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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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电台,彼得罗·卡玛乔和老赫纳罗闹了一场纠纷,”她告诉我,“那个玻利维亚人宣称在广播剧里一个阿根廷演员也不要,否则他就辞职。他赢得了卢西亚诺·潘多和何塞菲娜·桑切斯的支持,结果如愿以偿。那些阿根廷人的合同作废了。真好玩,对吗?”
我乘公共汽车返回泛美电台,一路上思考着用阿道尔夫的故事再试着写一篇小说,写得轻松愉快一点,模仿索麦尔塞特·摩根的风格,或者像莫泊桑那样写一篇嘲讽式的艳情小说。走进电台,小赫纳罗的女秘书在办公室里独自发笑。她笑什么?
在本地播音员和演员与阿根廷播音员和演员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竞争。阿根廷人潮水般地拥入秘鲁,其中许多人是由于政治原因被驱逐出境的。我认为那位玻利维亚笔杆子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赢得本地同事的好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很快发现这种猜测是不对的。他对阿根廷人普遍憎恶,对阿根廷演员尤其痛恨,看来这里面并无讨好的私心。准备好七点钟的新闻稿后,我去看他,打算告诉他我有些空闲时间,可以向他提供所需要的资料。他把我让进他的洞穴,以一种慷慨的姿态请我坐在除他自己那把椅子之外唯一可坐的地方:充当写字台的那张桌子的一角。他仍旧穿着那套西装,系着那条花格小领带,置身于一沓沓仔细堆积在雷明顿旁边的打字稿中间。那张利马市平面图已经用图钉按在墙壁上,各个街区都用红铅笔标上了奇形怪状的符号以及各式各样的缩写字母。我问他那些标记和字母是什么意思。
“好极了,去莱乌罗电影院,”她专断地决定道,“那里正在上映一部叫人痛哭流涕的影片。”
他点了点头答应告诉我,脸上露出一丝机械的微笑,这微笑包含着发自内心的得意和宽宏大量的神气。坐定后,他像发表演说似的开口道:“我是在生活的基础上创作的,我的作品就像葡萄藤那样攀附在现实生活上。为此我才需要地图,想知道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估计阿雷基帕市参议员的历险记一定会使帕斯库亚尔十分开心,说不定会热心地用整整一篇新闻稿加以报道。鲁乔舅舅告诫胡利娅姨妈,她若那样苛求,就别想在秘鲁找到丈夫。她抱怨说,这里像玻利维亚一样,美男子都是穷光蛋,有钱人都是丑八怪,即使有一两个有钱的美男子,又总是结了婚的。忽然,她转过身来问我,这一星期没有露面,是不是害怕再被拉去看电影?我回答说不是,并编了一些将要考试的谎话,然后我提议当天晚上去看电影。
他给我指着地图,我探过头去,以便弄明白他要说什么。那些缩写字母颇为费解,既不是指什么机关团体,也不是指哪个社会名流。唯一清楚的是,他把米拉弗洛雷斯、圣依希特罗、维克多里亚和卡亚俄港各街区都用红笔圈了出来。我告诉他,我一点都看不懂,请他解释一下。
“如果我能肯定他会永远保持这种状况,为了他那些钱财,我也可以跟他结婚,”胡利娅姨妈毫无顾忌地说道,“可是,万一我把他治好了呢?你想,那糟老头还不得在我身上极力补回失去的时光?”
“这很简单,”他回答说,那口气颇不耐烦,很像神父的语调,“最重要的是真实,艺术就是这样的,绝不能虚假,除非在个别情况下。我必须知道利马是不是就像我在地图上标的那样。比如,圣依希特罗区标上两个A是不是合适?它是不是那些世袭名门和暴发贵族混居的街区?”
“你别那么坏。不要拿那个可怜人开心了。”奥尔卡舅妈笑得前仰后合。
他在A上面加重了语气,那腔调似乎在说:“只有瞎子才看不见阳光。”他按社会地位把利马市的街区分了类。但是,那些限定词的种类和记名法的法则实在奇怪,有些地方他的定义下得很准确,另外一些则完全是主观臆断。比如,我赞成给赫苏斯·玛丽亚区标上MPA(中产阶层、职员、家庭主妇),但是我提醒他说,给维克多里亚和保尔贝尼区打上VMMH(流浪汉、性变态者、暴徒、妓女)的可怕标记是很不公道的,把卡亚俄港缩写成MPZ(水手、渔夫、黑白混血种人),给塞尔卡多和阿古斯底诺标上FOLI(女佣、工匠、农夫、印第安人)也实在值得商榷。
那位大庄园主在满二十五岁之前一切正常。就在那一年,他在美国度假,发生了一件倒霉事。胡利娅姨妈记不清是在芝加哥、旧金山还是迈阿密,年轻的阿道尔夫在酒馆里追上了一位贵妇(他以为是贵妇)。她把他领进一家旅馆。正当他同那位贵妇得趣的时候,突然感到一把匕首顶在他的脊背上。他扭头一看,是个身高两米的独眼龙。他们并没有伤害他,也没有打他,只是抢去了他的手表、奖章和全部美元。阳痿就是打那时开始的,以后再没有好过。每当他同某位女士在一起心猿意马的时候,就感到脊梁骨上有一把冰凉的匕首,仿佛又看见了独眼龙那凶恶丑陋的面孔,于是冒冷汗,欲念也随之消失。他四处投医,请教心理学家,甚至向阿雷基帕市一位巫医去求诊,这个庸医在有月亮的晚上把他活埋在火山脚下加以治疗。
“这不是科学分类,而是艺术分类。”他用做报告的口气说道,一面挥动着那小矮人的手掌,打着魔术的手势,“我并不对每个区里的所有人都感兴趣,而是那些最惹人注意的人,即那些给每个街区带来芬芳和光彩的人。假如一个角色是妇科大夫,他就应该生活在与他的身份相称的地区,一名警长也是如此。”
“今天上午,他本人亲口对我讲的。”胡利娅姨妈辩白道,她对那位大庄园主的悲剧颇有些幸灾乐祸。
围绕着城市人口的分布,他对我作了一番详尽而饶有趣味的询问(我只是感觉有趣,因为他一直保持着葬礼般的肃穆神情)。我发现他最感兴趣的事情都是一些极端:百万富翁与乞丐,白人与黑人,圣徒与罪犯。他根据我的回答,毫不迟疑地以飞快的动作在地图上增减、修改原有的符号,这使我想到他所发明和使用的这套分类法大概很有些时间了。可他为什么只在米拉弗洛雷斯、圣依希特罗、维克多里亚和卡亚俄港标上符号?