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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一种经济行动会产生比这更直接、更有效的结果。价格上升，运动即刻被彻底制止住了。价格有可能最终会变平稳，因为人们发现朝鲜战争就其影响来看是一件小事——决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演。但是，到了采取行动时，工资和价格的螺旋运行已蓬勃发展起来了。这要是没有控制的话就会继续下去，且可能会加速。
但是，如果需求过量，开始推动价格上涨，那么这种行动就暗示需要将其逆转过来。正如后来的历史发展所充分证明的那样，这要困难得多。其中不仅仅涉及通常政治上的对提高税收的反对。在价格上涨的时候提高税收，除了最开明的公民外，在所有的人看来是一种特别无理的行动。由于价格上涨，买货要支付更多；现在政府又用高税收来给这种伤害添加凌辱。没有什么经济行动看来比这更为别扭的了。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使经济要把高产与稳定相结合的能力受到一次严峻的考验。价格在随后的月份里迅速上升，部分是由于对刚提到的市场权力做出反应，部分是由于对战时短缺记忆犹新的人抢购商品的风潮。1950年6月，批发价格指数为80，翌年1月为89(1967年=100)。就杜鲁门政府最初的抵制而言，国会随之通过了立法来确保对工资和价格的控制。在迈克尔·迪萨尔(Michael Disalle)和加德纳·阿克利(Gardner Ackley)的坚定的领导下成立了物价稳定署，后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价格控制方面的老手。此外，还成立了一个全面的管理与实施的组织。
加强这种基本障碍的是执行政策的策略——用增加税收来抵制通货膨胀。必须利用的就是收入和公司的纳税；如果税收采取任何公平方式，就会对富裕阶层有严重影响。
这三个缺陷中的第一个，存在于处理现在所熟悉的市场权力问题的机制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岁月里，工会的权力和自信稳步上升。大公司的市场权力没有增加——如同一些保守的经济学家苦心要证明的那样——这是因为如他们的统计数据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权力长期以来是非常大的。但是，除了有深受启发的典型竞争市场的捍卫者以外，所有人都认为这种权力确实增加了。因此，现在由于接近满负荷作业，所以有可能在工业集中的广泛领域中提高价格。工会对这种价格做出反应就可能赢得更高的工资，公司有可能玩弄手段，让他人付出由此而产生的较高工资的代价。因此，这就是熟知的螺旋运动。在战时，这种螺旋运动不能被总体的财政政策所抑制，除非为生产付出代价远远超出承受能力，在和平时期不能得到抑制，除非让失业超出承受能力。肯尼迪在执政期间似乎已找到了答案，但是这种答案在机制和基本思想上都十分薄弱。要全面认识这一弱点，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些美好岁月的较早时期。
在过去，李嘉图说过，有钱人之所以显要，就在于他们反对通货膨胀。但是，当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对富人的收入产生特别影响时，这种反对气势就大大低落下来。也许对所涉及的人来讲，通货膨胀是更加有利可图的。无论如何，把税收当作一种抵制通货膨胀的工具，会大大挫伤富人反对通货膨胀的热忱。
其他三个缺陷是明确又具体的，都起到限制甚至否定政府有效处理通货膨胀的能力的作用。
如果税收在没有战争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不能增加，公共开支没有任何理由大幅度增长，那凯恩斯政策就不能用来限制需求，它可以提高购买力，但不能使其收缩。
此外，官方的经济预测不能与其他更高级的公众期望相悖。在1967年和1968年经济成功的最后年度中，经济受到为越战开支的压力越来越大。按所有官方的说法，这场战争不久就会结束；灯光在现在不朽的隧道尽头照得更为明亮。政府的经济学家不管对战争可能继续并将付出更多代价的信念有多强，都不能将此作为公开估算的基础。他们不能公开预测战争开支将增加，通货膨胀压力会加剧。官方对战争结束的预期尽管是错误的或是空想的，但还是占据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