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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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她说，年龄上的差异并不那么可怕。

“我可是不识字的呀，先生。”

“在你昨晚那些大胆的举动之后，我再不能用可乐招待你了，”她对我装出难为情的样子，“我不得不像对待我的求爱者那样招待你。”

我把小赫纳罗为我们挑选了一个文盲当编辑这件事看作他乐观精神的美好表现。帕斯库亚尔得知编辑任务由他和大巴布利托分担时本来很紧张，现在听说来的人是个文盲，便毫不掩饰他的高兴。他当着我的面教训他的新同事，说他精神不振，没有设法去受教育，像他帕斯库亚尔，虽已进入壮年，可还要去夜校进免费补习班。大巴布利托吓得胆战心惊，不断称是，像个机器人似的重复说：“是这样，我没想到这一点；是这样，您说得完全对。”他带着一副马上就要被辞退的神情盯着我。我安慰他，要他负责给播音员传送新闻稿。实际上，他成了帕斯库亚尔的奴隶。帕斯库亚尔叫他整天在顶楼和大街之间奔来奔去，买香烟或从卡拉巴亚大街流动小贩那里给他买夹肉土豆，甚至让他看看是否在下雨。大巴布利托以杰出的牺牲精神忍受着这种奴役，甚至对那个折磨他的人比对我更尊敬、更友好。他不做帕斯库亚尔吩咐的事情时，便蜷缩在办公室的角落里，把头靠在墙上，暂且睡上一会儿。他像一台生了锈的电扇那样鼾声隆隆，还伴着哨声。

她的笑声嘶哑而有力，爽朗欢快；她那张厚嘴唇的嘴巴张得老大老大，眼角堆起皱纹。她讥讽、调皮地看着我，尽管还不像是对待成年男子，可也不像是对待胎毛未脱的娃娃那样了。她起身给我倒了一杯威士忌：

他是个气度很大的人，并不因为彼得罗·卡玛乔用胜利电台的外来人取代了他而对他怀有半点怨恨。他总是用最好的言辞夸奖那位玻利维亚文人，对他怀有最真诚的崇敬。大巴布利托常常向我请假，去看广播剧的排练。回来时，一次比一次显得更兴奋。

“那么我呢，我已经三十二岁，十五年前就不是处女了，那我又该是什么样的人呢？”她笑了，“一个老掉了牙的女人！”

“这个人是个天才，”他迫不及待地说，“他能想出各种奇招。”

“我已长大成人了，”我拉过她的手来亲吻，理直气壮地对她说，“我十八岁了，而且五年前就不是处男了。”

他总是带回有关彼得罗·卡玛乔艺术壮举的有趣奇闻。一天，他对我们发誓说，彼得罗·卡玛乔曾劝卢西亚诺·潘多在登台表演一段爱情对话前预先进行手淫，理由是这样可以使声音轻柔，使呼吸更浪漫。卢西亚诺·潘多拒绝了。

她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她彻夜失眠，回味着玻利瓦尔饭店里偷偷的接吻。这位多丽塔的儿子，曾几何时，至多是昨天吧，她还陪同他妈妈一块儿送他到科恰班巴的拉萨列学校去上学，她仍然把他当作一个拖鼻涕穿短裤的小孩子，一个为了免得独自外出才叫他陪自己去看看电影的娃娃，可现在竟长大成人，一下子亲起她的嘴来了，她实在难以理解。

“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每当有爱情场面时，他就钻到院内的小厕所去，马里奥先生，”大巴布利托画着十字，用嘴舔着手指，“去干那种丢人的事，肯定是这样。怪不得他的声音那样轻柔。”

“在你看来，我像你妈妈，所以你对我讲了贴心话，”胡利娅姨妈对我进行心理分析，“这么说来，多丽塔的儿子竟然成了个流浪者，不行，不行。糟糕的是，你会饿死的，孩子。”

我和哈维尔争论了老半天，确有其事还是这位新编辑的捏造？我们的结论是，不管怎么样，有充分的根据不能把那件事看成绝对不可能。

我们坐下来，畅谈了快两个小时。我给她讲了我的全部生活情况，不是过去的，而是未来的，也就是当我有朝一日住在巴黎、成为作家时的生活情况。我告诉她，从我第一次读大仲马的作品起，就想写作，并且从那时起，就梦寐以求去法国旅行，住在艺术家区的某个亭子间里，全力以赴地致力于文学，这是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我对她说，为了讨家庭的喜欢，我才选学法律，可是我觉得在所有的职业中，律师是最令人讨厌和愚蠢的，我永远不会从事这个职业。我多次发现自己讲的话很狂热。我告诉她，我平生第一次将心里话讲给一个女人而不是男友听。

“你该就这些事情写故事而不必去写多罗特奥·马蒂，”哈维尔训导我说，“中央电台对文学创作来说是个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