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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公司的创立连同投资信托公司一起是20世纪20年代的奇迹，使之得以完善的人是时代的巨人。其创立者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联合企业、经营投资公司、发展投资公司、沿海投资公司、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以及它们的建设者和破坏者，这种建设者和破坏者为六七十年代的财政局面添彩，随之又抹黑。
消费和投资都是有懈可击的。富人的消费会减少，如果他们受到严重的恐吓——例如，来自股票市场严重暴跌的恐吓。他们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是以国际贷款的形式给德国城市，给南美共和国家。这种投资会出现许多问题——革命、赖债以及得到支付利息和本金所必需的黄金和美元的困难，这些都会引起投资者的恐惧。许多国内借贷用于当代金融天才的新事业——范·斯沃林根斯(Van Sweringens)公司的铁路、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和霍华德·C·霍普森(Howard C.Hopson)的通用产品、伊瓦尔·克罗伊格(Ivar Kreuger)的多种神秘的经营。所有这些都涉及控股公司的一种复杂而有时又难以理解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游公司发行债券(并且情愿用股票)为经营公司购买和占有下游公司的股票。用极少的投资就获得控制权，也意味着，如果股息向上流动受到阻碍——必须得以此来支付债券的上线利息费用——债券受到拖欠，整个结构在倒闭中崩溃。随后再没有外来资金可以用来投资，遭受这种损失的人也不会在别处大量投资。
最后，股票市场的繁荣部分来自这个时期的利润，且实际上也来自伟大的创立者似乎有的天才。股票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增长，且持续增长到1925年。1926年出现一个短暂的挫折，这年两场飓风和无法再为维持投机生意提供新客户，使得巨大的佛罗里达地区繁荣局面崩溃。但在1927年，股票生意又有好转，在当年和1928年都有持续增长的势头，直到1929年9月为止。《纽约时报》调查的25种工业股票的平均值在1924年底为134，在1927年底为245，在1929年初为331，在那年夏季3个月中由339升到449，上升32%。如同以前一样，个人和团体——特别是新投资信托公司和合股投资公司的先驱——在购买股票，因为他们预期价格会上涨。他们的抢购引起价格上涨，自己的期望得以实现，滋生出新的更大的期望以及由此产生的抢购风。这种抢购风会一直持续到乐观的新客户短缺为止，或到出现了前景完全改变的时候为止。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如同在国际借贷崩溃或大控股公司组织失灵之后一样，可以想到，投资者会被吓倒。投资和消费开支都将有明显的下降。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令人欣喜的外表下面隐藏着缺陷。在1922~1929年间，工资和价格几乎是稳定的。产量和生产力都在增长(在20世纪20年代，制造业工人人均产量据估计增加43%)，这意味着利润在增长。对84家大生产公司的抽样调查表明，其纯收入在1922~1929年期间几乎翻了两番，其股息支付翻一番。所得税不断减少这一情况，意味着富裕阶层用于消费或投资的收入额大大增多了。必须得把这种收入花掉，或用于投资。如果说有任何事物阻止这种消费或投资，那就是需求跟不上，而且还另有麻烦。
在资助高风险证券销售和发展股票投机生意中，新货币体系在这些年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1921年的萧条之后出现了8个好年头，但这并非对所有人而言。农民牢骚满腹，怨声载道。工人工会在1921年萧条期间，实际上被该萧条所毁，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不用说还有妇女，都没有发言权，都不能把自己的不满和盘托出。
20世纪20年代的证券风险担保得到商业银行的广泛资助，其中许多在此间是由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完成的。个人冒风险购买证券也受到同样的经济担保。由于预期到赢利，其中许多投保都是赢利的，这就是说，银行提供购买股票的资金，并且把后者当作附属担保物。
随之对新的美国货币调整的首次检验并非不明确。19世纪的经验并没有进行总结。现在一个更为严厉的检验已准备就绪，为有名望、有地位的财政人物安排生活的人并不安于平静。
商业银行为这些交易提供借贷，反过来又向联邦储备系统大量借贷。因此，联邦储备系统在为巨大股票市场繁荣提供资金。把这认为是繁荣的原因，是错误的；男人和女人做投机生意，并不是因为他们有钱才这样干的。联邦储备系统的确促进了投机生意的发展，并且未对此加以阻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