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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母亲气愤地低声说，“现在你别说话，别管他。”
玛丽·乔治十三岁，他五岁那年，她曾许诺要给他一个礼物，却没说是什么。她引他进了一个挤满人的大帐篷，他倒退着被她拖到台前，一个穿蓝色西装，戴红白领带的男人站在那儿。“来吧，”她大声说，“我已得救了，你可以拯救他。他可真是个讨厌鬼，而且狂妄得很。”他挣脱她的手，像只小野狗似的蹿了出去。后来他管她要礼物，她说：“你本可以得到拯救，但你那么干，就什么也得不到！”
他倚着车门下了车，忘了他的箱子，晕晕乎乎，径直朝房前走去。姐姐下车，站在车门旁，眯着眼睛看着他那弓腰蹒跚的身影。她看着他走上房前的台阶，惊愕得张大了嘴。“哎呀，”她说，“他还<b>真</b>是不太好。看起来得有一百岁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越来越焦躁，担心自己还没找到什么有意义的终极体验就死掉了。母亲忧心忡忡地坐在床边。她已给布洛克打了两次电话，都没能找到他。他认为即便到了现在，母亲也没意识到他就要死了，更不用说他的时间也就剩下个把小时了。
“艺术家来到了毒气室。”玛丽·乔治用她的鼻音说。
屋子里的光线开始变得诡异，几乎要现出形来。黯淡的光线进到屋里，便静候一旁。外面，它似乎也就挪到了褪色的林线边，他能够看到那林线在窗台上方露出了几英寸。突然，他记起了那次在奶场和黑人们一起抽烟的共同经历，兴奋地颤抖。他们可以最后抽一次烟。
“天哪。”阿斯伯里呻吟了一声。
稍后，他在枕头上转过脸说：“母亲，我想跟黑人们道别。”
她把车开上边道，一群珠鸡呼啦啦飞到空中，围着房子尖叫。“回家啦，回家啦，蹦蹦又跳跳！”她说。
母亲脸色变得苍白。有那么一瞬，她的脸好像要分崩离析了，接着嘴角的纹路变得僵硬；眉头拧在了一起。“道别？”她淡淡地说，“你要去哪儿？”
福克斯太太指出他才二十五岁，玛丽·乔治则说大多数人发表作品的年龄是二十一，他已晚了整整四年。福克斯太太不太懂这些事，她只是说或许他在写一本很<b>长</b>的书。很长的书，在她看来，玛丽·乔治说，他能写出首诗来就很不错了。福克斯太太希望他完成的不仅仅是一首诗。
他只是看着她，几秒钟后才开口：“我以为你知道。找他们来。我的时间不多了。”
在她看来，真正的原因是她根本无法理解敏感是怎么回事，也无法理解作为艺术家，有什么特别。他姐姐说他不是艺术家，他没有才华，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但玛丽·乔治自己也不是个快活的姑娘。阿斯伯里说她假装是什么知识分子，但她的智商不可能超过七十五，她真正感兴趣的就是嫁人，可明智的男人看都不想看她一眼。她曾试图跟他解释玛丽·乔治若是花些心思，可以很有魅力，他却说那对她压力太大，她会崩溃的。他说，她要是有半点魅力，现在也不会是什么县小学校长，而玛丽·乔治则说阿斯伯里要是有半点才华，现在总该发表了些什么。他都发表过什么呢？她想知道，她还想知道，他都写了些什么？
“真是荒唐。”她咕哝道，但还是起身匆匆离开了。他听到她走出房门前又给布洛克打了次电话。在这样的时刻，她如此依赖布洛克，令他动容，也令他悲哀。他等待着，做好了准备，好像一个信徒准备最后一次领圣餐。很快，他听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
“不会！”他面露狂喜，“那是不可能的！”
“兰德尔和摩根来了，”母亲说，将他们引进屋，“他们来跟你打招呼。”
她去过一次他在纽约住的那破地儿。他们上了五段黑乎乎的石头台阶，每上一段，都要路过敞开的垃圾桶，最后进了两间潮湿的房间，有一个带马桶的盥洗室。“你在家可不会住这种地方。”她喃喃地说。
他俩笑着走进来，拖着脚到了床边。他们站在那儿，兰德尔在前，摩根在后。“您看起来真的很不错，”兰德尔说，“您看起来很不错。”
“到家了！”母亲说，好像除了她，他们都是瞎子。房子坐落在山丘顶部——一栋白色两层农舍，门廊宽敞，有着漂亮的柱子。每次走近这房子，她便感到自豪。她不止一次地对阿斯伯里说：“你在这儿有家，北边一半的人拼了老命都想住在这样的地方呢！”
“您看起来很不错，”另一个说，“是的先生，您看起来挺好。”
“他怎么了？”玛丽·乔治问。
“我从来没见您看起来这么好过。”兰德尔说。
“玛丽·乔治！”母亲厉声说，“阿斯伯里病了。别招他。”
“是的，他是不是看起来很好？”母亲说，“我觉得他看起来挺好。”
