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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那个罗莎丽娅·贝尔多摩吗?”乌拉尼娅打断了她的话。
“玛诺拉的婚事也很糟糕。她丈夫倒是不爱拈花惹草,不像我那一位。埃斯特万,对了,就是她丈夫的名字,连苍蝇都不打。可他是个废物,总是被炒鱿鱼。现在总算在一家旅游饭店找了份不起眼的差事,地点在卡纳斯角。工资少得可怜,我妹妹一个月也看不到他一两次,这也算是夫妻?”
“罗莎丽娅·贝尔多摩?”卢辛达眯缝着眼睛,在脑海里搜索着这个人物。“说实话,我不记得了……啊,对了!罗莎丽娅,就是那个跟兰菲斯闹出纠纷的姑娘,对吧?这里一直没有见到她。大概送到国外去了。”
在阿德里安,乌拉尼娅有时也不得不参加一两次晚会,不得不跟着姑娘和小伙子们出去远足,不得不假装跟某个长着雀斑的农场主之子调情,这种小伙子不是谈养马就是说冬天冒险去登山;但是一回到宿舍,她就感到筋疲力尽,因为在整个娱乐的过程中她都得伪装,所以她常常找借口不参加。后来,她积累了一大堆推辞的理由:考试、工作、有客人、头疼、赶作业。在哈佛读书时,她不记得参加过什么晚会、酒吧聚会,也没有跳过舞,一次也没有。
乌拉尼娅进入哈佛在协拿学院是当作大事来庆祝的。进入哈佛之前,她一直没有意识到哈佛在美国的声誉和人们在谈到那些曾经就读于这所大学或者现在在那里学习和教书的人时的恭敬态度。事情发生得很自然,如果她原本真有心去争取的话,结果反而不会那么容易。她在协拿快要毕业那一年,人才推荐部主任祝贺她学习成绩优良之后,问她对职业选择有什么打算。乌拉尼娅回答说:“我想当律师。”那位名叫多萝西·萨利松的女主任说:“这可是个赚大钱的职业。”可这是乌拉尼娅脱口而出的第一个职业,她本来还想接着说:医学、经济或者生物。乌拉尼娅,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未来,过去的生活让你瘫痪了,因此你不想今后的日子。萨利松帮助乌拉尼娅一一查看种种可能性,挑出了四所名牌大学:耶鲁大学、圣母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申请表填好之后过了一两天,萨利松主任把她叫去说:“为什么不把哈佛也选上呢,又不会损失什么?”乌拉尼娅还记得为了面试所作的旅行,还记得修女嬷嬷们为她预定好的夜间住宿的地方。她还记得各个大学——包括哈佛——的录取通知书纷纷寄来的时候,萨利松主任、嬷嬷们和同学们是多么高兴啊!大家为她举办了一个舞会,这一次她不得不跳舞了。
“姑娘,真让人羡慕,”卢辛达鼓掌道,“这是我的梦想啊!找个有钱又高雅的老头。我得去纽约找一个。这里的老家伙简直是灾难:个个胖得像猪,还没有钱。”
在阿德里安的四年,她得以体验到她以为永远也不会体验到的东西。因此,她对修女会的嬷嬷们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但是,阿德里安在她的记忆中却是一个梦游般的不确定时期,唯一具体的东西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无限时光,她在那里拼命地看书,为了不想往事。
“是个两鬓斑白的绅士,非常高雅,”乌拉尼娅在编造,“已婚,有子女。要是我不出差的话,我们就周末见面。关系愉快,没有任何承诺。”
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是另外一回事。在那里,她重新开始生活,发现生活还是有意义的。读书不仅是一种治疗方法,而且是一种享受,是最令人激动的娱乐。上课,听讲座,出席报告会,她从中得到了多少享受啊!种种学习的可能性让她感到非常充实,除去法律专业课,她还旁听拉丁美洲史,进修加勒比史和多米尼加社会史课,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每月都觉得缺少几周的时间才能做完想要做的全部事情。
“哈,哈,哈,瞧你这个样子。原来是有情人了!给我讲讲!他有钱吗?帅不帅?美国佬?还是拉丁美洲人?”
