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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价格收缩和产量压缩进展顺利，就会有更多的力量聚集起来，使其保持下去并产生累加的效果。如我们所知，受到伤害的、感到害怕的个人减少了购买量。这影响了供给者的价格、产量和就业，也就对需求有了进一步的影响。受到伤害和恐吓的投资者停止投资，并牢牢掌握住现金。因此，节省下来的收入不再用于投资和消费，这也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工人失去工作，开支减少。结果物价和产量下跌，对物价、产量和就业有进一步的影响。那时或自那时以来，都没有人准确或不准确地衡量过这些通货收缩的力量。但是，与货币历史或货币未来有特别关系的两种力量非常值得注意。
到1933年底，在这个国家的所有银行几乎消失了一半。早在1932年初，几乎每家银行的官员都在考虑，是否他们的银行也会进入伤亡之列。在这种情况下，最后贷款人的概念决不是一个学术上的小节，可以留给联邦储备，并悉心呵护。这是每个银行家十分渴望的东西。就这种职责而论，联邦储备一直没有起到作用，因此就不得不创造一个特别的最后贷款人。这在1932年得以实现，这就是金融复兴公司的问世。
赫伯特·胡佛患有严重的信心综合症，直到死前还在试图劝说他的接班人改变信念。1933年初，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这样表达了他的信念：“您对您政府的两三项政策所做的早期声明，将大大有助于恢复信心和走上复苏的旅程。”在他认为最有利于恢复信心的许诺之一，就是关于平衡预算的许诺，就开支而言，完全意味着救济、就业和“没有通货干扰或通货膨胀”。
虽然极需要金融复兴公司，但其问世伊始也是步履维艰。此时，许多银行缺乏可作为担保物的实际资产，它们需要资本，也需要贷款。如果说不存在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至少也存在着对过激行动的恐惧。“我们的个体信贷结构无法摆脱地束缚在美国政府的信贷上。”奥格登·L.密尔斯(Ogden L.Mills)在1932年3月告诉无线电台听众。他当时任财政部长，是一位受人爱戴的金融智慧的代言人。他又补充道：“我们的货币主要依赖于美国的信贷。(如果用极鲁莽的行动)损害这种信贷，那经过你手头的每个美元就都会带有可疑的色彩。”从根本上说，稍有点儿能力管理美元的人越来越少，这显然是财政部长未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最后，就造成了商业信心综合症。这是当时一种有影响的心理状态，尚有迹可查，它认为，银行家和商人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对复苏的确有害，也必须受到尊重。因为如果采取与此观点相反的行动，商业信心就会受到伤害。信心受到伤害就意味着投资减少、产量减少、就业率减少、萧条恶化。因此，可以认为，正确的措施如果是为反对商人和金融界的观点而采取的，那么也将是错误的措施。由于较有名气的银行家和商人害怕政府采取行动，如给穷人提供救济，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在其他方面扩大需求，那么信心综合症就极力赞成静止不动。
金融复兴公司的首任署长是前任副总裁查理斯·G.道斯，他也是一个不够理想的人选。从前他是以那种古怪的美国佬和不信守诺言的陈词滥调的政治家而闻名的。这种人有惊人的自信心，思想富有预见性，例如，著名的有约翰·W.戴维斯(John W.Davis)和约翰·J.麦考罗伊(John J.McCloy)，当总统召见的时候，他们的智慧或行动也就都显现出来了。道斯虽然在其他方面一无是处，但他绝妙而成功地扮演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1932年6月，他突然辞职，宣布要马上回去处理他所交代的芝加哥中央共和银行的事务。这些事务值得注意。几天以后，芝加哥中央共和银行从金融复兴公司得到一笔9 000万美元的贷款。该行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当时的储蓄是9 500万美元。先前可用来支撑储蓄的资产确实已经微乎其微了。
