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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什么孩子？”
爸爸接下来沉默不语，我们没有相互对视，只是一起盯着火炉，那里的一小撮炭火已奄奄一息。
爸爸说：“天哪，他们枪毙了上次在坟场上的那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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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里，他偶尔会在报上读到跟他有关的文章，至少有一次是这样的。当时，我听到他倒抽了一口凉气，抬头一看，发现他正埋头在报纸里。罗迪先生是《冠军报》的股东，据说他是新政府的人，所以对内战的报道采用了直白平淡的语言，力争展现一种天下太平的效果。
妈妈的沉默才最是深沉。她像一只水生动物，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仿佛置身水下，因为她从不说话，动作沉重缓慢如同在水底潜游。
人们依旧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因为他们没有过其他生活的可能性。爸爸每天早晨刮胡子的时候仍然唱着《皮卡第玫瑰》，字句残缺不全，一边跳过这一句或那一句，一边在嶙峋的脸上转动着剃刀，而如果我在楼下闭上眼睛侧耳倾听，就可以在脑海里神奇的屏幕上看到他的一举一动。他硬着头皮继续生活，每天带着狗和鼠夹出门，学会以此作为日常工作。回家的时间虽然不像过去那么准时，可腋下还是习惯性地夹着一份《斯莱戈冠军报》，以便尽量使他的新生活走上正轨。
爸爸对妈妈真是全力以赴。他奋勇地进行各式启发，对她极尽关怀。他的新工作薪水微薄，但他还是希望，在内战结束后黑暗的岁月，在整个国家正从跪倒的地上爬起来的时刻，这点收入也能让我们维持生活。其实，我觉得那个时代整个世界都因灾难而疼痛。历史的车轮并非服从人力，而是在某种无形的力量作用之下滚滚向前。爸爸将挣得的工资尽数交给妈妈，指望她省吃俭用，用那几个英镑支撑着我们勉强度日。但就像历史被莫名的巨大力量所挟持，莫名的小事也左右着我们的命运。比如，家里经常断顿，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晚饭的时间到了，妈妈在厨房里敲敲打打，好像在做饭，然后走出来，在狭小的起居室里坐下。爸爸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上夜班，有整夜的工作等待着他，因为老鼠的王国在夜里更容易入侵。这时我盯着妈妈，逐渐看出晚饭不会上桌了。爸爸缓缓地摇摇头，可能在心理上紧紧裤腰带，但也还是不敢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妈妈的危机状态之下，我们一家开始饿肚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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