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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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陡然中断了我们的对话，去训斥侍者，因为他发现送来的汤淡而无味。之后我们不得不跑步到电台去，因为下午三点钟的广播剧在等他。分手的时候，我对他说，为了帮助他，我愿倾力效劳。

“可以说这儿是我们的爱巢吗？”胡利娅姨妈问我，“还是我们的婚姻滑稽可笑？”

“我对您的唯一要求是保持沉默，”他对我说，脸上挂着一丝冷笑。接着又补充说：“您不要担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车到山前必有路。”

胡利娅姨妈到泛美电台来已经成了习惯。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最可靠，因为实际上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完全支持我们。胡利娅姨妈下午五点之后来，是最安静的时候。赫纳罗父子已经离去，几乎不会有人突然闯进顶楼。我的同事有默契地请假去喝咖啡，这样我和胡利娅姨妈就可以接吻，单独交谈。有时我写作，她找本杂志来读或者同哈维尔聊天。每到七点左右，哈维尔准来找我们。我们已经形成了难分难离的一体，我和胡利娅姨妈的恋爱在这所墙壁薄薄的房子里完全不受拘束，可以手拉手，可以接吻，谁也不注意我们。我们感到很幸福。进了这间顶楼，我们是自由的，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以相爱，可以谈有关我们的任何事情，感到周围的人完全理解我们。出了这间顶楼，就人人都敌视我们，我们不得不撒谎，躲躲闪闪。

在顶楼，我查阅了下午的报纸，标出选用的消息，定好六点钟采访一位历史神经外科大夫。这位大夫利用人类学博物馆借给他的印加人医疗器械施行了脑颅环锯术。下午三点半，我开始一会儿看看手表一会儿听电话。胡利娅姨妈四点钟打来了电话，那时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还没有来。

我的小说采用一个孩子独白的形式。这孩子躺在床上，思索着想弄清姨妈神秘失踪的内幕。结尾写的是为女主人公守灵。这是一篇社会小说，充满了对怀有偏见的亲属们的愤恨。我写了两个星期，对胡利娅姨妈和哈维尔一再提起它，他们终于被打动了，要我念给他们听。但是星期一下午，我念小说前，给他们讲了瘦削的墨西哥夫人和那位重要人物的故事。我这样做未免失算，使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他们觉得这件奇闻比我的小说有趣得多。

“吃午饭的时候，我姐姐跟我谈了，”她对我说，声音凄惨，“这件丑事闹得太大了，你的父母要来跟我算账，姐姐要我回玻利维亚。我有什么办法？只好走，小巴尔加斯。”

那天下午，我要给胡利娅姨妈和哈维尔读一篇刚刚写完的短篇小说《埃丽娅娜姨妈》。《商报》一直没有刊登那篇关于飞人的故事，于是我便写了另一篇故事借以排解。这篇故事以发生在我家里的一件事为素材。我小时候，埃丽娅娜是到我家来的许多姨妈中的一个。在那些姨妈中，我最喜欢她，因为她带给我巧克力，有时还带我去克雷姆·里卡咖啡馆喝茶。她喜欢甜食，这件事在全家人聚会时常常受到嘲笑，大家说她把做女秘书的全部工资都拿去买牛奶饼、酥羊角面包、松糕和布兰卡小店的浓巧克力了。她胖乎乎的，待人亲切，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姑娘。当家里人在背后议论她一辈子也难以出阁时，我总是站出来为她辩护。有一天，埃丽娅娜姨妈没到我家来，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十分神秘。家里人也不再提起她。那时我大概六七岁，向家里人问起埃丽娅娜姨妈时，他们回答说：去旅行了，生病了，过些日子说不定哪一天会来的。对这些回答，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五年后，全家人突然戴起孝来。那天晚上，我在外祖父家里知道他们参加了埃丽娅娜姨妈的葬礼，她刚刚死于癌症。这样，那件神秘之事便真相大白了。当埃丽娅娜姨妈看起来注定要做老处女的时候，她突然不合适地结了婚，对方是耶稣·玛利亚大街一家酒店的老板。全家人，从她的父母开始，都为这件丑事大为震惊，在她活着的时候就宣布她已经死了，从来不去看她，也不许她进家门。但是当她死了的时候，家里人饶恕了她——我们毕竟是些有感情的人——去为她守灵，参加她的葬礼，并为她洒下许多眼泪。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我问她。

“他不是一个坏丈夫，”后来彼得罗·卡玛乔对我解释，“而是一个敏感、非常自矜的人。”

