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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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拙劣的讲述者和坏朋友把最精彩的部分藏起来了，”哈维尔恢复了自如，指着我们拉着的手说，“你们怎么讲我？怎么讲？”

“您不能欲言又止让我们继续蒙在鼓里，”她向彼得罗·卡玛乔恳求，“这个秘密是什么？卡玛乔先生？”

“因为你来到利马时是令人反感的，有一些讨厌的议论，”我及时插嘴说，“哈维尔只知道事情的第一部分。”

他望着我们，一言不发，像一个为自己唤起了别人的注意而感到欢欣的幻想家。然后，他像牧师般慢腾腾地站起来（他靠着煤气炉坐在窗台上），走近箱子将它打开，像一个从高顶礼帽里取出鸽子或旗子的魔术师似的从里边拿出一件件出人意料的珍藏品：一顶英国法官的假发、各种类型的假胡须、消防队员的头盔、一枚军人徽章、胖女人和老头及傻孩子的假面具、交通警察的指挥棒、老水手的帽子和烟斗、大夫的白大褂、假鼻子、假耳朵、棉花做的胡子……他像一个电动人似的把那些精巧制品拿出来，不知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鉴赏还是由于我们的关系密切而这样做。他一件件将它们装进套里，放好这件，取出那件，动作是如此敏捷，说明这已是他长期的习惯，经常这样刻苦地操作练习。就这样，我和胡利娅姨妈迷惑不解地望着他。彼得罗·卡玛乔通过更换道具在我们面前变成大夫、海员、法官、老妇、乞丐、女教徒、大主教……他一边这样变换，一边兴致勃勃地讲着：

“我是大名鼎鼎的玻利维亚女人？”胡利娅姨妈问，“为什么大名鼎鼎？”

“为了同我的人物交融在一起，为什么我不能打扮成他们的样子？我描写他们的时候，谁能禁止我有他们的鼻子、头发和大礼服？”他一边说一边将红衣主教的帽子换成一只烟斗，烟斗换成防尘罩衣，防尘罩衣换成拐杖，“我用破布给自己的想象力擦上油，这与别人有何相干？先生们，什么叫现实主义？人们如此津津乐道的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除了有形地同现实结合在一起，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从事现实主义艺术？这样不就使得工作日更容易度过、更愉快、更动人吗？”

“怎么？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玻利维亚女人？”哈维尔的劲头渐渐消失了。他看到我们时，我们正拉着手，没有松开。现在他的眼睛盯着我们交叉在一起的手指，已经没了以前那种世俗的自信心。“算了，算了，小巴尔加斯。”

可是，很清楚，他的声音开始是气愤，而后变得悲伤，人们的不理解和愚蠢把一切都解释错了。如果人们看见他在中央电台乔装写作，就会对他说三道四，说他是个玩世不恭的艺术家，他的办公室将变成多病平民的磁铁。最后他把假面具和其他物品放好，盖上箱子又回到窗户那儿。此刻，他神情忧伤，嘟嘟囔囔地说着，在玻利维亚，他一向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工作，从来没有在“破布”上发生过问题。相反，在这儿，只有星期天才能按照他的习惯写作。

“这是小胡利娅，我的奥尔卡舅妈的妹妹。”我对他解释说。

“这些伪装是根据人物创造的还是先有伪装而后创造人物？”为了说点什么，我这样问他，仍然处在惊讶之中。

“我要打断你们，是他们告诉我二位在这里。我本来要走了，因为我讨厌被人撂在一边不理不睬，”哈维尔说着拉过一张椅子坐下，向侍者要了一杯咖啡，他向胡利娅姨妈笑了笑，“很高兴认识您，我叫哈维尔，是这位记者最好的朋友。你把她藏得多严实呀，朋友。”

他看像一个刚刚生下的孩子似的看了看我：

尽管我内心受到伤害，暗暗决定把这个关于多罗特奥·马蒂的故事扔到字纸篓里去，但我仍竭力为文学虚构可以违背现实的权利热烈而艰难地辩护着。正当这时，我觉得有人拍我的肩膀。

“显然，您很年轻，”他温和地责备道，“难道您不懂得首要的总是词汇吗？”

“可是，适得其反，”胡利娅姨妈大胆而无情地反驳道，“由于你改变了那些情节，故事一点风趣也没有了。谁会相信十字架从活动到倒下会经过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引人发笑的东西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