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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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已经结婚，这是谁也不能夺走的东西，”胡利娅姨妈说道，一面抚弄着我的头发，一面热泪盈眶地亲吻着我，“只是分开几个星期，最多几个月。我不愿因为我的过错而让你吃子弹。”
在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帮助下，我终于使母亲安静下来。外祖父和外祖母真是谨慎、善良、机智的楷模。外祖父按照惯例吻我的前额时，只是说道：“哎呀，诗人，你总算又露面了，真让我们好操心呐。”外祖母一连亲吻、拥抱我好几次之后，在我耳边用一种隐秘而淘气的口吻问道（为了不让我母亲听见，那声音极低）：“胡利娅好吗？”
吃饭的时候，奥尔卡舅妈和鲁乔舅舅一一申明道理，试图说服我，什么我应该理智一些呀，我已经过于任性啦；什么现在已经结婚了，就该做些权宜的让步呀，以免弄得不可收拾。他们说，我应该理解他们——他们面对我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作为胡利娅姨妈的姐姐和姐夫，所处的地位十分为难。他们对胡利娅的事左右为难，既不能表示赞成，又不能表示反对。将来他们会帮助我们的，现在也已经这样做了，我应该和他们配合。他们说，胡利娅姨妈在瓦尔帕莱索逗留期间，我必须再找一份工作；不如此，将来我们靠什么生活？谁来养活我们？我父亲终究会平静下来，接受既成事实。
还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我已到了外祖父家里。在这里，我和母亲相遇了。我进门时，她正在客厅里，一看见是我，就放声大哭起来。她把我紧紧抱在怀里，不停地抚摸着我的眼睛和面颊，把手指插进我的头发，泣不成声，无限哀怜地一遍遍地说：“我的儿子，宝贝儿，亲爱的，人家怎么欺负你了？那女人对你搞了些什么名堂呀！”我将近一年没有看见母亲了。尽管由于哭泣，她的脸庞有些浮肿，可我觉得她比以前更年轻漂亮。我尽量安慰她，告诉她人家并没有逼迫我，是我自己下决心要结婚。她听不得新媳妇的名字，不免哭得更加伤心。由于正在火头上，她十分冲动，骂胡利娅姨妈是“那个老太婆”“欺人太甚的娘儿们”“那个离过婚的女人”。突然，在这场戏中，我发现了一件以前不曾留心的事：比起飞短流长，更使母亲难过的是宗教信仰，因为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胡利娅姨妈的年龄比我大，她倒觉得无伤大雅，但是胡利娅离过婚这件事，她却认为关系重大（也就是说，教会方面是不许她再婚的）。
午夜时分，舅父母已经悄悄上床睡觉，我和胡利娅姨妈穿着内衣，胆战心惊地颠鸾倒凤，百般恩爱，同时两耳不安地警惕着任何意外的响动，直到筋疲力竭。确实没有别的办法。次日清晨，我们就要退掉去拉巴斯的飞机票，改买去智利的票。半小时后，我走在米拉弗洛雷斯区的大街上朝外祖父家那间单身小屋走去，一路上感到既痛苦又乏力，暗暗地咒骂自己竟然连买一支左轮手枪的钱都没有。
我问她租的那间房子怎样了，她那务实精神又一次使我感到惊讶：就在这天上午，她已经跟房主谈过了。由于洗澡间需要修缮，还要更换一扇门，涂上油漆，因此十天内是不能住的。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当我向外祖父家走去时，心中盘算着，这两个星期，我俩到什么鬼地方去避难呢？
两天后，胡利娅姨妈登上一架黎明起飞的班机，前往智利。调换机票时，航空公司并没有表示为难，但是有票价差额问题。多亏巴斯库亚尔借给我们一千五百索尔，才把这笔钱付了（当巴斯库亚尔告诉我他有一张五千索尔的存折，我真是惊讶极了，因为就凭他挣的那点工资，有这笔存款可以说是奇迹）。为了胡利娅姨妈能够带些零用钱，我把全部藏书，甚至法律专业的法典和讲义都卖给了拉巴斯大街上的书商，然后用这笔钱兑换了五十美元。
“在他没消气前，你可别去看他，”她警告我说，“他气成那个样子，会把你揍死的。”
