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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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不把在玻利维亚写的故事作为他在利马写的故事的基础？我向他问起这件事，他给我的回答如此含糊，以致不能得到任何具体的东西。故事和听众见面，应该是新鲜的，如同水果和花草，因为艺术不容贮存，更不要说时间已使之腐败了的食物。此外，故事需要“听众家乡的故事”。既然听众是利马人，他们怎么会对发生在拉巴斯的故事感兴趣？不过，他作这样的解释是因为要立论，要把这一切变做普通的真理和永恒的公理，正如写作的必要出于本分。毫无疑问，他不利用自己以前的广播剧，其理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他对节约脑力毫无兴趣。对他来说，生活即写作。他根本不去关心自己的作品能存在多久。一旦播出，他就把剧本忘在一边。他对我说，他连一本广播剧的副本也没有保存。他写完这些剧本，心中总是默默地想着，一旦它们被观众所吸收，就应该烟消云散了。有一次我问他，是否从未想到过出版。
“我们混血美洲人的头脑可以生产比那些法国佬更好的东西。这并不复杂，我的朋友。”
“我的剧作保存在比书籍更难以磨灭的地方，”他当即教训我，“它们保存在电台听众的脑子里。”
我坐在窗台上，俯首读着一本法典。实际上，我是在窥视他。他用两个手指打字，打得很快。我看得清清楚楚，但却不敢相信。他从不停下来查找某个词或沉思一下，在他的狂热、鼓胀的小眼睛里从未出现过疑问的影子。看起来他像是在誊清一篇背熟的课文，在听别人的口授而打字。他的小手指如此迅速地落在键盘上，一天工作九至十个小时，创作出好几个故事的情节、片断和对话，这简直不可思议。然而他确实做到了，剧本从他顽强的脑袋里和不知疲倦的双手下一个接一个地以恰当的方式生产出来，有如一架机器上制造的一串串香肠。一个剧本写完后，他既不修改也不阅读一遍，然后毫不停顿地着手创作下一个。有一次我对他说，看到他工作，我想起了法国超现实主义者自动书写的理论，那种书写直接来自无意识而不受理智的检查。我得到了一种民族主义的回答：
在同小赫纳罗共进午餐的那天，我同彼得罗·卡玛乔谈了阿根廷大使馆的抗议事件。六点钟左右，我来到他的寝室，邀他去布兰萨咖啡馆。由于担心他的反应，这消息我是一点点地透露给他的。我说有的人非常敏感，经不起讽刺；另一方面，秘鲁在诽谤文章问题上的立法极为严厉，一家电台可以因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原因遭到封杀。阿根廷大使馆显然缺乏远见卓识，为几句暗示的话就觉得受了伤害，以致向外交部提出了正式抗议……
他创作广播剧，那么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写出一个剧本来，我一直很难相信。我多次看过他编写剧本，和录音不同——他竭力保守录音的秘密——别人看他写是没有关系的。当他在他的（我的）雷明顿打字机前工作时，他的演员、听差或音响技师不断进来打断他。他抬起眼来，解决问题，给予独特的指示，用他那感染性的微笑——这种微笑和我所熟悉的微笑截然不同——送走来访者，之后继续打下去。我常常以学习为借口到他寝室去，说我的“鸡窝”太闹，有很多人（这些人在那儿学习法律课程迎接考试，考试一过就把一切忘得干干净净；这些考试我总是顺利通过，他们不说我好，而说大学糟）。彼得罗·卡玛乔并不反对，他甚至对这些人的到来感到高兴，视为一种光荣。
