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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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您明天来，看三点钟的。但是，下不为例，我实感遗憾。我不愿意让演员们分心，不管谁来都会扰乱他们，使他们脱离我的指挥，不能进入角色。录制一段戏就是做一次弥撒，我的朋友。”
女士们拥挤在台阶上筑成了一道人墙，被身材魁梧的门房赫苏西托挡在演出厅的大门前。我们穿过这道人墙，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帕斯库亚尔高喊着：“急诊！急诊！我们在找一个受伤的人！”女士们——大多数是年轻的——或无动于衷地望着我们，或微笑着，但是并不让路，我们只好推开她们。来到演出厅内，我们看到一幅慌乱的场面：被众人颂扬的艺术家正要求警察前来保护。这位艺术家身材矮小，脸色发紫，对他的女敬仰者们心怀愤怒。我们那位开明业主极力安慰他，告诉他叫警察来会造成更坏的印象，那群黑压压的姑娘站在那儿是出自于对他才华的崇敬。但是这位天才并不相信这番话。
实际上，我看到的这次录制比做弥撒还要庄严。在我所记得的弥撒中（我已多年不进教堂了）从未看到过像录制《阿尔贝托·金泰罗的祸与福》第十七章那么真切感人的场面。演出大概不超过三十分钟——十分钟排演、二十分钟录制。可我竟觉得持续了几小时。整个演出过程中，铺着落满灰尘的绿地毯的玻璃房间里笼罩着严肃的教堂气氛，从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称得上是中央电台的“一号录音室”。录音室里的观众只有我和大巴布利托，其余都是积极参加录音的人。彼得罗·卡玛乔一进来，就用他那军人般的目光告诉我们，必须像可笑的雕像似的待着。剧本作者兼导演好像变了样：魁梧、结实，活像一位给纪律严明的军队进行训话的将军。纪律严明？更确切地说，是被迷住了、神魂颠倒、十分狂热的军队。何塞菲娜·桑切斯挂着大胡子，青筋暴露，我好不容易才把她认出来。我曾多次看过她录制台词，嘴里嚼着口香糖，手里打着毛线，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看上去像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如今却一变而为举止严肃的人，此刻她如不查看——犹如做祈祷——脚本，便总是尊敬而温顺地盯着艺术家，像小孩子第一次接圣餐那天看着祭坛那样微微颤抖。卢西亚诺·潘多和另外三个演员（两个女的和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也是如此。他们互不交谈，互不相视；他们的眼睛像被磁铁吸引似的，从脚本转向彼得罗·卡玛乔，再转向控制音响效果的技师——轻浮的奥乔阿，他在玻璃的另一侧，分享着快乐。他非常严肃认真，不断调试各种控制系统，按电钮，开灯光，紧皱眉头，专心致志地注视着录音室里的情况。
“你们要想办法下来，这里像蚂蚁似的，黑压压的一片。”
五位演员在彼得罗·卡玛乔周围站着围成一圈。彼得罗·卡玛乔总是穿着那套黑西服，结着花格领带，蓬松着头发。他正在给演员讲解将要开始录制的那场戏。他对他们讲的并不是什么指示，至少在他具体交代怎么念道白——稳重或夸张、慢或快——时那种淡然的样子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按照他的习惯，在讲述深奥的美学和哲理时，总是露出一副高尚、傲慢的神气，仿佛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因此，“艺术”和“艺术的”这两个词汇便成了那种热烈的演说中频繁出现的字眼，如同神奇的军中口令，什么都能解决，什么都能解释。但是，比这位玻利维亚文人的话更为罕见的是他说话的那种热情，也许他的话产生的效果更为罕见。他讲话时打着手势，不时地踮起脚尖；他的语调慷慨激昂，像一个人掌握了一种急迫的真理，必须宣传它，让人分享，让人接受。他大获成功：五位演员痴呆地听他讲话，神情惶惑，眼睛睁得老大老大，像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对他们工作（剧本作者兼导演说是他们的“使命”）的训诫。我感到遗憾的是胡利娅姨妈不在场，因为当我给她讲述在那漫长的半个小时里我看到在彼得罗·卡玛乔激昂演说的鼓舞下，从事利马最卑贱职业的那伙演员如何改形换貌、美化装扮、精神振奋地排演时，她是不会相信的。我和大巴布利托坐在录音室一角的地板上，我们面前就是刚从胜利电台叛逃而来的那个人，他的周围放着从那个电台带来的东西，这是中央电台的最新战果。他也以神秘的姿态聆听了艺术家感情奔放的演说。录音一开始，我觉得他就变成了那个场面的中心人物。
我问他，鉴于发生了这种事情，是否能牺牲七点钟和八点钟的新闻？可是他对什么状况都能想出办法，他叫我们通过电话把新闻口授给播音员。我们照他说的办了。间歇时间，帕斯库亚尔欣喜若狂地聆听收音机里的鲁乔·加蒂卡的声音，而我则重读那篇关于议员—太监的小说的第四稿，我最后给它取了个恐怖小说的题目：《损坏了的面孔》。九点钟，我们听到演出结束了，听到马廷内斯·莫罗希尼向鲁乔·加蒂卡告别的声音和观众的欢呼声。这次不是唱片，而是真人在欢呼。十秒钟后，电话响了，我听到小赫纳罗告急的声音：
