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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与身份
同样的，米亚·科托可以将“秃鹫”（abutre）一词直接改造成动词“abutrear”，从而以一种极为简洁的方式营造出十足的画面感，而中文却不得已用“贪婪的掠食”替代，以便在简洁与清晰之间达到平衡。
在创造新词之余，《耶稣撒冷》语言的丰富性还体现在对人物姓名的强调，这体现在文中的“除名仪式”与“再命名仪式”上，也体现在姓名本身的意义中。除叙事者姆万尼托之外，故事主人公均拥有两个名字——原本在城市中使用的姓名与到耶稣撒冷之后更改的姓名。可以说，在《耶稣撒冷》中，每个人的姓名都与他们的身份角色息息相关。以众人到达耶稣撒冷之前的姓名为例，除“姆万尼托”来自莫桑比克土著语言之外，其余均为葡萄牙语中的常见姓名。在更名之后，爸爸与舅舅的称谓依然保留了葡萄牙语词汇，但却获得了特别的意义。正如我在译文中标注的那样，爸爸的新名字“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的意思是“终身的野蛮人”，这也与他想要远离城市的心愿相吻合；而舅舅“阿普罗希玛多”则意味着他只是一名“靠近的人”，是介于耶稣撒冷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桥梁，也暗指他与文图拉一家没有实质上的血缘关系。
举例来说，本书中出现多处在名词之前加上否定前缀的构词方式，但翻译的策略却有所不同。当在“命名礼”（batismo）前面加上表示否定的“des-”，组成在词典中并不存在的“desbatismo”一词时，我将这个词翻译成“除名仪式”，感觉并不会对读者造成太大的困扰。但另一段落，米亚·科托在“诞生”（nascimento）一词前也加上表示否定的“des-”，我却只能选择将其翻译成“退回到诞生之前的状态”，因为“去诞生”之类的新词会显得颇为别扭且难以理解。
事实上，在这些显而易见的葡萄牙姓名之外，也有研究者对军人扎卡里亚·卡拉什的姓名由来进行考据，并指出卡拉什的姓氏可能来自于俄国著名枪械设计师卡拉什尼科夫。而恩东济的名字则意味着“阴影”，这一含义在故事快结束时由本书的叙事者揭示。
除了这种“Jesus”+“além”的叠加之外，《耶稣撒冷》中更常见的造词方式是为词汇加上前缀，或者将单纯的名词或形容词改造成动词。用这两种方式构建的词汇尽管新颖，葡语读者却不难理解。但放入中文语境之中，有些便很难找到一个词语去对应，而只能采取解释的方法。
正是由于米亚·科托对于姓名的精心选择，对于葡语读者而言，这些人物甫一登场，就有着预设的身份与形象，而全书的譬喻性更是显而易见。正如较晚出场的玛尔达所写的那样：在这本书中，一个人可能只是一个名字，其全部的身躯与生命不过只是构成其姓名的单词。因此，在翻译这些名字的时候，我会尽量以注释的方式，向读者阐释葡语原文中隐藏的含义。此外，考虑到每个人物更名前与更名后身份特质的不同，在翻译过程中会严格遵照原文，即使这样做会对某些不熟悉葡语姓名的读者造成少许疑惑。比如说，当在一个段落中同时出现“扎卡里亚”与“索布拉”两个名字时，尽管都指的是军人，却标志着更名前后两个不同的时间段，以及他在现实世界与耶稣撒冷的两种身份。因此，遇到这种情况，只能靠读者认真阅读文本，理清时间上与人物间的关系。
《耶稣撒冷》书名本身便是这种造词的产物。仅改变了一个字母，米亚·科托便将圣城耶路撒冷（Jerusalém）挪移成为书中主人公自创的圣地“耶稣撒冷”（Jesusalém），其中前五个字母“Jesus”正是葡语中的耶稣。倘若以上含义中文尚能传达，那么后四个字母“além”所代表的“远方”“那边”“在……之外”的含义则不得不被割舍掉了。
修辞与搭配
正如巴西作家吉马良斯·罗萨一样，米亚·科托对语言的创新是从创造新词开始的，这种创造至少与葡萄牙语的两个特点密不可分。首先，葡萄牙语的读音规则与词根词缀都相对固定。因此，在将两个词语拼接形成新词之后，读者可以通过读音或者词型猜测其含义。其次，巴西与非洲都曾是葡属殖民地，葡萄牙语是殖民者曾使用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对语言的改造意味着对殖民历史的反抗，因此当地作家会有意识地将当地日常口语吸纳进来，赋予一些语言“错误”（如吞音、词缀使用错误、不规则搭配等）以正统性。
除了在单词寓意方面的精心打磨之外，米亚·科托同样注重句式搭配上的创新，其中包括一些非常规的比喻、拟人、移用等等。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搭配会稍显突兀，但读者只要具备一定的耐心，其中的联系也不难理解。而米亚·科托的本意也正是通过这种非常规搭配，让读者感到新鲜、兴奋与惊奇。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也会尽量依照原文，保留米亚·科托刻意营造的魔幻性与新奇感。
构词与创新
在比喻的层面上，《耶稣撒冷》这本书中最令人不解的大约是缺少明确本体的借喻，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这本书增添了更多可供阐释的空间。比如在全书的第一章，就出现了“正是在我的沉默中，我爸爸建起了主教堂”这样的话。这里的“主教堂”明显是一个比喻，因为前文专门强调了耶稣撒冷并没有石质的教堂或十字架。尽管这句话的前后并未点明这里的“主教堂”究竟指什么，却不难将其理解为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宗教圣地，这也正是作者需要读者自己去主动解读的地方。因此，凡遇到类似的表述，我都依照原文翻译，避免多做阐释，以免干扰到作者的表达，或者破坏读者自行“破译”的兴致。
