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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奇怪。我犯了一个奇怪的错误。我平时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尤其是这样的错误。我为什么会把你当成犹太人？”
弗雷德丽卡不依不饶。她说：“我发现，我们这一代人中有很多人觉得在这里很难进行写作，或许是因为这里有太多批评家吧。渐渐地，灵感就枯竭了。”
她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皱起眉。他居然把人家的情况弄错了。
“当然是。我看不出你存在什么困难。好的作家应该也是好的读者。写作是一种文明的活动，剑桥是个文明的地方。”
“你的根源感一定很不一样。”
这是弗雷德丽卡第一次做采访，以前艾伦和托尼采访她的时候经常反复问同样的问题，此时此刻，她完全能理解他们的做法。她问，他同时进行写作、阅读和教学，会不会有压力？剑桥是作家成长的好地方吗？
“我出生在吕贝克市，托马斯·曼的故乡。你知道托马斯·曼吗？”
房间外面有一条小河，河面上荡漾着淡淡的水光，从窗口可以看到一片“文明的荒野”，一群“哲学牛”经常在那里“吃草”。房间非常干净，但没什么色彩，壁炉架上方挂着一幅浅色的立体派拼贴画，有一只天蓝色的瓶子，有一把旧报纸做的小提琴，还有一个猩红色线用胶和图钉固定而成的玫瑰花结。一面墙壁上全是书，这些书被摆放得非常整洁连贯，形成不可思议的几何图案，这可能是法国出版社的习惯。方正的沙发椅盖着未漂白的亚麻布。桌子一尘不染，上面只有一只烟熏玻璃花瓶，插着白色的苍兰。拉斐尔·费伯把雪利酒倒进高脚玻璃杯里。房间里没有红色、黄色、绿色或蓝色，只有灰色、浅黄、棕色、黑色和干净的白色，亚麻窗帘也是这样的颜色。弗雷德丽卡坐下来之前掸了一下裙子。拉斐尔·费伯给她端来了一杯雪利酒，令她惊讶的是，他还送来了一块酥脆的黑色蛋糕，蛋糕放在一个白色的瓷盘上，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弗雷德丽卡看着他小心翼翼地盖上蛋糕罐，刷掉桌上的一些蛋糕屑。然后，他坐在弗雷德丽卡旁边的写字椅上，避开照进房间的光线，等着她。他先看了看自己的脚，接着又看了看窗外，然后直直地看着弗雷德丽卡。弗雷德丽卡意识到她的胸罩吊带上有一根别针，长筒袜的接缝可能松开了，脖子上太热了。他礼貌而冷淡地等着她，没有帮她。
“我们在高中德语课上学过《托尼奥·克律格》64。”
“那就太好了。”
“那么，你肯定对德国的根源有所了解。我没有受过非常犹太化的教育，我父母不信教，虽然我们是犹太人。我1939年来到英国，身无分文。贵格会的一家慈善机构把我送到萨福克的一所公立学校。”
“请进，请进，波特小姐，请坐。那把椅子吧，大的那把。来杯雪利酒怎么样？”
“就你一个人？”
她敲了敲他房间的门，心怦怦直跳。他打开门，似乎随时准备退却，随时准备当着她的面把门关上。弗雷德丽卡说明了姓名和来意后，他笑了笑。
“还有我妈妈和几个姐妹。我爸爸、爷爷、哥哥……家里除了我以外的所有男人……都在贝尔森集中营被杀害了。”
小时候，每天晚上睡觉前，她总会给自己讲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幻想生活在神话里。在这个神话里，她独自一人在森林里不停地行走，陪伴她的是一些动物，狮子、黑豹、豹子、野马和羚羊。动物都臣服于她。她用灌木生火，寻找水源，解决争端，包扎伤口，带领一群活蹦乱跳的动物，穿过斑驳的空地。她总是穿着一件飘逸的粉红色衣服，蒙着绣有玫瑰花朵的白色面纱。三十五岁时，她居然在一个手绘盘子上发现了这件衣服，感到十分震惊。那个盘子是温妮弗雷德为数不多的传家宝之一，画着一个丰满的金发仙女悬挂在峭壁上，一只手抓住一把灌木，身后是蔚蓝的天空和飘浮的云朵。那时她只有三四岁，没有人跟她说过长着红头发的人不应该穿粉红色的衣服。后来，可能在她八九岁的时候，森林里出现了一个男性，他有着拉斐尔·费伯精致、黝黑的容貌，但性格特征却完全相反，那些特征来自罗切斯特先生、悲伤而有罪的兰斯洛特、悲伤的火枪手阿多斯和其他虚构的纯真浪子。这位骑士很英俊，但容易犯错，经常需要救助。获救之后(就如同兰斯洛特被阿斯托拉特的百合女郎解救，阿特格尔被布里托玛解救)，他又变得强壮起来，有些残忍，为了实现目标会不择手段。那个女士会感到伤心，因为骑士会遭到摩根勒菲、爱尔兰农民和巫师的伏击，再次陷入困境，需要救助。弗雷德丽卡早期的神话中的这个混合骑士形象，拥有拉斐尔·费伯精致的脸庞，而她青春期时幻想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格鲁吉亚浪子可能有所不及。这个形象是如何被塑造起来的？她早期相信唯我论，那么，这是她本人的男性版本吗？是否跟她本人大同小异？这些形象黑暗而瘦削，蕴含着令人愉悦的邪恶，有撒旦和拜伦的意味，也很“敏感”。与之相对的是金发碧眼、健康、荣誉和坚定，弗雷德丽卡的故事里没有这样的男性。如果我们转而思考个体的多样性，每张面孔背后的隐秘偏好和情感历史，文化会将某种外貌归因于某种思维习惯或道德信仰，这很令人惊讶。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的，典型相貌的所有者必然受到影响。如果休·平克拥有拉斐尔·费伯的身体呢？这是概率的问题吗？还是疯狂的决定论？