他是一个身强力壮、铜色皮肤的小个子，头发挺硬，穿戴几乎像乞丐：破旧的黄裤子、缀满补丁的衬衣、没有带子的鞋。（后来我得知人们都管他叫那个神秘的绰号：石滚子。）他的工具是：一个舞台、一扇门、一个盛满水的洗脸盆、一个哨子、一叠白金纸、一台电扇和其他一些类似家用的器皿。石滚子独演一台戏，他可以变换腔调，做杂技动作，扮演几个角色，表演让人想象得出的姿态。导演者刚发出预先定好的信号——在充满对话、哎哟声和叹息声的空中像教师那样摆动着食指——石滚子就在舞台上煞有介事地迈着慢步，发出人物走动由远及近或由近及远的脚步声；看到另一个信号时，他操纵电线以不同的速度转动着白金纸，发出淅沥雨声或刮风的呼啸声；再一个信号，他把三个手指放到嘴里吹起口哨来，录音室里充满了颤音，那是一种在某个春晓时分唤醒别墅里女主人的颤音。制造大街上一片嘈杂声时，他干得尤其漂亮：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两个人物一边交谈一边穿过阿尔玛斯广场，轻浮的奥乔阿利用录音磁带发出发动机和汽车喇叭的声响，但是其他音响效果都是石滚子不靠机器而是自己弄出来的——用舌头弄出爆裂声、咯咯的叫声、嘟嘟囔囔的说话声、低低的耳语声（他像是同时做着这些事情）。在中央电台这间小小的录音室里，只要合上眼睛就能体会到各种声音：轻松愉快的谈话、笑声、感叹，即一个人在繁华的街道漫步时听到的一切。但是，好像这还不够，石滚子发出十几种人声的同时，还在舞台上走动和跳跃着，发出行人在便道上的脚步声和身体摩擦的声音。他同时用脚和手“走路”（手是套上鞋子的），蹲下身子，像猴子一样垂着双臂，用肘腕和小臂拍打大腿。演完阿尔玛斯广场中午的嘈杂场面（声音方面）后，在某种意义上说，用音乐配制——铁器叮当作响，刮玻璃，为了模仿在松软地毯上椅子滑动和人跌倒的声音用几块木板磨蹭臀部——利马某个高傲的贵妇宅邸内的情况就是小事一桩了：贵妇用中国瓷器为女友倒茶，或者用音响效果使人仿佛亲临巴尔兰科动物园，可以听到野兽吼叫，飞禽啼鸣，动物用嘴刨地，豺狼嚎叫（他还另外增加了许多动物）。录音完成后，他就像刚刚跑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马拉松赛跑，呼哧呼哧喘个不停，两眼发黑，汗流浃背。
“鲁乔的演出还要一个小时才开始，可是人群已经把贝伦大街的交通给堵塞了。这会儿，全秘鲁都在收听泛美电台的广播。”
彼得罗·卡玛乔犹如置身于葬礼上的严肃态度感染了他的合作者。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古巴CMQ电台的广播剧常常是在狂欢的气氛中录制的，演员们一边表演一边相互做着怪相，或做着下流的动作嘲弄自己和自己说的话。现在给人的印象则是，如果有谁开个玩笑，别人就会向他扑过去，把他当作亵渎神明的家伙进行惩罚。当时我想那也许是出于对上司的恭顺装出来的，为的是不像阿根廷人那样被赶走，实际上他们并不像上司那样对自己成为“艺术的牧师”有十分把握。但是，我错了。返回泛美电台时，我和何塞菲娜·桑切斯一起在贝伦大街散了会儿步，何塞菲娜·桑切斯在两场广播剧之间的空闲时间要回去为家里煮点茶。我问她玻利维亚文人是否每次录音前都要发表那种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是这次有点例外。她那样轻蔑地看了看我，以致肥胖的下巴都颤抖了。
我给小赫纳罗打了电话，兴高采烈地说：
“今天他讲得不多，因为他没有灵感。有时想到他那些思想不保留下来传给后代，真叫人难过。”
“一大堆女人挤在台阶上、门口和电梯前，”帕斯库亚尔对我说，“我想法请她们给我让条路，可是她们把我当作饿汉。”
我问她——她“有那么丰富的经验”——是否真的认为彼得罗·卡玛乔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她迟疑了几秒钟才找到了恰当的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鲁乔·加蒂卡途经利马一事，在我们的新闻稿上被帕斯库亚尔炫耀成“绝妙的艺术界大事和全国无线电电话的巨大成就”。那次骚乱使我损失不小，丢了一条领带，撕破了一件衬衣，都是九成新的，并且我再次对胡利娅姨妈爽约。在这位智利波莱罗歌唱家到来之前，我在各家报纸上看到过他数不清的照片和颂扬他的文章（小赫纳罗曾说，不是花钞票买来的文章最值钱），但是，只是当我在贝伦大街看到妇女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进入演出厅时，才真正发现他的声名如此显赫。由于演出厅很小——仅一百个池座——只有屈指可数的女士得以入座观看。演出的那天晚上，泛美电台门前挤得水泄不通，我和帕斯库亚尔不得不从与我们的住房共用一个平台的邻楼爬到顶楼。我们已把七点钟的新闻稿写完，但无法送到二楼去。
“那个人把艺术家的职业奉为神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