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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并没有忘记选举的教训。在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一班人马向工会和公司发出无数次请求，要求为了更高的爱国热情和更大的价格稳定的利益，来减缓它们对工资和价格的要求。如同以前一样，并且在随后20年中非常明显，公司和工会权力对通货膨胀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被认识到了。随后，请求让位给了对直接干预的需求。对这种需求做出如此让步之后，往往又认为更强有力的干预不符合自由市场体系。
在战后年度里，开支变得更加僵化。在大萧条期间，公共开支为了经济和社会目标——扩大生产和就业——而提高失业者的收入。这就是公共开支的目的，因而观点保守、思想僵化的人们就带着不安或惊恐的目光来看公共开支。总有一批强大的选民支持削减公共开支。
农业产品价格在这个限制时期陡然下跌，由于不受公司市场权力和工会工资要求压力的限制，因而做出了旨在让价格做出的反应。但工业价格稳步上升，直到1960年。此时处于95.3(1967年=100)的工业价格指数比朝鲜战争期间控制取消时整整高出10个点。1960年和1961年，货币和财政限制的确基本上结束了工业价格的上涨。但是，现在知道，更大更痛苦的教训是必要的失业率——在1960年平均为劳动力的6.7%。用失业来控制物价所带来的一个并非偶然的政治结果，就是1960年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当选。他的选票占的优势是如此之少，以致不可以认为，若没有这么多理所应当引起的困苦，他就会成功。共和党人，包括尼克松先生，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为控制工业价格中的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措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共开支有了大幅度增长——1954年比15年前约大8倍。但是，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是军事开支，这种开支显然是大方的，因为得到了一伙有权力的军事官僚及其供给工业的支持。这样的开支再也不用来支持收入、生产和就业，不管这些附带的报偿多么令人愉快。它用来遏制共产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保护自由、武装自由世界——这些都是保守分子热情拥护的目的。因此，开支不再受根据经济需求所做的调整的约束。如人们常说的，你不能干扰国家安全。
朝鲜战争时的控制在1953年取消了，此后的工业价格和工资又开始缓慢上升。在当时看来，这相当麻烦，足以使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先在50年代中期，随后在该年代末期——增加利率，限制货币增长，寻求预算限制。1954年，预算赤字刚好不足600亿美元，2年后变成了大约同样数目的盈余。1958年，赤字又增长到102亿美元；这个赤字翌年被降至12亿美元，1960年变成35亿盈余。
这意味着调整只有在税收中进行。战后岁月与萧条岁月相比，有着较大的内在灵活性。公共开支的大量增长大体上是与从公司和个人所得税中来的收益相称的。我们已看到了这种税收的良性趋势。随着生产、收入和就业在扩大，个人收入和公司利润都在增长。迄今为止免税的人随后都交税；交纳较低的附加税的人被提升至交纳较高附加税的档次。公司利润超比例增长，因为公司税额超比例增长。因此，税收增长的幅度大于生产和收入增长的幅度。当生产、收入和就业下降时，这些作用就逆转过来。税收量越多，这些稳定作用就越大。对富裕阶层所做出的税收让步明显损害了这种良性过程的运转。但是，在那20个好年头中，许多这样的好处，特别是被雅称为按劳动所得征收的50%最大税率，尚未得以实施。各种不同的偷税漏税现象尚未得到充分追究。这些年中，所得税具有的自动性的稳定作用相当强大。
直接行动对控制螺旋运动是必要的，这被再一次证明了。但是，经验并非再一次起作用。朝鲜战争控制的短期成功得到了承认，但那是又一次战争。战时经验又被打入特殊行列的冷宫。没人会认为这场小规模边远战争引起了许多爱国激情，允许有在和平时期不可能有的行动。但没人会想象到，这与和平时期的经验是契合的。
实际上是太强大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新经济学中的传统智慧认为，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联邦政府提出的税收从开支角度来讲是太大了。结果就给生产、收入、就业带来一种“财政拖累”。为了减少这种拖累，据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横向的减税。现在公然进行的诡辩允许这样的行动；税收减少，赤字增加，唯一心存的目的在于增加预算赤字，且因而改善经济运转。1964年，这种削减达到140亿美元税收，是经过立法确定的。这是“最公开、最富戏剧性地表达了对待经济政策的新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