最后一句话中有点指责的意味，她觉得那句话也有点敌意，也可能是她误解了，他未必是在指责她，但她感受到了指责。作为无知的不信奉国教的北方人，她感到羞愧，甚至有负疚感，尽管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除了社会学、心理学和美学之外，还有神话方面的原因。
“你的妈妈和姐妹呢？”
在图书馆的木兰树边上“认出”那张脸的时候，在梯形教室里的长凳上听讲座的时候，她感受到他的性吸引力了吗？她对拉斐尔·费伯有诸多的幻想。都是白日梦，有些是慵懒的白日梦，梦中的情景很复杂，他们相互靠近的过程非常缓慢，两人几乎从未认出对方。他可能在通往咖啡厅的狭窄楼梯上与她擦身而过，可能在图书馆里看到过她，然后走到她的椅子旁边，然后可能会感觉到、注意到……吗？也有快节奏的白日梦，他们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打滚，或者在裸泳，或者直接上床，她从前梦里的那个人一般是亚历山大，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莫克济盖玛也出现过一个星期，但拉斐尔·费伯没有出现过。
“她们住在剑桥郡，住在乡下。”他想了想，“据说，东盎格鲁人特别排斥陌生人。”
比尔·波特长着一头漂亮的红头发，弗雷德丽卡继承了他的红发。弗雷德丽卡在红发男人中肯定找不到适合的人。她不愿意让休·平克碰她，不是因为他不成熟、没有安全感，像动物一样，虽然他的确是这样的人，但主要是因为他也长着红头发，脸颊也是红的，他的肤色和蓝眼睛也属于禁忌之列，不过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后来才发现。不过，由于她与平克的诸多共同点，她乐于认同他对拉斐尔·费伯的优点的总结：橄榄色的皮肤，黝黑，精致，而且聪明。
她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个忧郁的女王和一群穿着白色围裙、戴着蕾丝帽子的忧郁公主，在陌生的土地上照料着乡下的花园。她想说，告诉我，告诉我，但他的经历似乎过于遥远，过于陌生，她找不到合适的问题来诱导。他面无表情地跟她讲了一些小细节，她读过关于那些人和那些事的书籍，好像有一个被吓得瑟瑟发抖的孩子躲在橱柜里，他的家人被搜到捉走，还有人藏在手推车的毛毯下面逃出去，白天走路，晚上睡在谷仓里，然后在寒风刺骨的夜晚，登上了船，漂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海面上。
如果这样分析太过于理智，那就剩下相貌方面的原因。亚历山大很英俊，但他一直痴迷于凡·高，一心向往布卢姆茨伯里。这存在一定的社会价值，无关乎任何一方可能感受到或没有感受到的性冲动。弗雷德丽卡将“漂亮”这个词用在亚历山大和拉斐尔身上，没有任何讽刺意味，她也会说“漂亮的弗雷迪”，但弗雷迪不一样，他的漂亮没有那么正面。我们是怎么选择脸蛋的？历史上曾经有几张面孔得到过万千宠爱。电影明星的塑造者都对几何结构了如指掌，双眼之间的宽度、长度与宽度的比例以及骨头的形状，比如海伦的脸，或者茅德·冈的脸，或者玛丽莲·梦露的脸。生物学家告诉我们，选择伴侣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很多小地方是否搭配，正所谓物以类聚，但也不能完全一样。好不容易对上眼的人，手指关节、脊柱、嘴巴宽度、音色、身高、气味，等等，都比其他随便拉来的人更相近。但不能完全一样，自恋和乱伦代表关系过于密切。聪明的鸟会选择叫声跟祖先相似但有一点不同的配偶。
“人非常善良，也非常残忍，我一直都很害怕，一直很害怕。”他说。弗雷德丽卡知道自己的想象偏了，她想重新来一遍，但只能想起小制作电影里的口头禅，而始终无法触及恐惧的边缘。他问起她的根源，她却突然短路了，约克郡家里的那些小细节，所谓的正直和抱负，根本不值一提。比尔·波特的怒吼与贝尔森集中营的悲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她吞吞吐吐地说了几句，一边盯着他，发现他根本不明白什么是“下层中产阶级”，不可能明白浓重或优雅的口音对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她索性说：“很像劳伦斯，我的根和劳伦斯一样，我们这种人都很努力地改善自己的条件，就像劳伦斯笔下倔强的女性。”
从表面上看，拉斐尔·费伯就像简·奥斯汀笔下拥有大房子的有钱单身汉，还加上奈特利先生那种保护欲很强的特征，绝对是适合的人选。