他没理她，也没转头。这一点他是学会了。绝不要搭理她。
“是的先生，”兰德尔说，“我以为您根本没病。”
“刚才那声惨叫是怎么回事？”姐姐在后座拉长了声音，“哦，是你。”她说，“好了，好了，艺术家又来到我们中间了。真是绝了！”她说话带着重重的鼻音。
“母亲，”阿斯伯里无可奈何地说，“我想和他们单独聊聊。”
“好的，好的。”母亲说，马上发动了车。
母亲的身子一僵；之后大步走了出去。她穿过走廊，到对面房间里坐下。透过打开的房门，他可以看到她不时地微微摇晃。那俩黑人的样子就像是他们最后的保护伞被撤走了一般。
阿斯伯里猛地将头转向另一边，可那边一只凸眼睛的格恩西小奶牛正盯着他，它似乎感觉到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天啊！”他痛苦地喊道，“我们能继续走吗？现在是早上六点！”
阿斯伯里的头沉得很，他想不起来他在做什么。“我要死了。”他说。
她转到自家车道上，一段红色土路，四分之一英里长，穿过门前的两片草场。枯奶期的奶牛在一片草场上，产奶期的奶牛在另一片上。她先是减速，随后完全停了下来，一头乳房溃烂的奶牛引起了她的注意。“他们没给它治，”她说，“看那乳房！”
两个人的笑容都冻住了。“您看起来挺好。”兰德尔说。
“我不去找布洛克大夫。”他说完了，深深陷入椅中，直勾勾地瞪着前方。
“我要死了。”阿斯伯里重复道。然后他松了口气，想起来他们是要一起抽烟的。他拿起桌上的烟盒，递给兰德尔，忘了抖出烟来。
“你要是真病了，就该去找布洛克大夫。”
黑人接过烟盒，装进兜里。“我谢谢您，”他说，“我真的非常感谢。”
“我不写剧本了，”他说，“你记清楚：我不去奶牛场干活。我不到外面晒太阳。我病了。我发烧、打寒战、头晕，我只想让你做一件事，别管我。”
阿斯伯里盯着他，好像又忘了要干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注意到另一个黑人的脸色变得悲伤极了；再一转念他意识到那不是悲伤，而是生气。他在抽屉里摸索了一下，拿出一包未打开的烟，一把推给摩根。
她本可以告诉阿斯伯里什么可以帮到他。她本可以说：“如果你出去晒晒太阳，或者在奶牛场干上一个月，你就会彻底改变！”不过她很清楚这个建议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他在奶牛场会是个麻烦，不过如果他愿意，她会让他在那儿干活的。去年他回家写剧本时，她就许可他在那儿干活。当时他在写一部关于黑人的剧本（她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想写关于黑人的剧本），他说他想跟他们一起在奶牛场干活，以便了解他们的喜好。他们的喜好就是尽可能少干活，她本可以这样告诉他，可他谁的话都听不进去。黑人们只好忍受他。他学会了怎么放挤奶器，有一次他把所有的罐子都洗了，她记得他还拌了一次草料。后来有头奶牛踢了他，他就再也不去牲口棚了。她知道如果他现在愿意去那儿干活，或是在外面修篱笆，或是做任何一种工作——真正的工作，不是写作——可能他就不会精神崩溃了。“你写的那部关于黑人的剧本怎么样了？”她问。
“我谢谢您，阿斯伯里先生，”摩根说，脸色变得明亮起来，“您看起来的确很不错。”
母亲立刻明白了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说他要精神崩溃了。她一个字都没说。她没有说她本想告诉他的正是此事。当人们自以为聪明时——甚至当他们的确聪明时——旁人说什么也无法使他们看清事物的本质。至于阿斯伯里，他的问题是除了聪明，他还有着艺术家的性情。她不知道他这是遗传的谁，他的父亲是律师、商人、农民、政客融为一体，绝对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她当然也一向务实。在他死后，她独自一人将他俩拉扯大，供他们上大学，甚至接受更高的教育，但她发现他们读的书越多，会干的事越少。他们的父亲上学时，不同年级的孩子都在一间教室里，他就这样读到了八年级，什么都会干。
“我要死了。”阿斯伯里烦躁地说。
神父起身离去时，默默地递给了阿斯伯里一张小卡片，他在上面写下了他的名字，伊格内修斯·沃格尔，耶稣会士，还有地址。此时此刻阿斯伯里心想，或许他该用那张名片，他觉得那神父貌似深谙世事之人，像是能懂得他的死亡这一独特悲剧的人。他们周围那群叽叽喳喳的人是无法理解他的死亡的意义的。布洛克更是无从理解。“我的病，”他重复道，“布洛克治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