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第4/5页)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爱米文学网aimiw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住嘴，不要忘恩负义，你们两个都跟她有过关系，”雷瓦格里亚蒂博士说，“我也玩过她。”
他开始跟她搭讪，向她献殷勤。她以笑脸相迎，很快，两个人就一起外出了。他们恋爱了，过上了电影中的那种浪漫生活。这个黑发女人做事果断，有进取心，很会拿主意，善用心机。她想到他们可以开一家饭馆。当大巴布利托问她拿什么来开饭馆时，她回答说就用他们退职得到的钱。尽管在大巴布利托看来，放弃固定的收入而去冒险，这简直是发疯，但她还是照她的想法去做了。他们用退职金在帕鲁罗街区买下一所可怜的小房子，竭尽全力置办了桌椅和炊具。大巴布利托亲自粉刷墙壁，在门上涂写招牌：孔雀饭店。头一年，虽十分操劳，可他们挣的钱仅能糊口。为了到拉帕拉达街以最便宜的价钱买到上等配料，夫妻俩黎明即起。一切都是他们俩亲力亲为，她当厨师，他当侍者和收银员，二人共同打扫，整理。当饭馆打烊，便在桌子之间铺上几个垫子睡觉。从第二年起，顾客增多了，因此他们不得不雇一个人在厨房当助手，又雇一个人做跑堂。最后店堂容纳不下所有客人，只好婉言谢客。那时，这个黑发女人便想到了租用隔壁那间比她的饭馆大三倍的房子。他们真的那样做了，没有后悔。如今，他们把二楼都盘下了。他们在孔雀饭店对面买下了一所小房子。二人情投意合，终于结了婚。
“什么唱探戈舞曲不唱探戈舞曲，她是妓女。”大巴布利托高声叫道，眼睛里仿佛要喷出火来，“这事儿我清楚。我去梅萨尼奈夜总会看她演出，演完，她靠近了我，要我拿出二十个英镑和她睡一夜。我不干，对不起，小老太婆，你已老得没牙了，我可不愿要个老奶奶。就算不要钱，哪怕倒贴，我也不干。因为我向您发誓，马里奥先生，她确实没有牙齿了。”
当看门人不是苦差事。通知来访者，告诉他们电视台分哪些部门，在试看者排队进电视台时维持秩序，其余的时间便用来和街角的警察讨论足球。但是，此外——他咂了一下舌头，沉浸在愉快的回忆之中——有段时间，他的一部分工作是每天中午去阿雷纳莱斯大街的贝利索客栈买干酪肉馅饼，这家客栈距第五频道电视大楼有一个街区。赫纳罗父子很爱吃这种馅饼，职员、演员、播音员和制片人也很爱吃，大巴布利托也给他们带，这样他可以拿到大量小费。就是在这种来往于电视台和贝利索客栈之间的过程中（由于他穿制服，这个区的孩子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消防队员），大巴布利托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她是制做那些吱吱作响的美味煎食的女人：贝利索客栈的厨娘。“她对我的制服和法国将军帽很感兴趣，对我一见倾心，被我征服了。”他笑了，憋得透不过气来；喝了一口啤酒，又憋得透不过气来。大巴布利托继续说：“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黑发女人，比我年轻二十岁。她的胸脯丰满而结实，无可挑剔。我就是这样描述她的，马里奥先生。”
“他们早已结婚了。”巴斯库亚尔对我说，放下衬衣的袖子，穿上外套，打上领带，“是在玻利维亚，彼得罗来利马前结婚的。看来是她甩掉了他，去舞厅当妓女。彼得罗进了精神病院后，他们重新结合在一起。因此他成天说她是一位富有忘我精神的妻子，就是因为他发疯时，她又一次和他生活在一起。”
“从记者到看门人，好像在走下坡路，”他耸了耸肩膀说，“从头衔看确实如此，但是头衔能当饭吃吗？他们给我加了工资，这是最重要的。”
“他像狗一样感谢她，因为亏得她，他才有口饭吃。”
我们一起喝着啤酒，大巴布利托断断续续地——由于支气管炎的缘故——对我讲起了他的经历。他说电视机一传到秘鲁，赫纳罗父子就叫他穿起制服，戴上暗红色的帽子，到他们在阿雷基帕大街建起的第五频道电视台大楼做了看门人。
雷瓦格里亚蒂博士纠正说：“也许你认为他们一家全靠卡玛乔跑警察局搜集材料挣的钱生活？不，他们是靠那女人卖淫吃饭。如果不是她，他早患上结核病了。”
“我没有什么怨言，在多年的坎坷生活之后，到了老年，终于时来运转。不过，首先请你允许我要点儿啤酒，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他叫来跑堂，要了一瓶冰镇比尔森啤酒，而后笑了，这使他的哮喘又发作了，“人们常说结婚是自找苦吃，对我来说却正好相反。”
“事实上，彼得罗吃饭用不了许多钱。”巴斯库亚尔对我说。接着又解释说：“他们住在圣克里斯托的一条陋巷里。真是从天上跌到了地下，不是吗？我们这位亲爱的博士竟不相信当年彼得罗写广播剧时曾经是个人物，人们求着他亲笔签字留念。”
我们紧紧拥抱。真的，他没有任何变化，还是那个身材魁梧、笑容可掬的丘罗人，气喘吁吁，走起路来几乎抬不起脚，仿佛是为了保持生命力的旺盛而总是在滑冰。尽管转瞬间已过六旬，他还是一根白发都没有，头上仔细地抹了发蜡，直挺挺的头发精心地压平了，像是一个四十岁的阿根廷人。他看上去比在泛美电台当记者时（理论上可以说是记者）穿着阔气多了：一套花格绿西服，一条耀眼的小领带（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他系领带），皮鞋油光锃亮。见到他，我是如此高兴，便请他去喝咖啡。他接受了，我们最后在一家兼营饭菜、叫帕莱莫的小酒吧间里坐下来。这地方也使我回想起了大学年代。我对他说，我无需问他日子过得怎么样，因为一眼就可看出他生活得很好。他笑了——食指上戴着一枚镀金的、刻有印加图案的戒指——十分得意地对我说：
我们走出了房间。在隔壁的车库里检查收据的姑娘、编辑人员和包装杂志的小青年都已走了。他们熄了灯，乱七八糟堆在那儿的东西此刻像一群幽灵。我们到了街上，雷瓦格里亚蒂博士关上门，上了锁。我们四人并肩走着，到阿里加大街去找出租汽车。为了找个话头，我问为什么彼得罗只是资料员，而不是编辑。
为了认识城市的这种新貌，我沿着阿班凯林荫道朝大学公园和从前是圣马尔可大学的地方走去（这所大学已经搬到了利马郊外，我从前学人文学和法律的那幢破旧的大房子里，现在设立了博物馆和办事处）。我到那儿去不仅出于好奇和怀旧，而且出于文学上的兴趣，因为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某些故事就发生在大学公园内，发生在圣马尔可大学的那幢大房子里，发生在那座古老的图书馆里，发生在台球房和周围被烟熏得又黑又脏的小咖啡店里。那天早晨，我像一个旅行者，站在美丽的波罗塞雷斯小教堂前观察那个地区流动的人群——擦皮鞋的人、卖甜饼的人、卖冷饮的人、卖三明治的人……这时，忽然感到有人抓住我的肩膀，原来是比我大十二岁却处处和我相似的大巴布利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