奥尔卡舅妈和鲁乔舅舅同我们一起到了机场。前一天夜里，我留在了他们家中。我俩没有睡觉，也没有同房。晚饭后，舅父母走开了，我坐在床头望着胡利娅姨妈细心地打点行装。随后，我们便到没有开灯的客厅里坐下。我们待了三四个小时，手握着手，紧紧地依偎在沙发上；为了不吵醒家里人，我们轻声交谈着。我们间或拥抱、偎依着脸和接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在吸烟和谈话中度过的。我们谈到当我们重聚的时候将做些什么，谈到她将如何协助我工作，谈到总有一天我们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巴黎住亭子间，在那儿我终将成为作家。我给她讲述了她那位同胞彼得罗·卡玛乔的事，告诉她他现在已住院，周围全是疯子，他本人也一定变疯了。我俩商定每天都要写一封长信，详细报告各自的情况：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有什么感受。我向她保证，当她重返秘鲁时，我一定把事情安排好，挣到的钱可以不致使我们饿死。五点钟，闹钟响了，天空仍然漆黑。一个小时后，当我们到达利马坦博机场时，天刚蒙蒙亮。胡利娅姨妈穿的是我喜欢的那件蓝色外衣，看上去很漂亮。当我们道别的时候，她十分平静，但是她拥抱我的时候，我感到她浑身在发抖。我却相反，站在机场平台上，望着她在晨曦中登上飞机的时候，我哽咽了，眼泪夺眶而出。
我跑到街口酒店里给南希表姐打电话，正好是她本人来接。一听出我的声音，她立刻走了调。我们约好十分钟后在萨拉萨尔公园见面。当我到达公园时，瘦姑娘已经等在那里，急不可耐地要满足好奇心。在她未告诉我任何事情之前，我不得不把钦查历险记从头至尾给她讲了一遍，还回答了她许多关于细节的提问，诸如胡利娅姨妈结婚时穿什么衣服之类。使她觉得有趣并开心大笑起来的是那个我稍微添油加醋讲述的故事（她并不相信）：批准我们结婚的那位村长是个半裸体的赤脚黑人渔夫。讲完，我让她详细说说家里人对我们结婚的反应。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来来去去挨门串户地奔走相告，紧张激烈地秘密协商，忙不迭地电话交谈，纵横满面地流泪；之后又纷纷去慰问我的母亲，好像她已经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对南希则是进行了围攻和威胁，因为他们认为她是我们的同谋，硬逼她说出我们在什么地方。但她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断然否认知道我们的下落，甚至流下几滴鳄鱼的眼泪，使他们犹豫起来。瘦南希对我父亲的举动同样深感不安。
她在智利的流亡生活持续了一个月又十四天。这六个星期对我来说具有决定意义。在这段时间里（我访亲拜友，求同学告老师；哀求他们、打扰他们，弄得他们头昏脑涨，为的是让他们助我一臂之力），我终于找到了七份工作，其中当然包括电台编辑。第一份工作是在国家俱乐部图书馆，该馆位于电台附近。我的任务是每天上午利用编新闻稿的间歇去那里两个小时，把新到的书籍和杂志登记注册，把旧杂志编入总目。第二份工作是圣马尔可大学的一位历史系教授（我在他的课上取得过优异的成绩）要我做他的助手，每天下午三点至五点，在他坐落于米拉弗洛雷斯区的住宅里，将报纸上的有关文章登入卡片，以备他撰写秘鲁史之用；教授承担的部分是征服时期与独立战争两个分卷。在新找到的工作中，最为生动有趣的是与利马公共慈善局签订的合同——牧师公墓里有一大排殖民时期的墓碑，相关登记册已经丢失，我的任务是研究碑文的内容，将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登记造册。这份工作我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因为是计件付酬，每个死者给一个索尔。我利用下午六点的新闻稿与泛美电台播音的间歇去做这件事。这时哈维尔已经下班，常常陪我一同去。那时正值隆冬，天黑得早，公墓的主任（一个胖子，自称曾八次出席国会参加秘鲁总统的交接仪式）借给我们手电筒和小梯子，以便阅读壁龛高处的碑文。