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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在曼哈顿的生活是很耗费精力的。从上午九点你走进麦迪逊大街和七十四大街拐角的办公室开始，每个小时就都预定出去了。如果天气好，乌拉尼娅要在中央公园跑上四十五分钟，或者到街角处的健身中心去做健美操。她的工作日排满了一系列会晤、听报告、讨论、咨询、查档案、在单间工作室或者附近的餐厅吃工作午餐。下午同样忙碌，工作经常延长到晚上八点钟。如果时间允许，她就步行回家。在看电视新闻之前，她准备一个凉拌菜，打开一瓶酸奶，然后看书。上床以后，无论读书还是看录像，用不了十分钟，字母或者屏幕上的形象就变得模糊起来。她每个月总有一两次机会在美国或者拉丁美洲或者亚洲出差旅行。近年来，还要去非洲，因为终于有些投资者也敢在非洲花钱了，为此他们需要律师事务所派人做法律顾问。为世界各地的企业金融运作解决法律问题是她的专长。这是她在世界银行法规处工作多年的结果。出差旅行比在曼哈顿工作还要令人难以忍受。五个、十个或者十二个小时，飞往墨西哥城、曼谷、东京、拉瓦尔品第或者哈拉雷 ，下机后立即汇报或者听取汇报，讨论预算，评估项目；不断地变换景色、气候，从热到冷、从潮湿到干燥、从英语到日语到西班牙语到乌尔都语到阿拉伯语到印地语，通过种种翻译，如果翻译出错，就会导致错误的决定。因此，警觉状态和全神贯注使她疲惫不堪，因此在少不了的招待会上，她总是不得不极力克制着呵欠的出现。

“杀死特鲁希略的时候，我刚刚四五岁，我能记得什么呢。我什么都不记得，只知道家里人说的那点事。您父亲在那个时代很重要，这我知道。”

“如果我能有星期六和星期天归自己支配，那我就快活地留在家中读多米尼加历史，”她说，同时觉得父亲在点头，“说真的，这个历史太有特色了。读史可以让我得到休息。这也是我和祖国保持联系的办法。虽然我在那边生活的时间比这里多一倍，但是我也没有变成美国人。爸爸，我说话还跟多米尼加人一样，对吗？”

护士慌乱地望着乌拉尼娅。这是个胯骨很宽的女人，长着一双外突的青蛙眼，喜怒哀乐都在脸上。头发表面上是金黄的，可惜根部的黑色暴露了染料的颜色。终于，她做出了反应：

老人的眼睛里是不是闪出一丝嘲讽的目光？

乌拉尼娅出其不意地问护士：“您还记得特鲁希略吗？”

“好啦，在那边，相对而言是个多米尼加人吧。一个人在那边生活了三十多年，整天在美国人的包围之中，几个星期都不讲西班牙语，您还能要求她什么？您知道吗，我一直决心这一辈子再也不来看您了。我知道您很了解我为什么打破了这个决心，还有我为什么还是回来了。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一时冲动吧。我没有想很多。我请了一周的假，然后就来了。大概是要寻找什么吧。可能就是要找您，打听您活得怎么样。我早就知道您病了，也知道自从您脑溢血以后已经不可能跟您说话了。您想知道我现在的感觉吗？一进这个我小时候的家门，我是怎么想的吗？一看见您这副垮下来的样子我是怎么想的吗？”

瘫痪的老人不肯理睬她。

她父亲又一次在注意她说话。他好奇地等待女儿说下去。乌拉尼娅，你感觉怎么样？痛苦吗？有些悲伤？还是忧郁？旧恨复发？她想：“最糟糕的是我认为现在毫无感觉。”

“好极了，好极了！像个乖孩子一样吃下了水果，”护士夸奖他道，“卡布拉尔先生，您很高兴女儿给您带来的意外惊喜，是不是？”

门铃响了。有人连续不断地在按门铃。铃声强烈地颤动在上午炎热的空气里。

乌拉尼娅第三次坚持要喂父亲食物，瘫痪的老人终于张开了嘴巴。护士端着一杯水回来的时候，卡布拉尔先生已经放松下来，仿佛有些心不在焉，顺从地吞下女儿喂给他的一口口水果羹，并且一口口地喝下了半杯水。一些水从嘴角流到了下巴上，护士小心翼翼地擦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