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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20个好年头中，没有找到可靠的方法来处理工资—价格的螺旋运动——把直接的市场权力当作通货膨胀的原因来处理。况且财政政策也变得不适宜处理通货膨胀。目标是存在的，实现目标的工具无能为力，令人沮丧。
第一个在于依赖预测和预见——依赖在需求之前应采取的行动。预见是一种不完善的事物——经济学中所有的预知都是不完善的，更为严重的是，身居高官的经济学家会受到强大的私人和政治压力而做出错误的预测。这部分是由于预测出需要的诱惑，并且经济行动总是被需要，是比较好而不是比较坏的事情；部分由于经济学中预测被许多人认为是自行完成的。可见对就业和生产做出悲观的预测会使商人忧郁和悲观，引起他们采取紧缩行动。预测出价格上涨会使公司重审自己的价格来加以提高。工会依据政府公布的行将发生变化的物价和生活成本提出工资要求—— 一个物价上涨预报马上就会在交易桌上引起争论。于是，在经济学中所有官方预测都是可疑的；每个读过这种预测的人都应显示出一种沉重的主观思想成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这10年中，经济政策广泛受到严重地屈从于愿望的预测的引导。
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货币政策。在其他手段失去效力时，没有什么能比对这种政策的信念再增加更多的不幸了。
这些年中，在新经济学的吉祥的后面，实际上隐藏着四个严重的缺陷。有的当时即可见端倪；现在从事后认识来看总会有所帮助，所有缺陷都清楚得令人惊叹。
最后一个缺陷在于这些年中对货币政策信念的复苏。从这一工具的历史来看，它令人吃惊，如同它有损害作用一样。在好年头中，对货币政策的真正运用实际上是谨慎的，况且它仍然没有起鼓舞作用。适当限制性的公开市场业务与联邦储备的银行借贷利率提高结合在一起，被普遍认为已在50年代中期使发展停了下来，况且它们未能阻止工业价格的上涨。随后，在该年代结束时，这两者又与一种限制性的财政政策一起，终止了价格上涨——却是以生产下降和失业上升为代价的，这种代价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有助于肯尼迪当选。
悲乎！这几乎是自我祝贺的最后时刻，不管是多么值得。若对历史有较清醒的观念，就会对此发生警告。1928年12月，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就合众国的形势最后一次致函国会。他说：“美国国会从来都未因为审视合众国的形势而聚会过，从未见过比目前出现的更令人喜悦的前景，在国内存在着平静和知足……以及多年繁荣的最高纪录。”翌年发生了洪水般的大泛滥。
可是，对货币政策的幕后信念在增长。这部分是对早期失败逐渐淡忘的结果；部分是人们通常报有的希望，拯救可能会不知不觉出现在专家面前的魔术、妖术或巫术之中；部分是大体上反映了中央银行家且特别反映了联邦储备系统的永不可落的威望——再不会令本书读者做出吃惊反应的事物。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过去几年中没有得到完好的执行，也没有得到完好的协调。但是我们的政策一直得到连续而协调的审视，我们的行动连续处于正确的方向，如果说并不总是处于完美的时机，或在程度上恰到火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