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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能够躲过这场灾难？毫无疑问，这多亏了路易斯和伊万英勇不屈的精神——两年后，两人还蹲在维多利亚监狱中；毫无疑问，也多亏了“六·一四”中的青年男女，他们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也许这些青年认为他只是好奇，而不是来参加活动的人。因为托尼·英贝特为人腼腆，很少在会议上开口说话。第一次领他参加会议的人就是蒙乔。他只是听别人发言，要他说话时也只是三言两语。此外，他不可能进入军情局的档案，除非作为塞贡多·英贝特少校的哥哥。他的服役档案是干干净净的。他一辈子都在为这个政权工作——当过铁路总监、银港省长、全国彩票总监、签发身份证办公室主任，如今担任里斯达公司经理，而后台老板就是特鲁希略的小舅子。特工有什么理由要怀疑他呢？

他找了一个借口，打发妻子瓜里娜和女儿莱斯丽去罗马纳市亲戚的庄园，然后独自一人端着一杯甜酒，坐等特工的到来。他口袋里装了一把子弹上膛、打开了保险的左轮手枪。但是，无论当天、次日还是又一天，特工都没有光顾他家和里斯达公司办公室。而他就仍然尽可能沉着地照常准时上班。路易斯和伊万没有揭发他，在秘密团体里经常见面的人中也没有人告密。英贝特奇迹般地躲开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运动。这场运动打击了许多有嫌疑的人，也伤害了大批无辜者，使得监狱里人满为患。这是特鲁希略上台二十九年来第一次污辱中产阶级家庭，而这个阶级是特鲁希略的传统支柱。大部分囚犯就属于这个阶级。后来为纪念那次失败的登陆，他们就组成了“六·一四运动组织”。托尼的堂弟拉蒙·英贝特·拉伊涅利（蒙乔）就是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在六月十四日以后的日子里，他小心谨慎地夜间留在工厂的办公室里拆卸炸药筒，再把炸药送回采石场。与此同时，他反复思考下一个干掉特鲁希略的计划究竟怎样实施和同谁一道去完成。他把已往发生和没有来得及发生的一切都推心置腹地告诉最亲密的朋友、“突厥”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后者责备他为什么没有请他入伙实施这个在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爆炸的计划。萨尔瓦多最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只要特鲁希略多活一天，情况就不会有丝毫改变。两人于是谈及种种可以暗杀的办法。但是，只要有阿玛迪多在场，两人便不提此事，因为尽管他是“三剑客”之一，但似乎很难让侍卫副官心甘情愿地去杀大恩人。

路易斯·戈麦斯·佩雷斯和伊万·塔瓦雷斯·卡斯特亚诺斯在预定爆炸的当天上午落入了军情局的特工手中。安东尼奥·英贝特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知道自己没有丝毫可能去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因为所有的大使馆都被武警、士兵和特工围得水泄不通。他估计，在刑讯逼供中，路易斯和伊万，或者秘密团体里的什么人，都有可能说出他的名字，敌人会来抓他。那时如同今晚一样，他非常清楚该怎么办：镇定自若地迎接特工的到来。他准备在敌人把他打得遍体鳞伤之前与至少一个家伙同归于尽。他不能让敌人用老虎钳拔掉他的指甲、割掉他的舌头或者送上电椅。可以去死，但是绝对不受折磨。

过了不久就发生了那件影响阿玛迪多仕途晋升的悲惨事件。他为了晋升不得不杀掉一个囚犯（据说是他前未婚妻的哥哥），结果此事把阿玛迪多变成了参与暗杀“公羊”的伙伴。康斯坦萨、麦蒙和埃斯特罗·翁托登陆事件到现在快满两年了。确切地说，是已经过去了一年十一个月十四天。安东尼奥·英贝特看看手表：“公羊”可能不会来了。

此次登陆事件引发的镇压，其规模之大是许多人没有料到的。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独裁政府的镇压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扩大了。特工四处抓人，把嫌疑分子弄到军情局里严刑拷打——挖掉睾丸，震聋耳鼓，打瞎眼睛，电击身体，逼嫌疑人供出别的名字来。维多利亚监狱、四十一号监狱和九号监狱都塞满了青年男女：大学生、职员和工人，其中许多人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子女和亲戚。特鲁希略很可能大吃一惊：难道这些比任何人受益都多的家伙的子孙会阴谋反对他这个大恩人吗？尽管他们有着高贵的姓氏、雪白的皮肤和中产阶级的衣着，但绝对不给特殊照顾。

这期间，无论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在世界上还是英贝特个人的生活里发生了多少事情啊！很多，很多。一九六〇年一月发生了大搜捕，“六·一四运动”的许多青年男女都被捕，其中就有米拉瓦尔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一九六〇年一月，自从两位主教在《主教书》中谴责独裁统治以来，特鲁希略就同天主教这个老合作伙伴断绝了来往。一九六〇年六月发生了暗杀委内瑞拉总统贝坦科尔特的事件，此后这位总统就动员了如此之多的国家，甚至包括特鲁希略的长期盟国。美国于一九六〇年八月六日在哥斯达黎加国际会议上投票通过了对多米尼加的制裁。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英贝特感到心里针扎一样的疼痛，每当他回忆起那悲惨的一天，就不可避免地感到心痛——发生了杀害三姐妹的事件。米内尔瓦、巴特里亚和玛丽亚·特莱莎·米拉瓦尔，还有给她们开车的司机都被杀了。地点在北部山区的最高峰，时间是三姐妹去银港要塞监狱探视米内尔瓦和巴特里亚的丈夫回来的路上。

