁的一个花园。大家决定打通试试。门口有一个看守，一部分犯人在院子里玩球，吸引他的注意，其他人则去挖地，修理声盖过了我们的锤子声。花了六天工夫，地道差不多挖通了，尚留薄薄一层地面挡住光线的透射。斯比内尔那次逃过了四月十三日的大逮捕，这天夜里将带着武器和梯子，来接应我们翻过花园墙头；有二十四个犯人准备乘机越狱，潜往英国。但是我们中间要有一个人放弃获得自由的一切希望，在看守巡逻时，牺牲自己去把他扣住。
市民到处筑街垒；男人把树锯倒，横在马路中间；有的从屋里拖出铁床、桌椅；小孩和妇女挖起路面的石块，进行搬运；所有人都在唱歌。因戈尔施塔泰的农民也围着篝火唱歌。
“这由我来做，”我说。
“告诉阿尔芒，说我们占领了市郊，”加尼埃对我说，“要坚持多久，我们就坚持多久。”
“不。我们抽签决定，”阿尔芒说。
街垒开始增高了。从邻近每条街上拥过来带武器的人，加尼埃后面跟了一大群人，向波潘库街的兵营走去。我们攻上去，士兵没做多大抵抗便退却了。我们夺到一千二百支枪，分发给起义者。加尼埃率领他们到圣梅里修道院去，留在那里筑阵地。
“关二十年对我算得什么？”
在黑压压的人群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头盔、他们的刺刀闪闪发光。他们冲上莫尔朗码头，朝桥头扑来。加尼埃喊：“他们要冲我们！”抓起枪就放。立刻其他枪声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乱枪声中有一声高喊：“筑街垒！拿起武器！”
“不是这么个问题。”
“龙骑兵！”
“我知道，”我说，“您以为我可以比别人做出更大贡献，您错了。”
我默不作声打量他。像在每个黑夜，像在每个白天，他害怕，这个我知道，他害怕死神毫不留情扑到他身上，把他变成一堆尘土。
“您已经为我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行。”
“但是我会不会继续做出贡献，这就难说了。把我留在这里吧。我在这里不错。”
“一切准备就绪，”我说，“老百姓成熟了，可以暴动了。但是，阿尔芒要您自个儿发信号。”
我们面对面坐在他的牢房里，他瞧着我，这四年来他还没有对我这样认真瞧过。今天在他看来，理解我还是有必要的。
我钻入人群。我在前一夜计划时确定的那个地点找到加尼埃；他挎了一支长枪；他身后几条路上挤满了脸色阴沉的人，其中许多人带着枪。
“为什么振作不起来？”
“这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您去找加尼埃，告诉他自己发信号。再到《国民报》馆来找我。我尽量去把共和派领袖召集来。”
我笑了：
我们又等了一会儿，他突然说：
“这是慢慢来的。六百年……您知道这要多少天？”
“是的，”阿尔芒说，“军队和保安警察害怕红旗。群众感到风向要转。”
他没有笑。
“您认为这样吗？”
“六百年后我还会继续斗争。您以为今天世界上要做的事比以前少吗？”
“这是阴谋，这是背叛，”斯比内尔气得说话也结巴了，“他们要吓唬老百姓。”
“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事要做的吗？”
大家等待着，没有人知道到底会出什么事。突然看到一个人骑马奔来，全身穿黑，举一面红旗，旗上一顶弗里吉亚帽<a id="jzyy_1_80" href="#jz_1_80"><sup>(5)</sup></a>；引起一阵喧嚣，群众面面相觑，迟疑不决，有几个声音喊：“不要红旗！”
这一次他笑了：
“现在快出事了，”斯比内尔说。
“我觉得是有的。”
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但是一张脸也分不清楚。
“说实在的，”我说，“您为什么那么盼望自由？”
“加尼埃在那里，在桥头上，”阿尔芒说。
“我爱阳光灿烂，”他热情洋溢地说，“我爱河流与大海。人心中蕴育的这些神奇的力量，您能同意人家扼杀吗？”
在奥斯特里茨桥前，队伍停了下来。讲台已经布置好了，拉斐德登台发表一篇演说。他谈到我们正要安葬入土的拉马克将军。有些人在他之后也讲了话；但是没有人关心这些演说、关心这个死了的军人。
“人有了这些力量干什么用？”
走到巴士底广场，我们看到综合工科大学学生朝我们飞奔而来，披头散发，衣衫凌乱；他们不顾禁令私自跑了出来。群众开始大叫：“大学万岁！共和国万岁！”在灵柩前开道的乐队奏起《马赛曲》，传说第十二团的一位军官刚才对学生说：“我是共和派。”辗转相传，整个队伍都听说了这条消息。“军队跟我们在一起。”
