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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的疑问摆在我面前。我进退两难，但也只有我能做出抉择。我很清楚，强迫我独自回国，并非因为您一意孤行或不愿帮我。阁下您也无能为力。我能理解：在残酷的战争里，儿女私情该如何处置？一个无名小卒的风流韵事又会在军中引起怎样的非议？
事实上，如果没有那个女人相伴，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愿意离开。我一收到信，就决定和您开诚布公，但也不希望冒犯到您：没有伊玛尼我哪都不去。现在我犹豫了。我最大的恐惧不是冒犯阁下，而是无法诚实地面对自己。实际上，如今那个女孩成了我的宿命，我的母国。这种感觉会延续到明天吗？那个黑女人也无私地爱着我吗？我会不会只是她远走非洲、远离过去的一张护照？
阁下可能会问：我怎么会倾心于一个冲我开枪，甚至让我终身残废的女孩呢？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阁下。这是她的错吗？我又真的清楚地记得过去的事情吗？
为了写完这封信，我勉力支撑，甚至写到手上流血。以我现在的状态根本无法正常使用双手，更别说用缠满绷带的手写字了。虽然我的字迹潦草，但我必须亲手写下这封信。因为，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对您许诺助我返回葡萄牙一事表达无比的感激。我承认——请原谅我胆大妄为地对您直抒胸臆——若能带上我深爱的伊玛尼，我必定欣喜若狂。我的内心有两种欲望在撕扯。当我想到我会活下去，伊玛尼获胜；当我想到我会死，葡萄牙获胜。
比安卡·万齐尼坚持说伊玛尼是无辜的。这个意大利女人当时就在杂货店，她确信射伤我的是暴乱的卡菲尔人。事实上，对那悲剧的一刻，我没有一星半点的记忆。我承认，阁下：我并不在乎真相。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意大利人的说辞，因为我已经放弃回想过去的事情。故事对我来说已然足够。也许这些信也只是一种捏造，假装有人在纸的另一头听着我孤独的呓语。
也许我的字迹难以辨认。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阁下，我是怎么写出这些歪七扭八的字符。我几乎没了整双手，也没了记忆，无法唤起过去经历的痛苦。书写对我来说尤为重要，当我握起笔时，便感受不到疼痛。阁下，我不明白为何我们对生有着这般无可救药的执念。我是说我自己，单单是脆弱不足以让我死去。
在高烧的幻觉里，我无法分清我是在回忆，还是在编造回忆。但是我记得途中某次休憩的时候，我和美丽的伊玛尼一起躺在河边。女孩用她的大眼睛凝视着我，她的眼睛大到盛下了全世界的黑夜。后来，我撕下旧本子的纸，铺在地上。“来，”我说，“躺到这些纸上。”她试图阻止我撕毁笔记本。“那你给长官的信要写在哪呢？”她问。她的低语带着一点挑衅和恶意：“还是说我比你的长官更重要？”
首先，感谢阁下费心给我回信，还派遣信使，跋山涉水，给我送来这封鼓舞人心的信。
我无法尽吐那个女孩对我的生命多么有意义。但就在刚刚，手上针刺般的疼痛让我不得不收笔。伊玛尼又一次打断了我。她说每句话时都低头看着地板。她抚摸着我残废的手臂，温柔而坚定地喃喃道：“与其说手是由骨头和肉组成的，还不如说由空当构成。指缝、掌心，正是空当中，交织出了手势。”伊玛尼说，“手是手中缺的那部分。没了空当，我们既不能触碰，也不能抓握。连爱抚都不行。”她害怕地说。最后声音小到快要消失：“以您现在所剩不多的手指，您会感受到更多的东西，远远多过有整双手时。”
尊敬的艾雷斯·德·奥内拉斯中尉先生：
这番冗长的说教令她羞愧难当，她匆匆为我的手腕换上河水洗净太阳晒干的布条。“您好多了。”她说。那份稚气未脱的乐观帮助我抵抗虚弱。
<i>萨那贝尼尼，1895年7月14日</i>
我想跟您说的就是这些琐事。阁下可能觉得这些内容无关紧要。对我来说，只有当收信人能对我经历的一切感同身受，这些事件才有意义。
（萨那贝尼尼传说）
此外，我想在信的最后向您说明：我必须要去瑞士人在曼雅卡泽的医院。往好里想：这或许符合卢西塔尼亚人的利益。我能在瑞士人林姆身边打探贡古尼亚内的宫廷秘事。自然，那些我见到的、没见到的，他们说给我听的、向我隐瞒的，我都会一一上报。
<i>上帝没有造人，只是发现了人。他在水里发现了他们。所有生物都和鱼一样生活在水里。上帝闭上眼睛，方便在水下观看。这时，上帝隐约看见像他一样古老的生物。于是，他决定接管水下的一切活动。就这样他将河流卷进血管，把湖泊吞进胸膛。等到了草原，造物主又释放出吞下的一切。男人和女人倒在地上。他们在沙地上兜兜转转，嘴巴一张一合，好像在尝试说话，但最初的语言尚未诞生。他们出了水就不知该如何呼吸。他们感到窒息，逐渐失去意识。他们开始做梦。在梦中他们学会了呼吸。当他们第一次感到肺部的充盈，不禁失声痛哭。好像自身的一部分死掉了。确实如此：作为鱼的部分死去了。他们伤心落泪，因为自己已不再是河里的生物。现在，他们唱歌、跳舞，缅怀旧日。歌谣和舞蹈带他们回到河里。</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