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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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马里多，”她的声音亲切，沉静，“我这一辈子各种荒唐的事都做过。但是，这个我不干，”她大笑一声，“我，难道我要勾引小孩子吗？这事我可不干！”
那些日子，我加紧写作的那篇小说是根据胡利娅姨妈给我讲的一段轶事写的，那是她在拉巴斯的萨维埃德拉剧院亲眼看到的。多罗特奥·马蒂是一位西班牙演员，他走遍美洲，演出《凶残的女人》《真正的人》或其他更为惨不忍睹的东西，使广大观众感情沸腾，声泪俱下。甚至在利马——戏剧在那里作为一种奇闻已从二十世纪消失了——多罗特奥·马蒂的剧团以它加演的根据神话传说编写的、独一无二的剧目，使整个市政剧院座无虚席。那剧目的名字是：《我们的主耶稣的生活、受难和死亡》。艺术家具有一种强烈的务实精神。那些爱说长论短的人说，有一天夜晚，扮演耶稣的演员中断了他在橄榄林中的痛苦呜咽，用温柔的声音告诉尊贵的观众，剧团第二天将有一场动人的演出，届时每位绅士可以免费带上他的伴侣前来观看（然后又继续演出骷髅地）。这恰恰就是胡利娅姨妈在萨维埃德拉剧院看到的那场生活、受难和死亡的演出。剧情进入高潮时，耶稣在各各他山顶上奄奄一息，观众们发现那块笼罩在香炉烟云之中的木桩——马蒂扮演的耶稣被钉在上面——开始摇动。是意外事件还是事先安排的？圣母、弟子、罗马军团的士兵、平民都默默地交换着目光，小心翼翼地往后退，离开那个摇摆不定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多罗特奥扮演的耶稣把脑袋依然耷拉在胸前，喃喃地说起话来，声音很低，但池座的前几排还是能够听到：“我死了，我死了。”无疑，那些被亵渎神明的恐怖吓瘫了、站在天幕上隐而不见的人谁也不去扶十字架。此刻，在一片代替了祈祷声的恐怖嘈杂声中，十字架无视各种物理定律，左右摇晃着。过了几秒钟，拉巴斯的观众们就看见了加利利的马蒂被那块圣木压着向他所歌颂的舞台坠落下去，并且听到震撼剧院的雷鸣。胡利娅姨妈对我发誓说，耶稣摔到舞台上变成肉饼前野蛮地吼叫道：“我死了，他妈的！”特别是这个故事的结尾，我想重新创作。故事就让它这样结尾，以耶稣的吼叫和粗话取得良好的效果。我希望写成一个滑稽的故事。为了掌握幽默的技巧，我在汽车上、火车上、睡觉前躺在床上，都在阅读我手头所有名家的作品，从马克·吐温、萧伯纳到哈迪埃尔·蓬塞拉和费尔南德斯·弗洛雷斯。可是，像过去一样，我写不出来。帕斯库亚尔和大巴布利托不断地数着我扔到筐子里的纸张，好在赫纳罗父子对新闻部的用纸毫不在乎。
我搂住她的腰，把她拉过来，想亲吻她。她没有拒绝，但也没有亲我。我感觉到她那冷冰冰的嘴巴贴在我的嘴上。我们分开时，我看见她面无笑容地望着我。她不像昨天晚上那么惊恐，说得更确切些，她有些好奇，并且面带讥讽的表情。
过了两三个星期，我才认识接替了大巴布利托的那个从胜利电台来的人。跟他到来之前——那时人们可以自由地去观看广播剧录音——不同，彼得罗·卡玛乔已经禁止除演员和技师之外的任何人进入录音室。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把所有的门都关上，在门前放上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大耶稣像。就连小赫纳罗本人也不例外。我记得一天下午，小赫纳罗像是遇到了麻烦需要安慰，气得鼻子抽动着来到顶楼上向我发牢骚：