“管它干什么用！可以干一切愿意干的事，首先应该把这些力量解放出来。”
灵车由六个青年牵引，由拉斐德执绋；一万名保安警察排成两队跟在后面。政府在沿途布置了岗哨；这种炫耀力量的做法不但没有安定民心，反使暴动更有一触即发之势。街道、窗台、树杈、屋顶上挤满了人；阳台上悬着意大利旗、德国旗、波兰旗，提醒人们世界上还有法国政府没能打倒的暴君。人民一边走，一边高唱革命歌曲。阿尔芒在唱，还有我从霍乱中救出来的斯比内尔也在唱。一看到龙骑兵，个个怒火中烧，随手扳下树枝、捡起石头作为武器使用。我们经过旺多姆广场，拉车的青年离开了预定的路线，绕圆柱一圈。有一个人在我背后叫：“要把我们引向哪儿？”有一个声音回答：“引向共和国。”我想：这是把他们引向暴动，引向死亡。共和国对他们到底意味什么？他们准备战斗，但是获得的果实是什么呢？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但是他们相信，获得果实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因为他们准备好了要以血来换取。我说过：“里维尔算得什么？”但是安托纳觊觎的不是里维尔，而是自己的胜利；他为胜利而死，死得心满意足。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为了使自己的生命成为人的生命——不是蚂蚁，不是小飞虫，不是石堆。我们永远不让自己变成石头——火刑架在燃烧，他们在唱歌。玛丽亚纳说：“做一个普通人。”但是怎么做呢？我可以随着他们共同前进，我可不能随着他们共同冒生命的危险。
他俯身向着我：
上午十时，人权社和人民之友社的全体成员、医科学生、法科学生集合在路易十五广场<a id="jzyy_1_79" href="#jz_1_79"><sup>(4)</sup></a>。综合工科大学学生没有赴会；谣传他们接到了禁令。群众头上飘扬着幡旗、三色旗、绿叶树枝；每人手拿一个标志，有的挥动手中武器。天空阴暗，细雨濛濛；但是，希望的猩红色火焰燃烧着每个人的心。有一些事就要通过他们发生，这点他们深信不疑。他们还深信不疑自己能做出一些事来，手痉挛地抓着手枪的枪柄，为了证实这条信念不惜去死，为了证明自己的生命在世界上是有分量的，不惜去献出生命。
“人要自由，您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吗？”
我望着这张神经质的嘴、两道皱纹、痛苦的脸、严峻但有点不可捉摸的眼睛。他盯着天涯，天涯后面隐藏着汹涌咆哮的河流，高高的芦苇尖上摇摆着绿色花穂，鳄鱼睡在温暖的泥地里；他说：“应该让我感到我活着，即使为此死也甘心。”
我听到她的声音：“做一个人。”在他们眼里都有同样的信仰。我把手按在阿尔芒的臂上。
“您救了我一次生命，已经够了。”
“今天晚上，我听到您的声音了，”我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对您说，请接受我的心意。这可能是最后一个晚上了；每个晚上都可能成为最后一个晚上。今天晚上，我愿意为您效劳，但是可能明天，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献给您的了。”
加尼埃嘿地一笑：
阿尔芒眼睛紧紧盯住我，脸上惶恐不安；他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东西，是他从来不曾怀疑过、也有点令他害怕的东西。
“阿尔芒说得对，”我说，“我认识圣马尔索区的工人，让我来组织这次暴动。”
“我接受，”他说。
“没有我，你们照样办得很好。”
我仰身躺着，仰身躺在冰封的泥地上，躺在地板的板条上，躺在银色沙滩上，两眼凝望石头的天花板，感到灰色墙头围绕在我四周，在我四周围绕的是大海、平原和天涯的灰色墙头。在年代像世纪一样漫长、又像钟点一样短暂的世纪后，又是几年过去了；我凝望这块天花板，喊：“玛丽亚纳。”她说：“你会把我忘了。”顾不得世纪和钟点，我要把她活生生地留在身边；我凝望天花板，她的形象在我眼底逐渐清晰了；总是同样的形象：蓝色长裙、袒露的肩膀，这张与她本人不尽相同的肖像；我又试了试，一刹那我内心有样东西动了，可以说是一声微笑，但是瞬息即逝。又有什么用呢？她涂上香料保存在我心里，在这个冰冻的洞穴深处，依然像埋在她的坟墓里一样死。我闭上眼睛，但是即使在梦中我也不能逃逸；浓雾、幽灵、历险、幻变，都无法摆脱这种腐败的味道，这是我唾沫的味道、我思想的味道。