考虑到这一点，我想在此对《耶稣撒冷》中的语言风格与翻译原则做一番说明，一来可以消除部分疑惑，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做出澄清；二来也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知道除对莫桑比克与非洲现实的刻画之外，米亚·科托作品的价值同样在于其“文学性”，在于其对语言结构与叙事策略的追求与把握。
此外，由于《耶稣撒冷》故事设计的特点，有时会特意打破“人类”与“禽兽”的界限，并进一步挑战“野蛮”与“文明”、“理智”与“疯狂”之间的分野。为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米亚·科托频繁地使用“拟人”的手法。比如用“河流昏厥”来表示“河流干涸”，用“荒野吃掉房屋”来形容“房屋杂草丛生”，这是把自然的一切都当做人，就像扎卡里亚在书中所说：“这里的事物，是人。”类似的表述很多，读者有心可以自行查看。
与此同时，对于只能阅读中文的读者来说，语言却是真正的壁垒。身为译者，理应尽力将这种壁垒消除，但这种消除绝对不是将原先的高山深涧变成一马平川。事实上，在2009年出版《耶稣撒冷》时，米亚·科托对于语言创新的极致追求已经渐渐让位于一种流畅自然的叙事风格，但某些字句仍然会时不时地跳将出来，引导读者去感受、破译、思索。面对这种情况，唯有尽量保留原作的风格才是对读者的尊重。另一方面，我也深知翻译无法百分之百地再现原作，因为无论如何强调忠实，总有一些汉语无法直观传达的意味。
为了尽量扩大语言所蕴含的意味，米亚·科托的非常规搭配还体现在一些专业术语的使用上，其中一例便是扎卡里亚在形容自己记忆力不好时，说的是“我记忆的射程很短”。我初译时曾经想过将它译为“我的记忆有限”，使其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但马上便否决了这一想法。因为对于葡语读者来说，这里很容易联想到“近程导弹”等军事词汇，也非常符合扎卡里亚的军人身份。
仅针对《耶稣撒冷》这本书来说，既然已经有了中文译本，读者便不难通过文本直接进入情节，探寻主题。即使涉及莫桑比克的国情知识，似乎也可以利用书籍网络获取资料。近些年来，随着对葡语作家介绍的增加，对中国读者而言，米亚·科托也并非全然陌生，倘若有心，仅需少许检索，便能对这位莫桑比克作家有些大致了解。
上述内容主要是一些涉及到具体语汇选择方面的问题，最后，我还想对《耶稣撒冷》整本书的风格再做一点说明。正像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米亚·科托在其文学作品中，一直坚持着对文学性与艺术性的追求。而他对语言的非常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陌生化”的理论来解释。
当然，除语言之外，米亚·科托的作品另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无论是对莫桑比克民族身份、战争创伤、种族、性别等主题的选择，还是在叙事结构、情节推动、人物塑造等方面的技巧手法，都吸引了无数读者与研究者进行分析。
而除了用词方面的创新之外，《耶稣撒冷》全书的叙事方式也自有其特色。这部小说主要以姆万尼托的第一人称叙事推动故事发展，即使在以玛尔达信件为主体的两章里，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信件作者的主观视角。这种叙事方式可以解释小说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模糊不清甚至前后不一，也极大地增强了本书的内涵与层次。从这个角度出发，《耶稣撒冷》不仅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书，也是一本值得重读的书，因为只有在深入的阅读中，米亚·科托在语言及叙事上的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我们可以从许多侧面去论证米亚·科托对于语言的执着：身为葡萄牙人的后代，他在莫桑比克出生，成长的环境中便混杂着葡萄牙语与莫桑比克土语，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和交融很容易让作家将语言与身份相互关联；初入文坛时，他的身份便是诗人，即使后来以小说闻名，他对诗意的追求却从未改变；他在文学道路上最重要的领路人包括巴西诗人特鲁蒙德·德·安德拉德（Carlos Drummond de Andrade）、若昂·卡布拉尔（João Cabral）与巴西作家吉马良斯·罗萨（Guimalhães Rosa），不仅两位诗人是使用语言的大师，罗萨的小说创作也一直以对语言的创新而备受推崇。
而我对自己翻译最大的期望，便是中译本既能保证通顺流畅，让读者爱上阅读；也能尽力忠实原著，以经得起细读与重读。至于这两点做得如何，自然还要靠读者与专业学者的评判。
作为2013年度卡蒙斯奖的评审，安哥拉作家阿瓜卢萨（José Eduardo Agualusa）特别强调了米亚·科托在语言上的独创性，认为这种独创性是从莫桑比克日常口语中提取的灵感。关于这一点，科托在纽斯塔特文学奖的提名人加布里埃拉·盖尔曼迪（Gabriella Ghermandi）有着更为精妙的论述：“有些评论家将米亚·科托称为‘走私犯作家’，就像词语的罗宾汉，他窃取意义，将之应用于所有语言，强制表面上分裂的世界进行交流。在他的小说里，每行文字都像一首小诗。”
樊星2018年5月于北京
米亚·科托是当今莫桑比克最知名的作家，也是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葡语作家之一。自《梦游之地》（1992）在津巴布韦书展入选非洲20世纪12部最佳文学作品之后，他的声名已经超出莫桑比克国界，也超出了葡语文学的疆域。2013年，米亚·科托夺得葡语文学的最高奖项卡蒙斯文学奖，一年之后，又摘得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的桂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