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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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出悲剧，真是倒霉透顶。以前这是收听率最高的节目，广告商都为它打架。”他一面说一面翻阅着一堆纸片，“再去依附CMQ的那些鲨鱼们会是怎样的灾难哟！”
“总而言之，你父亲只要愿意，就能把胡利娅弄得十分难堪。”我和哈维尔回电台去，走到拐向联盟大街的地方时，哈维尔做出这样的结论：“他真的在政府里有什么势力？”
我们正准备听完纳丽的叙述，电话铃响了。是小赫纳罗打来的，说有急事要马上见我。我下楼到了他的办公室，心里暗想，这一回可要挨骂了。但是，他像在电梯里那样地接待了我，大概以为我完全了解他的问题。他刚刚与哈瓦那通过电话，骂骂咧咧地说，CMQ乘人之危，利用他的窘况，把剧本的价格提高了四倍。
我不清楚。也许他是某个将军的朋友或某个部长的教父。为了了解警察局的意图，我毅然决定不等到第二天才去。我请哈维尔帮我从中央电台的乱纸堆里找出几个脚本，以便我腾出时间当天去警察局弄清疑团。他同意了，还答应万一我被拘留，他会去探监，每次都给我带香烟。
接着，他们三个人，特别是纳丽（她一直在经理部注意着事态的发展）给我叙述了详情。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专心致志忙于结婚的那几天里发生的。以灾难收场，这是广播剧的原则：火灾、地震、车祸、沉船、出轨等毁灭性的事件，在几分钟之内要毁灭数十个角色。这一次，就连中央电台的演员和职员，由于害怕或实在无法阻止听众的怨言与抗议传入赫纳罗父子的耳朵中，再也不给那位大手笔充当保护墙了。两位老板已从报纸上有所警觉，连日来，新闻记者一直在嘲讽彼得罗·卡玛乔所写的灾难悲剧。于是赫纳罗父子召见了彼得罗，为了不伤害他的自尊心，不使他生气，父子二人询问，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但是，就在会见期间，他的精神病发作了，赫纳罗父子大失所望。那悲惨的结局是由于彼得罗·卡玛乔试图从零开始重新编写剧本，因为他的记忆力不行了，已经不晓得他前面写过什么事、什么人，也不晓得各个人物属于哪个故事。纳丽说：“当时他边喊边哭，用两手揪扯着头发。”他对赫纳罗父子毫不掩饰地说，最近几周来，他的工作、生活和睡眠已经成为一种苦刑。赫纳罗父子动员他去看利马著名的大夫奥诺里奥·德尔加多。这位名医立刻建议，大作家已不宜工作，他那“衰竭”的脑力必须花一段时间恢复。
下午六点，我交给小赫纳罗两个稍加整理的脚本，并答应他次日再交三个。接着我飞快地看了一下七点和八点的新闻稿，告诉巴斯库亚尔我还要回泛美电台。半小时后，我在哈维尔陪同下来到米拉弗洛雷斯区的7月28日海堤警察分局。我们等了很久，终于有一名警官——穿军服的少校——和一名侦缉队长接见了我们。我父亲这天上午来这里要求他们正式传讯我，他们手头已经写好了询问提纲。我的回答要由便衣警察打字记录下来，这样就费去很多时间，因为那个打字员十分蹩脚。我承认我已经结婚（而且特别强调，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愿），但我拒绝说出是在什么地点举行的婚礼和在哪儿登记的。我同样拒绝回答谁是证婚人。问题都是这类性质的，似乎出自一个别有用心的讼棍之手，诸如我的出生年月（似乎以前是含糊不清的），接着便问我是否尚未成年，现在居住何处，与何人同居。当然，他们也问到了胡利娅姨妈的年龄（他们称她为胡利娅夫人）。这个问题我也拒不回答，我说披露女士的年龄是使人不愉快的。这句话引起了两位警察儿童般的好奇心。当我在供词上签字后，他们摆出长辈的架势，说“纯粹出于好奇心”，问一问“夫人”比我大几岁。走出警察分局时，我突然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仿佛自己当了杀人犯或强盗。
“彼得罗·卡玛乔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大巴布罗沉痛地低声说，“马里奥先生，这是多么悲惨的事啊！”
哈维尔认为我很失策，因为拒绝说出结婚地点本身就是挑衅行为，那会更加激怒我的父亲，而且完全于事无补，因为他不出几天就会调查出来。这天晚上，由于处于那样的心情，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回到电台和鲁乔舅舅的家里。奥尔卡舅妈给我开了门，脸色阴沉，目光恐怖，但什么也没对我说，还伸过面颊让我亲吻。她和我一道走进客厅，胡利娅姨妈和鲁乔舅舅都在那里。一见到他们，我便明白事情相当糟糕，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在二楼下了电梯。我为了浑水摸鱼，也摆出一副哭丧的面孔，低声嘟囔着什么，好像完全了解他对我谈到的事：“啊，糟糕，真遗憾！”我为发生那么严重的事而暗自庆幸，正因为如此，我的缺勤便不会被察觉。我走到顶楼，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正神情忧伤地听小赫纳罗的女秘书纳丽讲些什么。他们只向我略微点头致意，谁也没有拿我的婚事开玩笑。大家难过地望着我说：