“在玻利维亚，那会儿更严重呢，竟然威胁要断绝外交关系？”他打断我，“一个拉巴斯人甚至透露说在边界集结了军队。”
“我用几个铜板买通了门房，”当我问起那本无用的书时，他对我解释说，“我还能从哪儿搞到贵族人士的名单呢？别的名单，耳朵听听就行了：平民百姓从大街上就可以找到。”
他讲这话时的神情是无可奈何的，仿佛在想，太阳的义务就是发光，如果这会引起火灾，那有什么办法！
他早上八点到中央电台，将近半夜才离开。唯—上街走走的时候都是和我同行，到布兰萨咖啡馆去清醒清醒头脑。他在寝室里吃午饭，吃是一份三明治和一杯清凉饮料，那是赫苏西多、大巴布利托或他的某个合作者热心为他买来的。他从不接受邀请，从未听他说过去看过一场电影、一出戏、一场足球赛或参加什么娱乐活动。除了记事本和那些作为他劳动工具的平面图，从未见他读过一本书、一本杂志或一份报纸。尽管有人说我撒谎，但有一天我的确发现他有一本《国家俱乐部》会刊。
“赫纳罗父子请求您尽量不要在广播剧里再讲阿根廷人的坏话，”我对他坦白地说，并且找到了一个我认为会使他感动的理由，“完全不要讲，最好根本不去讲他们。难道他们值得一提吗？”
起初，他每天写四个广播剧。后来鉴于取得成功，逐渐增加到十个。这些剧本从星期一至星期六在电台播出，每次持续半个小时（实际上是二十三分钟，因为广告占去七分钟）。由于他既是这些剧的导演，又是这些剧的演员，所以每天要在工作室里待七小时左右，估计每个节目预演和录音需要四十分钟（有十至十五分钟花在演说和重复上）。广播剧一边播出，他一边写。我证实了他每写一个剧本所花费的时间只不过是他表演时间的两倍，即一小时。不管怎样，这就是说他每天要有十小时左右坐在打字机前。由于有星期天——这是他的休息日——每天实际工作时间要少一些。自然，星期天他是在自己的寝室里度过的，提前做下一周的工作。就是说，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他的时间表是：每天工作十五六小时，星期天八至十小时。所有这些时间都是富有成果的，即生产有声的“艺术”产品。
“值得，因为是他们使我这样做的。”他对我解释说，于是这件事到此为止。
彼得罗·卡玛乔身上有三样东西吸引着我：他的言谈、为一心一意致力于某种想法而过着刻苦的生活和他的工作能力。尤其最后一点，更是感人。在埃米尔·路德维格的传记里我曾读到拿破仑的顽强，他的秘书都倒下了，他还继续口授命令。作家彼得罗·卡玛乔长有大鼻孔的面庞使我常常想到他很像那个法国的皇帝。有一段时间，我和哈维尔把这个作家叫做“高原的拿破仑”（也常常叫他“在拉丁美洲出生的巴尔扎克”）。出于好奇，我甚至掌握了他的工作时间表，可是尽管我多次证实，但总难以相信。
回电台时，他用顽皮的、不妥协的语调告诉我，拉巴斯丑闻“刺疼了他们”，事情是由一个关于“高卓人的残忍风俗习惯”的剧本引起的。在泛美电台，我告诉小赫纳罗，不要对我作为中间人会劝说成功抱有幻想。
我答应尽力而为，但是希望不大，因为那位文人是一个非常自信、铁面无情的人。我自认已和他称得上是朋友，除了他使我对昆虫学产生兴趣之外，我对他还抱有敬意。但是，他对我也是这样吗？彼得罗·卡玛乔看来不会为友谊或任何其他要他脱离“他的艺术爱好”的事浪费时间、精力，也就是说，他不能脱离他的工作或癖好，这使他置人情、物质和欲望于不顾。他确实对我比对别人宽宏大量。我们在一起喝咖啡（他喝薄荷马黛茶），我常到他的房间去，利用休息时间同他闲聊片刻。我聚精会神地听他讲，大概这使他感到高兴。也许他把我看作一个弟子，或者干脆说，我对于他仿佛老处女的小哈巴狗和退休者玩的组字游戏，亦即为他填补空虚的人或什么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