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光十色的国家（代序）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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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利马是一座没有个性的城市，却有着某些吸引人的地方，如广场、修道院和教堂，作为斗牛场地的阿乔广场更是其中的瑰宝。自殖民时代以来，利马一直保持着对斗牛的爱好，一个喜好观看斗牛的利马人同西班牙人或墨西哥人一样内行。我就是个斗牛迷，在十月集市期间总是力图不漏掉任何一场斗牛。这个爱好是我舅舅胡安培养出来的，他是我的母系众多亲戚中的一员。他的父亲是著名斗牛士胡安·贝尔蒙特的朋友，这位斗牛士曾把自己在利马斗牛时穿的服装赠送给了我舅舅的父亲。这套服装一直像文物似的保存在我舅舅胡安的家里，只在重大节日时，才拿出来给我们这些孩子们看。

秘鲁的一位超现实主义作家塞萨尔·莫罗在他的一首诗的下面狠狠地写上了“写于可怕的利马”的字样。几年之后，另一位作家塞巴斯蒂安·萨拉萨尔·蓬迪以此侮辱性的字眼为题，写了一篇散文，专门用来打破利马神话，粉碎故事、传说和当地白人音乐中对这座城市的理想化，并展示这座城市虚假的一面与现实的一面的鲜明对比。前者富有摩尔和安达露西亚情调：精细的百叶窗后面，神秘而邪恶的美女半遮半露，正在勾引往假发上撒香粉的绅士；后者则是问题重重，肮脏不堪，充满仇恨。整个秘鲁文学可分为两大倾向，一是吹捧利马，一是诅咒利马。而真正的利马很可能既不像有些人描绘的那么美好，也不像有些人讲述的那么可怕。

同斗牛一样，军事独裁也是利马所特有的。我这一代的秘鲁人，在暴力政权下度过的时光要长于在民主政权下度过的时光。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个独裁政权就是曼努埃尔·阿图罗·奥德里亚将军从1948年到1956年的独裁。这一时期，正是我这一代的秘鲁人从孩提到成年的时期。奥德里亚将军推翻了阿雷基帕籍的律师何塞·路易斯·布斯塔曼特，他是我祖父的表兄弟，我们在柯恰潘巴居住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他。他那时曾来我祖父母家住过一段时间。我还记得他讲话很吸引人，我们都把嘴巴张得大大的听他讲话。我也还记得，他在离去时往我手里塞了零花钱。布斯塔曼特在1945年大选中是民主阵线的候选人。民主阵线是一个联合阵线，其中拉乌尔·阿亚·德·拉托雷的阿普拉党占大多数。作为左派中心的阿普拉党人曾被历届独裁政权镇压过。布斯塔曼特是无党派人士，阿普拉党提名他为候选人是因为他们提不出自己的人选。布斯塔曼特获多数票当选之后，阿普拉党就立即开始了活动，想把他当作自己的傀儡。与此同时，野蛮反动的秘鲁右派也对布斯塔曼特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他们认为布斯塔曼特是黑色畜生（指阿普拉党）的工具。布斯塔曼特维护了自己的独立性，顶住了来自左右两种势力的压力。他在任期内尊重言论自由和工会活动，也尊重各个政党。然而由于街头骚乱、政治犯罪和各种暴动，他只在任三个年头就被奥德里亚发动的政变推翻了。我小的时候很钦佩这位打着蝴蝶领结、走路似卓别林的布斯塔曼特先生，现在仍然钦佩，因为人们说他身上发生过我国历届总统身上从未曾发生过的怪事：他离任时比上任时更穷；为了不给人以口实说他偏心，他待对手宽容，对自己人却很严厉；他极为尊重法律，以致造成了政治上的自杀。

有人说，恨与爱常相混淆，这大概有道理。我一生都在谈论利马的弊病，但这个城市也有许多使我动情的东西，譬如利马的细雾。这种薄纱般的雾从五月到十一月一直蒙在利马城上空。麦尔维尔路过此地时，这薄纱般的细雾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白鲸》中称利马为“想象中最为愁苦、怪异的城市”，因为“蒙上一层白色的轻纱，它那可怕的愁苦反而有增无减”。我喜欢利马那蒙蒙的细雨，这细雨肉眼看不见，却使人感到宛如蜘蛛脚在脸上搔弄，使得一切都是潮渍渍的，使得我们这些市民在冬日里觉得自己是个两栖动物。我喜欢利马那海水冰冷、白浪滔滔的海边，那是冲浪运动的理想之地。我喜欢利马那古老的体育场，常去观看足球赛，为大学体育队鼓掌叫好。然而，我知道这些只是我个人的喜好，因为我的祖国最美好的事物并不在利马，而在内地，在沙漠，在安第斯山，在森林地带。