那是大量劳动的几年,不仅是脑力劳动。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在家信——她从来也不回信——里告诉她:由于家里每况愈下,不得不从每月寄给她的五百美元中减少两百。多亏她有读书贷款,学习才有了保障。为了对付俭朴的生活需要,课余时间她去超市当售货员,到波士顿一家馅饼店当跑堂月工,当药房的登门送货员,并做一份不太令人厌烦的工作:陪伴麦尔文·马可夫斯基,一位下肢瘫痪的波兰百万富翁。每天下午,从五点到八点,她在马萨诸塞大街一处石榴红色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宅院内,给老人高声朗读大量十九世纪的小说(《战争与和平》《白鲸》《荒凉山庄》《巴马修道院》)。三个月之后,突然有一天,老人提出了结婚的建议。
乌拉尼娅感到面颊在发烧。她害羞的模样让卢辛达看了直笑:
“一个瘫痪病人要结婚?”卢辛达睁大了眼睛。
“姑娘,你做得对,”她伤心地说道,“你瞧瞧,结婚对我有什么用?那个不要脸的佩德罗扔下我们母女三人走了。突然就走了,从此一分钱也没有寄来。我得干那些最枯燥乏味的工作来养活两个女儿,出租房屋,卖花,给司机们上课,那些家伙脸皮厚极了,你简直想象不出。我因为没有上大学,就只能干这个。表姐,谁能跟你比呀!你有职业,又是在世界的大都会谋生,工作也很有趣。你不结婚更好。不过,总会有些风流冒险的故事吧?”
“而且七十岁了,”乌拉尼娅肯定地说,“他非常有钱。真的向我求婚了。为的是让我终生陪伴他,给他朗读小说,仅此而已。”
她听到自己在说话,但是不相信说的内容。卢辛达则相反,一点也不怀疑表姐的话。
“真够蠢的,表姐!”卢辛达惊愕地叫道,“他死了,你就可以继承遗产啦。那你就是百万富婆了。”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乌拉尼娅耸耸肩膀。“表妹,也许是没有时间吧。我一直很忙,先是读书,后来是工作。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了,不可能跟一个男人分享我的生活。”
“你说得有道理。那可是一笔圆满的交易。”
“你怎么就一直没有结婚啊?”卢辛达紧盯着她问道,“你是不缺少机会的。就是今天看上去也很不错嘛。对不起,可你是知道的,多米尼加女人都很好奇。”
“可是你年轻,有理想,以为应该有了爱情再结婚。”她表妹帮助她理清思路。“好像年轻美貌和爱情都是永恒的东西。我也错过一次机会,那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医生。他为了追求我,一度要死要活的。可是他长得有点黑,据说他母亲是海地人。这不是偏见,但是,万一我儿子出现返祖现象,成了黑煤炭,那可怎么好呀?”
玛丽嬷嬷在信中告诉她学校的情况、特鲁希略被暗杀后的重大事变和混乱状况、兰菲斯及其家族的出走、政权的更迭、大街上的暴力事件、治安的无序状态。她也很关心她的学习情况,祝贺她在学业上取得的成绩。
乌拉尼娅实在太喜欢读书了,非常高兴在哈佛学习,因此想从事教育工作,并因此打算攻读博士学位。可是她没有财力这样做。她父亲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连已经减少的每月汇款也中断了,因此她在读学位的同时需要尽早挣钱支付大学贷款和生活费用。哈佛法律系名扬四海,等到她递交求职申请表时,许多单位请她去面试。最后,她决定选择世界银行。离开哈佛让她感到难过,在坎布里奇的岁月里,她养成了“极坏的业余爱好”:阅读和收集关于特鲁希略时代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