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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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依然沉默不语，等待我讲下去。为了显得镇定，我缓缓地讲起来，留心观察着他的反应。我详尽地谈到我找到的工作，每份工作的收入，如何安排时间去完成上述工作，以及完成大学课程作业和考试的情况。我没有撒谎，但是我把一切都说得令人满意：我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而又严肃，并且热切地盼望着结束学业。讲到这里，我停下来，父亲仍旧一言不发，等待着我的结论。因此我只好咽口唾液，说了出来：
上午十时，我们到达利马。这一天，天色灰暗，薄雾将房屋和人群罩上一层幻影；湿气很大，使人觉得仿佛吸入肺中的全是水。我们在奥尔卡舅妈和鲁乔舅舅家门口下了汽车。敲门前，为了互相打气，我俩再次用力握了握手。胡利娅姨妈十分严肃，我的心情很紧张。
“您看，我已经可以谋生，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够继续读书。”随后，我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几乎听不见，“我希望你能准许我把胡利娅叫回来。我俩已经结婚了，她不能一个人生活。”
她既不惊慌也不难过，看上去心情还很愉快，像是决心应对任何灾难。自己也是这样。付过店钱，我们去阿尔玛斯广场饮了一杯牛奶咖啡半小时后搭上一辆开往利马的破旧公共汽车，又飞驰在泛美公路上了。我俩几乎始终在接吻，亲脸，拉手；低声耳语着互相爱慕的话，毫不理会旅客和司机（他从后视镜中窥视着我们）不安的目光。
他眨眨眼睛，脸色越发苍白了。一霎间，我以为他又要大发雷霆，那曾经是我童年最可怕的噩梦之一。但只是粗声粗气地对我说：
“我可不喜欢手里挥动左轮手枪这种事，”胡利娅姨妈发表看法，“我推测他开枪要射的人是我，对不对？喂，小巴尔加斯，但愿我那位公公别在蜜月里杀死我。翻车的事怎么样？可怜的哈维尔！可怜的巴斯库亚尔！因为咱们的疯狂，把他们害苦了。”
“正如你所知道的，这桩婚事无效。你尚未成年，未经允许不能结婚。如今你结婚了，那只能是伪造证明或偷改出生日期才能办到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这桩婚事可以随时取消。”
我骂他不该私拆别人的信件；然后告诉他，我们准备立即回利马，中午前后到他上班的地方去看他，或者给他打电话。胡利娅姨妈这时正在穿衣服，我把发生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不过尽量轻描淡写。
他解释说，伪造官方证明是很严重的，会受到法律制裁。如果说要由谁为此付出代价，那将不是我这个小孩子，因为法官会认为我是被诱骗的；要追究的是那个成年女人，因为按照逻辑，她必将被认为是诱骗犯。做完这番法律阐述（他是用冷冰冰的声调讲出来的），他长篇大论起来，渐渐显得有些激动。我以为他讨厌我，然而实际上他一向为我好，即使有时对我严厉些，那也是为了纠正我的错误，为我的前途操心。他说，我这种难以管束的倔强性格和矛盾心理将会毁掉我的一生。这桩婚事等于在我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绳索，他是为了我好才反对的，并非像我所想的那样是为了伤害我。哪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此外，他明白我的恋爱并非坏事，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男子汉行为；如果我像个女人，那就可怕了。但是一个十八岁的半大小子，一个大学生，同一个离过婚的成年女人结婚，可真是难以估量的愚蠢举动，严重后果，到将来我才会懂得；到那时，由于这桩错误的婚姻，我会变成一个可怜虫，终日咽那杯难咽的苦酒。他可不希望我落得那样的下场，而盼望我诸事如意，前程似锦。总而言之，他要求我至少不放弃学业，否则将会遗憾终生。说罢，他站起身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接着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只听见隔壁打字声一阵阵传来。我低声告诉他保证念完大学，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分手的时候，我们犹豫了一下，便拥抱在一起。
“小巴尔加斯，最大的问题在于你父亲，”哈维尔报告完，说道，“家里别的人会慢慢默认，可你父亲现在火冒三丈。你还没读他给你的那封信呢！”
从父亲的办公室出来，我直奔中央邮局发出一份电报：“你已被赦。我尽速寄上机票。吻你。”那天下午我去历史学家的家里、泛美电台的阁楼和公墓，绞尽脑汁思索着如何凑齐这笔钱。当天夜里，我开出一张准备借钱的名单和款数。但是第二天外祖父送来一份回电：“明日乘智机到秘。吻你。”后来我才知道，胡利娅卖掉了戒指、耳环、发簪、手镯和几乎全部衣服才买到那张机票。当我在利马坦博机场接到她的时候（那是星期四的下午），她已是一个穷得身无分文的女人。
他和巴斯库亚尔前一天晚上乘公共汽车返回首都时，车子在距离利马五十公里处偏离了公路，在沙地里翻了车。他们二人都没有受伤，可是司机和另一个乘客伤势很重。深夜截车求援，简直比登天还难。回到寓所，哈维尔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可是接着又受到了更大的惊吓，原来有个人在门口等着他。那人是我的父亲，他面色铁青，手持左轮手枪，用威胁的口气对哈维尔说，如果不立刻讲出我和胡利娅姨妈藏在何处，就马上开枪。哈维尔吓得要死（“伙计，我自打生下来只在电影里见过左轮手枪。”），再三以爹妈和圣徒的名义赌咒发誓，说他确实不知道我们的下落，并声称已有一个星期没看见我了。我父亲听罢，稍稍平静了些，递给哈维尔一封信，让他亲自交到我手里。哈维尔被刚刚发生的事吓得晕头转向（“小巴尔加斯，这是怎样的一夜哟！”）。我父亲刚走，他便决定立刻去找鲁乔舅舅，打算了解一下我母亲这边的亲戚是否也如此愤怒。鲁乔舅舅身穿睡衣接待了他，他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鲁乔舅舅并不生气，但是感到难过，忧心忡忡，不知所措。哈维尔向他担保说我们的婚事完全符合各项法律程序，并声称曾极力劝我放弃婚事，但毫无效果。鲁乔舅舅建议我们尽快返回利马，相机行事，处理问题。
我把胡利娅直接送到那套小房子，这套房子几天前已由南希表姐打蜡，打扫得窗明几净，还用红玫瑰美化了一番，写着“欢迎你”。胡利娅姨妈里里外外审视了一遍，好像那是一个新玩具。看到给《秘鲁文化》的文章所做的批注，看到《商报》准备会见的作家名单，看到我的工作时间表以及支出清单（理论上证明我们是可以过活的），胡利娅姨妈开心地笑了。我对她说，我们亲热一番之后，我给她念一篇题为《虔诚的女信徒与尼古拉斯神父》的小说，请她选择一个结尾。
他开门见山地说：“坏消息，一大堆坏消息。”
“哎呀，小巴尔加斯，”她一面急忙脱衣服一面笑着说道，“你已经长成大人了。现在为了诸事如意，去掉你脸上的孩子气，答应我，留起胡子来吧。”
清晨七点，哈维尔从利马打来电话，声音很不清晰，但无论电话的嗡嗡声还是颤音的干扰都丝毫不能掩盖他那惊慌的语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