“要是你被人杀死，那就糟了，”斯比内尔说，“报纸怎么办？”
在我身后，门嘎嘎响了；有一只手触及我的肩膀，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他们的话；我想：“这早该来了。”他们碰了碰我赤裸的肩膀，说：“跟我们来。”棕榈树影子消失了。五十年后，还是一天后，还是一小时后，这最终总是要来的。“马车来了，先生。”应该睁开眼睛；有许多人在我周围，跟我说我自由了。
“不，”加尼埃说，“我一生中谈得够多了。这次我要战斗。”
我跟着他们穿过走廊，他们命令我做的事我都做了，我在几张证件上签了字，他们不由分说把一只包裹交到我手里，我接了过来。然后他们领我走到门前，门在我背后关上了。天空在下毛毛雨。潮水退了，岛的四周只看到一望无际的灰沙。我自由了。
“谈判该由你去，”阿尔芒说，“你说话比我有分量。福斯卡比我们更接近工人，他去守奥斯特里茨桥。”
我伸出一只脚，然后另一只脚。到哪儿去呢？在草原上，灯芯草发出嘶哑的呻吟，分泌出滴滴水珠，我朝天涯走一步，天涯往后退一步。我凝望天涯，踏上了堤岸；我看到他离我几米远，在向我伸手，在向我笑。他不再是个年轻人了。肩膀宽宽的，胡子浓浓的，显得和我一样年纪。他说：
这天夜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睡觉；大家沿着巴黎的环城道与各派进行联络。如果起义成功，应该努力说服拉斐德接受权力，唯有他的名字才具有号召群众的威望。加尼埃委托阿尔芒在事成后跟共和派领袖谈判；至于他自己，在奥斯特里茨桥旁布置了一些人后，自告奋勇去鼓动圣马尔索郊区暴动。
“我是来接您的。”
大家又七嘴八舌议论开了；他们说话响亮，眼睛闪光，声音发颤；在这些墙壁的另一面，在这个时刻，也有几百万人在议论，带着闪光的眼睛、发颤的声音；议论时，什么起义、共和国、法国、世界的前途都在那里，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他们把人类命运紧紧贴在自己心上。全城围绕一座灵台吵吵嚷嚷，灵台上放着谁都不关心的拉马克将军<a id="jzyy_1_78" href="#jz_1_78"><sup>(3)</sup></a>的遗体。
他坚硬温暖的双手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河对岸有一团火光在闪耀，有一团火光在玛丽亚纳的眼里闪耀。阿尔芒抓住了我的胳膊，他在说话，他的声音是一团烈火。我跟着他；我伸出一只脚，然后另一只脚，心想：“又要开始了吗？又要继续了吗？继续开始，一天又一天，直至永远、永远？”
“恰恰相反……”
我跟着他沿一条路走；路永远是有的，是些哪儿都到达不了的路。然后，我们登上一辆驿车。阿尔芒继续在说话。十年过去了，占了他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向我谈他的往事，我听着：话还是有着一种意义。总是同样的意义，同样的话。马在奔驰，窗外飘雪，这是冬天；四个季节，七种颜色；闭塞的空气中有一种旧皮子的气味。甚至这些气味我也是熟悉的。有的人下车了，有的人上车了；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多脸、这么多鼻子和嘴、这么多双眼睛。阿尔芒在说话。他谈到英国、大赦、返回法国，他为我的释放而奔波，还有当局最终同意释放我时他感到的喜悦。
“不管怎么样，共和派应该支持他们。”
“我老是盼望您越狱逃出来，”他说，“这对您并不难。”
“我怕他们不估计一下局势就行动，”布鲁索说。
“我没有试过，”我说。
“这是对的，”加尼埃说，“不要提口号，但是做好准备，人民要是行动，我们跟着他们行动。”
“啊！”
“当然会发生一些事的，”阿尔芒说，“要是你们不愿起义，至少要采取措施，万一起义爆发了知道该怎么办。”
他望我一眼，然后他的目光移开了。他没有向我提问题，又开始说话。他住在巴黎的一套小公寓里，和斯比内尔以及在英国认识的一个女人一起生活；他们打算让我住到他们那里。