“事情变得很麻烦。”胡利娅姨妈告诉我，拉住我的手。我看见这个动作引起了奥尔卡舅妈的不快。“我那位公公打算把我当作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灾难已经降临了。”他对我说，难过地摇摇头，仿佛我们刚刚谈过那件事，“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只得让他住院。”
原来那天下午，豪尔赫、胡安和彼得罗三位舅父会晤了我的父亲。看见我父亲气成那副样子，他们吓得跑了回来。他神情激怒，两眼发直，话语中流露出不可动摇的决心。他的态度很明确：胡利娅姨妈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离开秘鲁，否则要承担一切后果。他果然是独裁政权劳工部长（一个叫做比利亚科塔的将军）的契友（可能是中学同学）。他已经同部长谈过：假如胡利娅姨妈不愿自行离境，就由士兵押上飞机。至于我，如果不肯听话，便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同对哈维尔那样，他也掏出左轮手枪给我的舅舅们看。最后，我拿出了父亲的信，并叙述了警方的传讯，以此来结束那个场面。父亲的信起了这样一种作用：它把鲁乔舅舅和奥尔卡舅妈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了。鲁乔舅舅斟上几杯威士忌，我们正举杯要喝，奥尔卡舅妈忽然放声大哭起来，她说，这怎么可能！她的妹妹竟然被看作罪犯，受到警察的威胁？她们是玻利维亚的名门望族呀！
在开往利马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上，我忽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会不会已经有人占据了我的办公桌？我三天没上班了，加上最近几周为了准备结婚，完全没有过问新闻稿，这样一来，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任何荒唐事都可能干出来。我心情沉重地想到，除了会产生人事纠纷，还意味着我会失去工作。我开始编造能打动赫纳罗父子的理由，但是，当我提心吊胆地走进泛美电台的大楼时，我惊讶到了极点，因为在电梯上遇见开明的企业主时，他向我打招呼的样子就像我们刚刚分手十分钟。他的脸色显得十分严肃：
“除了我走，没有别的办法，小巴尔加斯。”胡利娅姨妈说道。我看见她和我舅父母交换了一个眼色，明白他们商量过了。“你别这么瞅着我，这不是什么阴谋，也不是永久分离，只等你父亲火气一消，我就回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引起更大的风波。”
我回答母亲说，我和胡利娅姨妈正是为了永远在一起才结婚的。婚礼刚举行两天，就把我的妻子打发到国外，实在不堪设想。可是她无意和我讨论此事：“你了解你父亲，他的脾气你知道。只能让他高兴，不然的话……”说着，眼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最后我说上班要迟到了，改天再谈吧。我就我的前途问题又宽慰了她一番，向她保证一定拿到律师文凭。
他们仨早已商讨妥当，并且拟好了一份计划。他们排除了玻利维亚，建议胡利娅姨妈去智利，到瓦尔帕莱索她祖母家里。她在那里住到大家心平气和时就回来。我一通知她，她便马上重返秘鲁。听完计划，我生气地表示坚决反对。我说，胡利娅姨妈是我的妻子，我同她结婚就是为了生活在一起，要走我们一道走。他们提醒我说，我尚未成年，没有父亲的准许，不能申请出国护照。我说，那就偷越国境。他们又问我手中有多少钱就想去国外生活（办理婚事和预付房租的花销，把泛美电台预支的工资和在当铺里抵押衣物的钱全部用光，身上所剩无几，只够买几盒香烟）？
洗过淋浴、换过衣服——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那重担我已经挑了四天）——我和母亲可以谈话了。她已停止哭泣，正在喝外婆给她泡的茶。外婆坐在椅子扶手上，不停地抚摸着母亲，好像她是个小女孩。我开了个玩笑，想让母亲笑起来，结果极为冷场（“妈妈，既然我已经跟您的好朋友结了婚，您该高兴才对呀。”）。接着我涉及了那些一点就爆的话题。我对她发誓说我绝不会放弃学业，一定要拿到律师证书，甚至说不定我还要和秘鲁外交界有所接触（“妈妈，外交部那些人不是伪君子就是性变态。”）。进入外交部，这是母亲关于我的最大夙愿。她的态度渐渐缓和下来，但脸上总是挂着痛苦的表情。她询问了我在大学的情况、学习成绩、电台的工作；她骂我不讲情义，居然不给亲娘写信。她说我父亲受到了可怕的打击，他对我期望极大，所以一定要阻止那个女人毁掉我的一生。他请教过律师们，说我的婚姻无效，将宣布作废，胡利娅姨妈可能以少年教唆犯的罪名被起诉。我父亲盛怒未消，眼下还不想见我，以免发生不测。他要求胡利娅姨妈立刻离开秘鲁，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