有时我们开玩笑，假装听到叹息声和脚镣响，看到坟墓中出现白色身影，结果真的吓得毛骨悚然。除了每周去两三次，星期天的上午也去干这件事。其余的工作多少带有一些文学性质：每周为《商报》的星期天副刊做一篇诗人、小说家或散文家的访问记，发表在《作家与作品》专栏；每月为《秘鲁文化》杂志撰写一篇文章，栏目的标题是我取的：《人物、书籍与思想》。最后，一位教授朋友委托我为投考天主教大学的学生编写公民教育课大纲（尽管我是圣马尔可大学的学生，我们学校与天主教大学是死对头），每星期一还必须交出一道入学考试题的详细答案（题目各式各样，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从祖国的标志开始，旁及土著的花卉与动物，直到土著语言学者与西班牙语学者之间的论战）。
我起身说，我该到泛美电台去看看，如果此时丢掉这份工作就可太惨了。鲁乔舅舅一直送我到门口，要我回来吃午饭。我和胡利娅姨妈吻别时，看见舅舅在微笑。
这些工作（我感到好像在和彼得罗·卡玛乔比赛）使我的收入增加了三倍，足够支付两个人的生活费用。我从每份工作中都预支了部分工资，这样就把打字机赎了回来，这台机器对新闻工作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尽管我有许多文章仍是在泛美电台写的）。用这些钱，还请南希表姐买了一些装饰住房的东西，因为女房东果然在十五天后把房间租给了我。接收有两个房间外加一个小小洗澡间的那套房子的早晨，我感到快活极了。可我仍旧住在外公家，因为我决定等到胡利娅姨妈回来的那一天再开始使用。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去那里写文章，编制死者名单。我虽然不停地工作，不停地东奔西走，却并不感到疲倦和气馁，恰恰相反，我感到精力十分旺盛；我认为我能够像从前那样继续读书（尽管那是每天在乘公共汽车的时间里进行的）。
“起初，她差点儿给我一记耳光。”胡利娅姨妈坦率地说，在我身边坐下，“当然，她痛骂了我一顿。可无论如何，看来在事情澄清前，我还可以继续住在家里。”
胡利娅姨妈信守诺言，每天都有信来。外祖母把信交给我的时候，眼里总闪耀出调皮的光芒，低声问：“这封信是谁写来的呀？是谁写来的呀？”我也连续不断地给她写信，每天夜里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这个，有时虽然已经头昏脑涨、睡意蒙眬，但仍然向她报告这一天的忙碌情景。自从她出走，我先后在外祖父家、鲁乔舅舅家、大街上遇见了许多亲戚，看到了他们的反应。他们态度各异，有些是出乎意料的。彼得罗舅舅的态度最为严厉，全然不理睬我的问候，冷冰冰地看我一眼，便马上背转身去。赫苏斯姨妈老泪纵横地拥抱着我，用动人的声调耳语道：“可怜的孩子！”其他姨妈、舅妈、姑妈和叔叔、伯伯、舅舅则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似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他们对我十分亲热，但绝不谈胡利娅姨妈，对我们的婚事装作从未知悉。
“你居然安然无恙地活着出来了，”鲁乔舅舅说道，“我以为你姐姐会把你的头发给揪光呢。”
我一直没见到父亲，但我知道一旦胡利娅姨妈出国，他的要求被满足，怒气便会打消。那时，我父母暂住在几位叔叔家里，我从未去拜访过，可是我母亲天天都来外祖父家里和我会面。她对我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是亲切，充满母爱；而另一方面，每当那个忌讳的话题直接或间接地露头，她立刻变得脸色苍白，泪流满面，并且坚决地表示：“我永远也不会同意这件事。”当我建议她去看看那套房间的时候，她动了肝火，好像我骂了她。她总是指责我卖衣物和书籍的事，仿佛那是一场希腊悲剧。我打断她，说道：“好妈妈，您别再来您那套广播剧了。”她从不提起我的父亲，我也不问她；但是由于经常看见他的亲戚们，我获悉他火气已消，转而对我的前途感到失望。他常常说：“他在满二十一岁以前必须听我的话，往后就随他去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