我摇摇头。我怎么能当他们的顾问呢？在他们眼里，生与死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吗？这是要由他们来决定的。如果生仅仅是为了不死，为什么要生呢？但是死是为了生，这不是荒唐的骗局吗？这不应该由我给他们选择。
我同意了，我问：
“您经验丰富，”他说，“您应该有个想法……”
“她是您的妻子？”
“我没有想法。”
“不，只是一个朋友，”他简略地说了一声。
他们乱哄哄地讨论了一会。阿尔芒低声问我：“您怎么想？”
当我们到达巴黎，整整一夜过去了。这是早晨，路上盖满了雪；这也是一个古老的景色；玛丽亚纳喜欢雪。她突然显得比我在洞穴深处时更接近、更无从追寻；在这个冬天的早晨，有一个位子是她的，而这个位子是空的。
“大量的血，还白流，”另一个说。
我们走上楼梯；十年来，五世纪来，事物没有变化；在他们头上总是有天花板，在他们周围总是有床、有桌子、有椅子，浅绿的或杏绿的，墙上还有护墙纸；在这四堵墙壁之间，他们一边生活，一边等待着死亡，他们沉湎在自己的人生梦中。犹如在牛棚里，奶牛带着它们绿色温暖的肚子、棕色的大眼睛，眼中饲草与绿色牧场的梦也不会有中断的一天。
“我们会冒大流血的风险，”有一个声音说。
“福斯卡！”
全室骚动了。
斯比内尔把我的手紧紧握在他手里，冲着我的脸笑；他还是老样子，只是相貌严峻了一点。也就在这一夜后，我便看到阿尔芒恢复了我所认识的原来面目。我觉得前一天才离开他们似的。
“即使起义不成只是一场暴动，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加尼埃说，“每次反抗后，人民更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鸿沟也更深了。”
“洛拉来了，”阿尔芒对我说。
“谁知道呢？”阿尔芒说。
她向我严肃地看了一眼，向我伸出一只小巧的手，脸上不露笑容，神情紧张生硬。她已不年轻了，身材瘦小，深色大眼睛，肤色发青，黑色鬈发一绺绺垂在肩上，肩上披了一条长流苏头巾。
“既然没能协调我们的工作，”老布鲁索慢条斯理地说，“还不如放弃不干；这种条件下，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是不可能的。”
“你们饿了吧，”她说。
“应该做出决定。”
她在桌上摆了几大碗牛奶咖啡和一盆黄油烤面包。他们吃着，阿尔芒和斯比内尔谈笑风生，他们看到我显得十分高兴。我只是喝了几口咖啡，在牢内我已失去吃的习惯。我竭力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向他们微笑。但是，我这颗心像埋在冰冷的熔岩底下。
一阵静默后，加尼埃说：
“几天后将要为您举行一次宴会，”阿尔芒说。
“不知道我们的决定，他们怎么能做出他们的决定呢？”阿尔芒说，“不和他们商量，我们又能决定什么呢？”
“宴会？”
“我要参加高卢社和组织委员会，都没有成功，”我说，“我只是跟人民之友社有了接触，他们倾向于起义。但是他们还没做出任何决定。”
“将有几个主要工人组织的领袖出席；您是我们的一名英雄……四月十三日起义，十年牢房……今天您的名字具有的分量是您意料不到的。”
在《进步报》编辑室内，编辑委员会和人权社的各部主任集合在年老的布鲁索周围。他们都带着焦急的神情望着我。
“是么，”我说。
“怎么啦？”加尼埃说。
“想到为您举行宴会，您一定奇怪吧？”斯比内尔说。
阿尔芒和加尼埃对望了一眼，我转过眼睛。通过这一眼，他们彼此交换了内心迸发的喜悦感情；通过这些捷报的交流，他们找到了面对死亡的力量、生活的理由。我为什么要转过眼睛呢？斯比内尔他二十岁，热爱生活，我向他呼吁来救救我，我记起他炯炯有神的目光，青年人的口吃；我救了他，我在冰湖里游过去，把他驮到岸上，抱在怀里；我到印第安村子找寻玉米和肉，他一边笑，一边狼吞虎咽；腹部一个窟窿，太阳穴上一个窟窿；这个人会怎么样死呢？我内心迸不出一点喜悦的火星。
我摇摇头，但是他径自说下去：
“几乎可以肯定。”
“我来给您解释。”
“得救了？”
他说话总是滔滔不绝，带点儿结巴。他开始向我说明，现在大家已经放弃了起义的战术，把暴力行动留待革命真正爆发的那天使用。目前试图做的事是实现工人阶级大团结，在伦敦的流亡者使他们认识到工人联合会的重要性。宴会是显示这种团结的良好机会，要让宴会在法国各地盛行起来。他说了好一会儿，不时转身向着洛拉，好似征求她的同意。她也点头。他说完时，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