在计划预定实施的前一天，即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四日，在康斯坦萨山区发生了那起惊人的古巴飞机着陆事件，机翼上涂着多米尼加空军的标志和颜色，下来的都是反特鲁希略政权的游击队员。一个星期后又发生了在麦蒙和埃斯特罗·翁托的登陆事件。那支小小突击队的到来（领队的是古巴大胡子少校德里奥·戈麦斯·奥乔阿）让独裁政权的人们直冒冷汗。这是一次不理智又缺乏协调的冒险。关于古巴方面准备干的事情，秘密团体丝毫没有得到消息。菲德尔·卡斯特罗支持反对特鲁希略的斗争，这一点是自从六个月前古巴巴蒂斯塔政权倒台以来每次会议上都会讨论的。对于那些在收集猎枪、左轮和老枪的人来说，他们指望卡斯特罗种种计划中的援助，可这些计划却是订了又改，改了又订。而英贝特又不知道有谁在跟古巴保持接触，谁也没有想到六月十四日那十几个革命者会来到多米尼加。他们在解除了康斯坦萨飞机场的小股警备武装之后，就分散到附近的山区里去了。结果是几天后一个个被俘虏、被枪杀或者被带到特鲁希略城。兰菲斯下令杀掉几乎所有俘虏，却没有杀古巴人戈麦斯·奥乔阿和他的养子佩德罗·米拉瓦尔。过了一段时间，特鲁希略政权在说戏剧性大话时把父子俩还给了菲德尔·卡斯特罗。

整个多米尼加共和国都以快速且神秘的方式获悉了对三姐妹的杀害事件。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短短几小时就传到了最遥远的边陲，尽管报纸上连一行字都没有刊登。虽然这类由老百姓口传的消息在传播过程中往往被添枝加叶，往往被夸大或者缩小，甚至变成神话、传奇、虚构的故事，几乎与发生的事件毫不相干了。英贝特回想起那天夜里在防波堤上的情景，地点也距离这里不远。如今在事件发生六个月后，他们在等待“公羊”的到来，为的是给包括三姐妹在内的许多人报仇雪恨。那天夜里，他、萨尔瓦多和阿玛迪多三人坐在石头栏杆上，如同每天晚上都来这里那样——那天，还增加了安东尼奥·德·拉·玛萨——乘凉并避开闲人交谈。三姐妹被杀事件把这四个男子汉气得咬牙切齿、满腔怒火，他们议论着这三姐妹竟然会死在北部山区的高峰上，死于所谓的车祸。

同路易斯和伊万一道合作后，他感觉两人的能力比预期的还好。三人经过遥控试验之后，开始在管桩里填塞炸药筒和导火索。为了确保定时爆炸，他们在职工下班以后，在工厂的荒地上试验拆除旧铁丝换上带炸药的新管桩需要多少时间。需要不到五个小时。六月十二日一切安装完毕。计划等到十五日动手，那时特鲁希略将从锡瓦奥视察归来。准备在黎明时分推翻铁丝网的铲车也找到了，还要穿上市政工程公司工人的蓝色工作服，借口是更换旧铁丝网。他们确定了两个地点，每点距离爆炸处有五十步之遥，英贝特在右边，路易斯和伊万在左边，他们分两次启动遥控器，中间有个短暂的间歇：第一次启动是在特鲁希略经过管桩时，第二次是为了给特鲁希略再补上一炮。

他听到谁在说：“他们杀害我们的父亲和兄弟。现在又杀害我们的妻女。可是我们呢，却无可奈何地傻等着人家来干掉我们！”

一切就绪之后，他把计划告诉了路易斯·戈麦斯·佩雷斯和伊万·塔瓦雷斯·卡斯特亚诺斯。两人都是大学生，路易斯是学法律的，伊万是学工程的。他们在反特鲁希略的秘密团体里属于同一支部。他对两人观察了好几个星期，结论是两个年轻人办事认真，可以信赖，并且都渴望参加行动。两人听完计划都热情地表示赞成。他们一致决定对团体内的同志只字不提这个计划。最近以来，团体在不同的地点召开八九个人的会议，讨论动员人民起来反对暴政的最佳方式。

“不是无可奈何，托尼！”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跳了起来。他早已从老家回到首都，是他带来了三姐妹被杀的消息，他是在返程的路上听到的。“特鲁希略要为她们的死付出代价！事情已经开始了。问题是要把事情做好。”

他选择了一段从“老顽童”家里拉出来的铁丝网。他借口更换里斯达综合服务公司的部分铁丝（他是该公司经理，公司属于第一夫人的弟弟巴戈·马丁内斯），购买了十几米铁丝和配套的管桩（为稳定铁丝网的张力，每五米埋一根管桩）。他亲自查验了管桩的确是空心的，里面可以填塞炸药筒。由于里斯达公司在城外有两处采石场，所以他很容易从那里窃取炸药筒，然后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而他是最早进办公室、又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