虽然对通货膨胀的恐惧是使金融思想僵化的最重要的力量，但是其他两个因素在这些年也起着强烈的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是关于经济政策的净化论，这种观点认为，繁荣使经济体系受到具有破坏作用的且有时含而不露的歪曲，只有消除这些歪曲才能出现复苏。通货收缩和破产是自然的纠正方法。约瑟夫·熊彼特在奥地利通货膨胀时期的大多时间内担任国家财政部长，现在正作为一个主要人物出现在美国经济舞台上。他认为，经济体系通过通货膨胀一定会排除自己的毒素。纵观商业周期的历史，他认为，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就不会有永久性的复苏，用行政干预来加速复苏只能拖延治疗，且因而拖延复苏。如我们所知的，林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是最受羡慕的英国正统派代言人，他在关于大萧条的最著名的论著中基本提出了同样的劝告：“谁都不想破产，因此谁都不想被清算，诸如……但是，当恶性投资和过重的欠债超过一定的限度时，拖延清算的措施只会把问题搞得更糟。”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提出了一个失之成熟的办法。他提出促进复苏，国家需要“对劳工加以清算，对股票加以清算，对农民加以清算，对不动产加以清算”。
虽然有金融复兴公司，挤兑仍持续不断。到1923年末和1933年初，挤兑已不再涉及个体银行和小银行，而蔓延到整个社区甚至整个州，还扩散到了主要金融中心和大银行，像瘟疫一样流行。现在当局想到的整治办法是关闭社区的所有银行，否则储户无论如何也会将其关闭。到了1932年10月底，所有内华达银行都因此关门放假。1933年2月初，传闻爱尔兰银行和新奥尔良信托公司形势吃紧。该行在赢得时间向金融复兴署汇报的同时，行长休伊·P.朗(Huey P.Long)为找一个可信的借口，想到要宣布放假来纪念著名海盗吉恩·拉非特(Jean Laffite)。有人劝他想一个别的主意，于是他就若有所思地打个手势说，那就来纪念16年前与德国断交吧。2周后，这场风暴袭击了密歇根。合众国卫士信托公司是在该周从事许多银行业务的两家银行控股公司之一，现在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恳求金融复兴公司予以援助。詹姆斯·卡曾斯(James Louzens)是自由共和国党人，对亨利·福特公司所做的贡献比福特本人还大，他认为没有理由用纳税人的钱在他的家乡所在的州或任何其他地方拯救一个管理混乱的银行，亨利·福特也这样认为。他作为最大的个体储户，被请求把自己的储蓄作为解救贷款来用。这是一种公共的责任。福特没感到有这种责任。因此，所有密歇根银行都被迫关闭。当其他州的人们听到这消息后，蜂拥前来取钱。宣告假日则越来越多了。3周后，当罗斯福举行就职典礼时，在东北只有三家银行仍在营业。1933年3月6日，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敌国贸易法律发布了总统令，宣布假日为全国性的。在前几个星期，市民们一直小心地为自己提供现金——在2月，流通中的货币从57亿美元升至67亿美元。但是，与正在放假的商业银行中现在得不到的300多亿美元相比，这笔钱是微不足道的。
这种迟钝的原因——所有的权威都认为它是一个特别有趣的错误——是读者现在必须注意的一个原因。我们看到，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有关人士带着十足的把握，不是对当前的经历而是对最明显的近期经历做出反应。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金融专家、银行家和政治家切实生动的体会就是通货膨胀。仅在15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价格上涨了1倍，引起了深恶痛绝的反响。仅在10年前的德国和东欧，物价失控，货币变得一文不值。在20世纪20和30年代，也有许多经济学家从奥地利、德国和中欧移居英国和美国，他们对超级通货膨胀都有亲身体验。因此，一般来说，这些年对极度的通货紧缩的著名警告，就是对通货膨胀的严重危险的警告。对这种不存在的危险的领悟，在联邦储备银行中特别敏感；特别是，这些银行是被认可的具有正统金融学识的中心。这种领悟使得联邦储备系统不能更适当地缓和商业银行困难日益增加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