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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耸了耸肩。也许我只是难过,也许我感到不安。拥有一些简单而确凿的东西能让人好受一点,一种不可磨灭的出生的印记,一座比天空更恒久的穹顶。神父的笑容中掠过一丝阴霾。他也无数次梦想成为一个欧洲白人。此刻,比方说,他最想要的就是剪去长发,剃光胡须,洗净教袍,方便之后出现在希科莫的军营。谁知道呢,他们也许会接受他作为随军神父?他会在野外主持弥撒,为病人祈祷,化解罪恶,为临终的人涂上圣油。他将完全变成那个他们从来不让他成为的人:一个葡萄牙神父。
我不明白,这简直不可理喻。那些真挚的爱意,自我的退却,都化为乌有了吗?我这样问他。鲁道夫指着教堂说:
“现在话说得够多了。”他说,“趁我还没忘,我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
“哀痛?我解脱了,我的孩子。”
他从长袍的兜里掏出一封折起来的信。
我能想象神父无尽的哀痛:他很可能再也见不到比布莉安娜了。当我尝试安慰他时,他却诧异地说:
“你的父亲把这个留给你。”他解释说。
“我不知道,神父。我害怕那种对我索取甚多的爱情。还有,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
“我的父亲来过这?告诉我:他好吗?他去了哪?”
“中士呢?”鲁道夫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