她笑了，但并不很愉快。

我看了她一眼，发现她形容憔悴，眼睛忽而睁大忽而紧闭，嘴巴奇特地翕动着。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那位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的反应，他听到妻子的提醒，飞快地向她扫了一眼，又迅速地扫了我一眼，神情十分慌张，当即看看前方，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加快了脚步。墨西哥夫人停在我身旁，面容难看，眼看要跌倒，我伸手搀住她。幸好，由于她那样瘦弱，我还能扶得住。那个重要人物大步流星地逃走了，我不得不担负起拖着他的女人前进的艰巨任务。人们给我们让路，停下来看我们。就这样，当我们到达哥伦布电影院时，瘦弱的墨西哥夫人不仅露出怪相，而且开始流口水、淌鼻涕、流眼泪。我听到一个卖香烟的小贩说：“她还在撒尿呐！”果真，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他已经穿过科尔梅纳大街，消失在玻利瓦尔酒吧间门口拥挤的人群中）的妻子在我们身后留下了一道黄色的水痕。到了街角，我不得不把她扛起来走完剩下的五十米路程。那情景真是既风流又壮观。汽车司机们频频对我们按喇叭，警察吹哨子，行人指着我们议论纷纷。瘦弱的墨西哥夫人在我双臂之中不停地翻腾，面容依然难看。我的手和鼻子感觉到那女人除了小便，身上还流出更肮脏的东西。她的嗓子里不停地发出一种微弱的声响。一进入玻利瓦尔饭店，就听有人严厉地命令我说：“送到301号房间。”这是那个重要人物，他的半边身子隐藏在帷幕后。刚发完命令，他就又逃走了，迈着轻快的步子奔向电梯。我们乘电梯上楼时，他既不看我，也不看他的配偶，仿佛想显示出并非无礼的样子。开电梯的人帮我把夫人送到房间。但是我们刚把她安置在床上，那个重要人物就毫不客气地一下子把我们推出房门，没有道谢，也没说再见，“咣啷”一声把门关上，把我们赶了出来。这时，他脸上的那副表情简直难以描述。

“我跟你讲真的。”我坚持说。

“耶稣，耶稣，我感到不舒服……”

“你真的要我和你结婚？”胡利娅姨妈又笑了，这一次有些高兴。

事情发生在我陪这对夫妇回玻利瓦尔饭店的路上。时值中午，贝伦大街和圣马丁广场上挤得水泄不通。夫人走在人行道上，丈夫走在大街中央，我跟在他们旁边。刚刚穿过中央电台门前，为了找点话说，我再次对那个重要人物说这次采访非常成功。这时，那位墨西哥贵妇的细嗓子突然打断了我：

“你答应不答应？”我对她说，“快点儿，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马上就到了。”

相反，在那个值得怀念的一周的第一天，我所采访的墨西哥人却是一个头脑机敏、谈锋甚健的人。他在一家杂志当主编，写过关于墨西哥革命的书，眼下正率领一个经济学家代表团住在玻利瓦尔饭店。他答应到电台来，我亲自去请他。这位先生高高的个子，身板笔直，衣着考究，头发已经全白，看上去有六十岁光景。他的夫人陪着他。那女人长着一双活泼的小眼睛，戴着一顶编花小帽子。在从饭店去电台的路上，我们做了采访的准备。访问的内容录了十五分钟，这使小赫纳罗惊讶不已，因为那位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回答每一个问题时都毫不留情地鞭挞了军事独裁（在秘鲁，我们遭受了以奥德里亚为首的军事独裁）。

“你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为了向你家里人证明你已经是大人了？”胡利娅姨妈对我说，语调亲切。

那是难忘的一周，在那周的第一天就发生了一段趣味横生的插曲（诚然，过去遇到烤肉工人时那种粗暴的特点并没有在这个插曲中重现）。我在这个插曲中既是目击者，又是半个主角。小赫纳罗一心致力于节目革新。一天，他作出决定，为了使新闻节目轻松愉快，叫我们插进一些访问实录，要我马上和巴斯库亚尔动手干起来。从那时起，我们每天都在泛美电台的晚间节目里播出以当前某个事件为题材的采访，这意味着新闻部增加了工作量（但是没有增加工资）。不过我并没有怨言，因为这项工作很有趣。在贝伦大街的工作室里或站在录音机前向酒吧间的艺术家、国会议员、足球运动员或神童们提问题时，我都毫无例外地为创作小说搜集题材。在那个动人的插曲之前，我采访过的最有趣的人是一个委内瑞拉斗牛士。那段时间，阿乔斗牛场取得了空前成功。这个斗牛士第一个下午得到了几只牛耳朵的奖赏；第二个下午经过一番神奇的周旋，又得到了一只牛蹄子的奖赏，人们把它架在肩上从里市场抬到圣马丁广场他下榻的饭店；第三个下午，也就是最后一个下午，斗牛入场券因他的人气被转手高价炒卖，他却未获成功。下场后，他吓得像头鹿似的，整个下午都逃开斗牛，连一次出色的俯冲都没表演出来。他一次次地失败，总也不能击中牛的要害。第二次下场时，竟然受到四次鸣笛警告。斗牛场前几排看台上的人大声哄叫，恨不得把阿乔斗牛场烧掉，私刑拷打委内瑞拉斗牛士。斗牛士迎着一片嘘声和雨点般飞来的坐垫，被宪兵一路护送回饭店。第二天上午，他上飞机前几小时，我在玻利瓦尔饭店的一间小客厅里会见了他。我发现他还不如他所斗的牛聪明、几乎像牛一样不能把话讲清楚，真大惑不解。他不能组一个连贯的句子，不能正确运用动词时态。他的思想方式使人想到一个个的肿瘤，想到失语症，想到类人猿。他的外表和本质一样“非凡”，说话的语调像倒霉鬼，总是用些指小词，吃掉词尾。当他时不时地停下来，想不出要说什么话时，便像动物似的发出哼哼声。

“是有这种考虑。”我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