随着奥德里亚将军的上台，在秘鲁，野蛮统治恢复了。虽然奥德里亚也屠杀、监禁和流放了为数不少的秘鲁人，但其血腥的程度仍比不上同时代的南美其他独裁政权。然而，作为一种补偿，他却更为腐化。这不仅由于政府头头们中饱私囊，还由于其他一些更为严重的事件：造谣生事、卖官鬻爵、敲诈勒索、出卖告密、胡作非为……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污染了国内生活。

最近二十年来，几百万山区人口流入利马，在贫民区（为了好听，人们称之为“新建区”）定居下来。这些贫民区包围了原来的市区。与我们那时不同，在现在的利马，中产阶级的子弟们一打开自家的窗子就能发现秘鲁的现实。到处是穷人，他们有的沿街叫卖，也有的流浪街头；有的坐地乞讨，也有的当众抢劫。利马拥有五百万人口（也许是六百万），问题成堆：垃圾成山、交通不便、住房紧张、犯罪不断……这使它失去不少往日的魅力，譬如殖民时代的住宅区、带有百叶窗的阳台、怡人的宁静和互相泼水喧闹的狂欢节。现在全秘鲁的人口、全秘鲁的所有问题都集中在利马了，它确实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国之都了。

我正是在那个时期（1953年）考上圣马可大学的。我学的是法律和文学。我的家庭本来希望我考天主教大学，那是一所当时所谓“体面人家”子弟上的大学。但是我在十四五岁时就失去了信仰，不愿意当个阔少爷。早在军校的最后一年，我就发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当时我是以一个小孩子的浪漫方式发现了社会上的偏见和不平等。我愿意同穷人一样，希望搞一次革命，给秘鲁人带来正义。圣马可是一所不信神的国立大学，有着不妥协的传统，这一点与它的学术成就同样吸引着我。

我很幸运能在某些方面打破这个界限。我现在认为这是一种幸运，但是在当时（1950年）简直是一场悲剧。我父亲早就发现了我在写诗，因而很为我的前途担心，因为他认为一个诗人注定要饿死，同时也为我是否缺少“男子气”而担心。因为某些圈子认为，所有的诗人都搞同性恋。这一说法流传颇广。为了防止我陷入此种险境，他认为最理想的抗毒素就是莱昂修·普拉多军事学校，于是我在这个军校里住校学习了两年。莱昂修·普拉多是秘鲁社会的一个缩影，进此学校的有特权阶层的孩子（因而他们的父母等于把他们送进了教养所），有中等阶层的孩子（他们想学得军事专业），也有贫困阶层的孩子（因为军校有助学金制度，这为最贫穷人家的孩子打开了大门）。这是秘鲁为数不多的富人、穷人、不富不穷的人兼收，白人、乔洛、印第安人、黑人、华人、利马人、外省人并蓄的学校之一。与外界隔离，遵行军事纪律，还有那粗野、凶暴、以强凌弱的气氛，对我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然而我觉得，我在这两年中学会了如何认识真正的秘鲁社会，包括上述的两极分化、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偏见、胡作非为和不满情绪。这样，一个观花埠的孩子就不会怀疑上述事物的存在了。我感谢莱昂修·普拉多军事学校还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提供给我的经历成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素材。尽管其中有许多虚构的成分，但《城市与狗》再现了秘鲁这个微型世界的生活。这部小说受到了引人瞩目的虐待：有一千册在军校的庭院中被当众焚烧，还有一些将军对小说进行了粗暴的攻击，其中一位将军说，这部小说只有一个头脑堕落的人才能写得出。还有一位将军，他的想象力更为丰富，说这部小说得到了厄瓜多尔政府的资助，以此来诋毁秘鲁陆军的名声。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我怀疑起这到底是由于它的优秀还是由于这些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