从前，她没有机会说“我们这种人”。
也可以采用精神分析法。这个男人比她大，他不仅是一位老师，还是一位好老师，是权威。弗雷德丽卡的父亲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好老师。她曾经爱上和她父亲共事的亚历山大，在她的眼里，他是可以被颠覆和勾引的权威。她是个好学生。
“我不读劳伦斯的书。我不喜欢他盛气凌人的语气。我觉得他小说里的人物难以理解。当然，人们不能再认为艺术应该创造人物，包括给他们起名字和构建社会背景，细致地描写服装、住房、金钱和聚会情景。这样的看法过时了。”
原因有很多，分好多种类。厉害的社会学家会注意到，拉斐尔·费伯满足了她选择伴侣的很多抽象标准。她跟艾伦和托尼说过她要嫁给大学教授。因此，她完全可能爱上一个休·平克说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的人。她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部分，喜欢他的生活，喜欢图书馆，喜欢文艺复兴时期大楼里的孤独，喜欢有思想的生活。
他真的很生气。他讨厌劳伦斯。这让她感觉很新鲜。她温顺地问，托尔斯泰、乔治·艾略特、简·奥斯汀这些人写的都是“死细节”，那么，他认为她应该读些什么？在这些人的书里面，有很多她深深了解和喜爱的人，包括安德烈公爵和他的小妻子，他是个有责任感却充满疑虑的人，也包括多萝西娅出于道德考虑选择了一个老男人、亨利·蒂尔尼渴望得到爱而接受了凯瑟琳的爱情。这是她第一次和拉斐尔·费伯谈话，感觉很奇怪，他非常照顾她的感受，吞吞吐吐却又很坚定地跟她讲了一些关于他自己的零碎信息，但她根本无法像想象伯金或皮埃尔那样想象他的人生。他的情绪在一句句话中不断转变，有时慷慨激昂地批评一些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批评异想天开，批评狭隘的文化，批评语言的惰性，有时，他却突然变得很温和。他们就像一对认识不久的情侣，两个人在相互诉说人生经历。后来，他再也不会这样轻易地向她敞开心扉。弗雷德丽卡觉得很难再开口说出什么。他没有母语；此前，她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母语表达能力，觉得自己说话很有技巧。如今，她说什么对他都毫无意义，无论她说什么，他原则上都不会当真。
我前面说到，弗雷德丽卡爱上了一张脸和一个概念。她是这么对自己说的。她想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于聪明、善于观察和有思想的人来说，恋爱的乐趣之一在于不用把事情想得太清楚，被驱使、被接管和被征服都是乐趣。弗雷德丽卡表达热情的方式不怎么得体，也有些笨拙，但她注定将成为一个聪明、善于观察和有思想的人，而且，因为她自己能看到这个前景，所以她渴望拥有这个自由，渴望绝对的情感。两个人也会发生生物错误，放不开对方的手，始终都希望能触摸到、嗅到、闻到或者听到对方的存在，这也是爱，这种爱更直接，是绝对的情感。弗雷德丽卡从未经历过这种恐惧，或者放纵，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她从前的性实验，她产生或被激起这种感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尽管如此，她还是爱上了拉斐尔·费伯。她是怎么爱上的？为什么会爱上他？
他拿了几本书，包括《恶心》和《墨菲》88，给她带回去，还有一首诗的打字稿复写本。
她梳好头发，读了几篇他在世纪之交发表的关于隐喻的文章。她既兴奋，又害怕。
“我很想知道你怎么理解这首诗。题目是《吕贝克的钟》，指吕贝克圣玛丽教堂的大钟。1950年，我回到了那里，那是我的故乡。当时轰炸很厉害。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教堂的宝贝都藏在钟楼下面，后来钟掉落下来，碎成无数片。战后，他们保留了这些碎片，在钟楼周围新建了一座小教堂。我想写欧洲历史，但还没有实现。”
谢谢你对我的工作感兴趣。倘若你想采访我，工作日12点至12点半之间，我都在办公室里。
她不清楚他是说写诗，还是写历史。
亲爱的波特小姐，
她漫步穿过空气清新的灰色剑桥。他让她很头疼，他借书给她，这是一个开始，借书通常是第一步。有借就有还。他刚刚从眼前消失，她心中又重新充满了爱，而爱就像特效药一样，她的头突然不疼了。她数了数她喜欢他什么：忧郁、精确的思维、记忆中的恐惧、激荡的内心。她记得她说自己不是犹太人时他们两个人四目相对的情景。他们相互不认识。她爱上了一个陌生人。她的世界比从前更大了。
她给他写了信。她说她想以隐喻为题写博士论文，马拉美有些富有创造力的意象，以及《温室》里的意象，特别是那些花，这两者的联系让她尤其感兴趣。她说他所有的作品她都读了好几遍，深受启发。他给她回信，说他愿意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