“他们去看望你的奥尔腾西娅姨妈去了，”她说着，把我让进大厅，“我没有去，我知道那个惹是生非的女人整天在编造我的故事。”
“我想到录音室去，可是他一下子停止了排演，我不走他就拒不录音，”他气得声音都变了，“他说我下次再使排演中断就拿话筒打我的脑袋。我怎么办？是一气之下把他赶走还是忍气吞声？”
胡利娅姨妈对我做保镖的事颇为开心。自从在玻利瓦尔饭店偷偷接吻的那天晚上起，我们几乎天天见面。鲁乔舅舅过生日的第二天，我贸然到了阿尔门达利茨大街的家里去，真幸运，胡利娅独自一人在那儿。
我说了些他想让我说的话，由于广播剧取得了成功（“为了国家无线电电话事业”等等），要忍气吞声，不要再去那位艺术家的领地凑热闹。他这样做了，我却害上了猎奇病，很想去看看那位文人是怎样录制节目的。
正当我奋力保护鲁乔·加蒂卡的人身安全时，阿格拉德西达太太已经把顶楼清扫完，我那篇关于议员的小说的第四稿被她扔进垃圾堆里去了。我非但不痛心，反倒如释重负。我想那是天意。当我告诉哈维尔我不再写下去时，他不但没有设法劝说我，反而对我的决定表示祝贺。
一天上午，在我们惯常喝咖啡的时候，我小心翼翼、拐弯抹角说了一阵，最后鼓起勇气试探一下彼得罗·卡玛乔。我告诉他，很想看看新来的特技技师是怎么工作的，以便证实一下技师是否像他向我说的那么好。
“我的年轻朋友，”他远远地看着我，沉着冷静地对我说，“音乐也是打动人心的呀。”
“我没有说他好，而是说他还可以，”他马上纠正我说，“但是我在教他，他也许能成为一个好技师。”
我们都笑了，但后来的事证实了他的预言。小赫纳罗决定让我们等半个小时，他认为那群崇拜者一旦厌倦了就会走掉。十点十五分（我和胡利娅姨妈约好去看电影的时刻），姑娘们还没有厌倦，倒是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于是商定挤出去。我和小赫纳罗、帕斯库亚尔、赫苏西托、马廷内斯·莫罗希尼挽着胳膊，围成一个圆圈，把那位名人夹在中间。我们一开门，那位天才的脸色就更加惨白了，简直就像张白纸。我们走下头几级台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我们用胳膊推，用大腿拱，用头顶，用胸撞，对付那些如山似海的女士。那些女士当时还只是鼓掌、叹息和伸出手去触摸那个她们所崇拜的人物——他面如缟素，微笑着，嘟嘟囔囔地说：“小心，别松开胳膊，朋友们。”但是，我们马上不得不应付一场正式的进攻。她们抓住我们的衣服狠狠地拽着、号叫着，伸长手指要撕碎偶像的衬衣和西装。经过十分钟令人窒息的推拥，走到进口处的过道时，我觉得马上就要顶不住了，并且仿佛看见：身材瘦小的博莱罗歌唱家被人从我们中间夺走，他的女崇拜者们当着我们的面把他撕成了碎块。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当我们把他塞进老赫纳罗——他已在方向盘前守候了一个半小时——的汽车里时，鲁乔·加蒂卡和我们这些钢铁般坚强的卫士都变成了这一场大灾难的幸存者。我的领带被抢走了，衬衣被撕得一条条的；赫苏西托的制服被撕破，帽子被抢走；小赫纳罗的前额被手提包打伤了。歌唱大师安然无恙，但是他身上的穿戴只有鞋子和内裤完整无损。第二天，当我们十点钟在布兰萨咖啡馆喝咖啡时，我把女崇拜者们的英雄业绩讲给彼得罗·卡玛乔听，他根本不感到惊异：
他呷了一口滋补剂，用那双小眼睛冷冷地、有礼貌地看着我，似乎满腹疑虑，最后无可奈何地同意；
“我了解那些女人，”他说，显出又怕又气的样子，“先是要签名，最后又抓又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